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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動的帝國: (全新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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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他認為: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已給出答案……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乾隆14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中心地位,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巔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文安立指出: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妥協的天分,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而此後的世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作者指出,在尋求現代性的歷程中,如果暴力和破壞曾扮演重要角色,那麼來自內部的暴力和災難也遠比外部所施加的更為嚴重。

  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

  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乃至於北京保護今日北朝鮮政權三代移交的心理,正可以和清朝作為朝鮮保護國之立場對抗日本互為對照。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他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作者強調:縱使中國試圖重新參與外部的世界,它因為發展而產生的諸多內部衝突,也使得它被拖回到與外界隔絕的泥淖中。作者還指出,當下的中國試圖重複著古代的朝貢體系或國與國單一外交關係,這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25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它的一部分向外看,尋找機會,一部分向內看,注意危險。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而《躁動的帝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如何與它的周邊(如北韓、日本、越南,還有台灣)發生關連。

  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中國躁動不安的狀態,從哪裡來?又去向何方?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













Year:
2020
Publisher:
八旗文化
Language:
chinese
ISBN 10:
957865491X
ISBN 13:
9789578654914
File:
MOBI , 1.0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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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FLCL
比起劉仲敬那種水平,出這種書算是對得起被砍掉的樹了
05 September 2021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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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ishane Defterleri - Cilt 2

Рік:
2012
Мова:
turkish
Фай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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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270 : Algèbre

Рік:
2016
Мова: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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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帝国

(EMPIRE)


有些中国人喜欢说中国的历史治乱相乘;





几千年来,中国从光辉璀璨走向衰颓,然后又复兴。





他们相信今天我们处于复兴阶段的开端;





中国将在未来愈来愈成为中心,愈来愈强大。





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现在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强权大国。





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历史,





从十八世纪以来,即本书故事开始以来,已有一个根本改变:





今天没有人预期过去会回来,至少不会以从前同样的形式回来。





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中国正愈加朝全球事务的中心移动。身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也名列前茅的国家,即使它在历史上也曾有罕见地衰弱、分裂或贫穷的时期,但中国仍一向受到各方瞩目。今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信中国已走出相当无力的时期,集聚了不寻常的国际力量。经常有人预测,二十年之内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社会科学院预估,届时中国将是世界科技重镇,它将消除其十五亿多人口的贫穷,并提升他们的寿命期至八十岁。同时,但也有人,尤其是邻近国家,深怕中国将加强军事力量以逼迫他人服从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飞升,从历史上可显示出,中国要通向未来可能不会像若干专家认为的那么平顺。共产党统治时期,以及中国更深层的历史(在帝国与专制统治者之下数百年的杰出发展)都留下了极深的历史裂隙,未来的领导人必须小心谨慎才能达成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今天狂热追求进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断层可能把中国带离我们目前追求的方向。这些其他道路对中国及世界而言或许是正面,或许是负面,谁也不敢断言。但是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重要地位,我们姑且不谈不利的那一面。

这些因素有些要归结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则与它无关。中国和许多邻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乃至于中国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观、中国组织其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以及它的经济和资源需求,在在攸关我们了解它的轨迹。但是,中国和世界的边界线并非一直清晰可见。在内与外之间的交会处,存在着一些中国心理地图上最为重要的部分:即国界、侨居外国人口、种族、贸易和思想交流等。谈到大国时,当你凑近一瞧,其边界线往往模糊不清。当内与外的分界线淡化,剩下的中国就是跨国的、甚至全球性质的中国。

如果说边境的分界线是模糊的,那么时间的划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鲜明地镌刻在中国的精神地图上,决定了它今天绝大多数的作法。因此历史对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响远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来得更直接。今天,这些东西很少是机械式的——中国人未必会拿过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鲜明的对比。例如,在当今世代,很少有中国人在省思目前国际局势时,会去想到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年至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们有关正义、行为准则、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类观念,却是在好几百年前就已形成。虽然我们不可能依据这个过去预测中国的未来,但我们却必须了解它们,看待将来时至少有些指引。

本书试图对中国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对外关系,提供简明的综览,但是开头时,先简略谈谈更久远的过去之遗绪,或许有助于我们的了解。我们首先必须处理一个「大哉问」: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国」,在歴史地理和文化上,究竟指涉的是什么?坦白讲,我愈是研究中国,定义就愈加难以捉摸。过去两千年,它是个帝国,不是个国家,而且是个非常开放、边界非常不固定的帝国。它的居民,直到近年,都是以他们所属的文化做界定,不是以外表长相或祖先做界定。能读、能写中文字(但未必要能说朝廷流行的宫话)是这个文化的关键,不论他们是外国人、奴隶、农民、女性或被征服的部落,能通中文即在「内部」,不通中文即在「外部」,或至多在边陲。

或许由于他们的文化菁英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人最关切的重心。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史华慈(Benjam一n一. Schwartz)正确地提醒我们,别把当代中国的一切都认为源自过去。他说:「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项特色,或许就是政治秩序被视为中心,份量极重。」认同国家,并尽可能地为之效劳,是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圭臬。即使不断企图躲避国家机器的人(不论是十世纪的佛教徒,或是二十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必须与政治秩序对抗。走遍全世界,你都看不到这样井然的秩序,包括俄罗斯或中国的亚洲邻国:前者有一套自己的尊崇国家的思维,后者则全都接受一部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中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起先有许多小邦,集体自称「中国」。汉朝有个大一统的帝国,国祚从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六年,大约相当于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核心部分一向面朝东方,望向黄海,即使一千至一千两百年前的唐、宋朝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完全纳入版图后,也没有改变其核心。我总是用一幅凹凸起伏的地图向学生解说中国如何从设在东部的首都看待帝国本身。西陲是高山和沙漠。西南最富庶的省份四川,也只能从东边通过狭窄的山隘进入。南方非常遥远,必须跨越大川、穿梭河谷。北方则有数不; 清的敌人,即使帝国扩张到北方,也仍会威胁到中国内部的强大族裔团体。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权力中心留在东方,许多朝代都把首都设在黄河附近。十四世纪以降,政治中心就在东北方的北京和长江之畔的南京之间移动。本质上,中国背倚欧亚大陆的中部,这个方向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极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一般对中国的概述,不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地理核心,环绕着它,长久以来认同、疆界和宗旨定义常有改变和调整。的确,中国的概念之所以能绵延长久,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它的不定形和具有争议性。每一代都挣扎着要把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意义赋予它、以及它在世界的地位,同时又要从之前的历史中去汲取意义。过去两百五十年,深刻的历史遗绪(国家、儒家文化、地理)皆出现在界定及赋予中国人方向感的重要名词之争。

正义的概念即是一个重要词语。它是影响汉朝初年以来中国政策的关键儒家思想。在大哲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以及和他时代相当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心目中,正义即是家庭之内、国家之内以及国家之间适当、和谐的关系。根据儒家传统,统治者的诚信比任何形式的程序正义更重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过去两百年外界对中国不义,这股委屈一直是中国国际事务的主轴。

规则和仪式是中国许多思想系统(不仅只限于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这些规则是由中国菁英为自己所制订,用以规范在他们底下的人。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阶层,也订出社会各阶层成员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十九世纪世界大变化之际,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迫要进去的以西方为首的国际新社会,其紊乱大于规律。追寻国际事务的通则因而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干,即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很容易接受对他们有利的规矩,而不愿接受不利于己的规则。

一种自居中央的意识也是中国人思维极重要的成分。中国的邻国自古以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成分,也确立了中国一向居于中心的宇宙哲学。伴随着中国在东亚居于最重要角色的信念,出现一种责任意识:中国是东亚区域不可或缺的大国。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中国人发现自己很难了解另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这里头有些讽剌,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能开放接受外来思想,而不放弃中国思想可以绝对普天下适用的意识。出自一个人自我中心信念的气量褊狭、不知宽容,于是在它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时刻妨碍着中国的外交事务。

在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千万记住正义、规则和中心意识这一个重要概念。但是,这三个概念只是广义的偏见,不是具体的规定。虽然中国的书面传统可以有助我们了解这些关切,但是,若是以为研读《孙子兵法》(公元前六世纪的一本重要著作)就可以更明白中国在今天的战争或冲突中会怎么做,是非常牵强的见解。今天的中国人,不论他们背景如何,绝对不会靠研读古籍来订定个人优先目标、或者国家和国际事务的优先目标;这和今天的欧、美人士不会先研读柏拉图或亚理斯多德才做决定,是一模一样的。但长久发展出来并经过试验过的社会、文化概念,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关切,并且有助于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作为。

中国现代外交关系史始于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〇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边境所有小国家的政治与军事独立,把它们并入日益扩大的中国版图。它根据中国的条件以及中国的优越感,规范它和其他邻国(北起俄罗斯帝国、南迄东南亚以及喜马拉雅山区各王国)的关系。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已在东亚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

大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纪初。当时关外一批豪强开始占领属于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开始统治中国)的部分领土。侵略者宣示的目标是征服全国,恢复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统治下已然沦丧的儒家礼教。征服者大军的领导人来自一个通古斯族部落,过去名称女真,现在自称满洲。他们势力往南扩张,许多蒙古人、朝鲜人和汉人,以及东北的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顺。一六三六年,满洲人建国,国号清。一六四四年,清军攻克中国首都北京,开始绥靖全国。明朝最后一个王族一六六二年兵败,在缅甸被擒、处决。

清朝公布的目标是要依据儒家经书所订的古代智慧治理。他们宣称明朝失败是因为统治者松懈、软弱,一连好几代失去方向感。现在,满洲人虽是外族入主中原,却要重振中国的伟大。但是和高唱传统与价值的许多政治领导人一样,清朝皇帝的话隐瞒了一个事实:他们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国,使它成为伟大的多文化国家。他们的组织相当现代,不同于原先存在的东西,强调协调运用经济、技术和意识型态资源。他们依靠军队打天下,其军队与鄂图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或甚至奥匈帝国的部队的相似之处,还大过与明朝部队的相似之处。他们依赖快速移动的骑兵、火器和大炮,以及绵密的后勤作业。他们意图建立一个超级大国,让所侍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顺服听命的位置。

尽管意识型态和军事力量强大,若非康熙和乾隆两位圣明天子长期在位,清朝或许也不会那么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驾崩。他的孙子乾隆则从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祖孙两人统治中国超过一百二十年,把大清的统治巩固到活在一六五〇年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也把个人特质贯注他们创造的帝国中。康熙机智、活泼,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心,但强力保护他的权力以及满人的权力。乾隆则有教养、勤奋,但是没有他祖父聪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务的理论上相较有些空疏。但是两人都了解他们统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谙驾驭一个复杂的区域所需要的外交和军事。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〇年),大清帝国已经巩固了中国的统治,并把帝国政府扩张到中亚、西藏和蒙古。满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样,对于帝国的对外关系订出规范,使本区域从朝鲜到缅甸诸小国全都明确承认中国和大清的霸主地位。国内方面,帝国承平,经济扩张,农业尤其发达(同时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制造业,其中又以瓷器和丝织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开发,市场开始兴起,所交易的商品从工地到工具都有。它是一个愈来愈专业化的社会,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书面契约和协议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家的影响在各行各业都可感受到,有点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绝对王权君主,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每一方面的生活、以及规范那些他们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欧洲君主一样,大清在许多方面也有败绩,但是他们建立的意识型态模式倒是由国家坚守到二十世纪清室倾覆为止。

国家的无所不在和帝国扩张大梦有密切关系。乾隆相信清朝的统治应该泽被四方,文化先进到足以理解中国原则的人都应该运用它们。这种普世主义超越其他一切,在十八世纪末期驱动帝国在其边疆进行耗费不訾的军事远征。因为用兵边疆的举措,最终在十九世纪初造成国库空虚。

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说大清中国褊狭、内观。但是当时在区域内和康熙、乾隆对抗的人,绝对不会说他们是内观。清朝持续对外扩张,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湾之外,他们的重心摆在陆上边境。到了一七五〇年,乾隆的外交事务大体上以三个区域为主:中亚方面,重点是扩张;亚洲海岸,重点是贸易和朝贡;俄罗斯,重点是外交。所有这些阵线的政策都经协调到让大清皇帝有时间全力统治中国,同时消灭边界上那些北京认为有能力威胁其统治的敌人。清朝本身以武力夺取中国,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竞争者依样画葫芦。

清朝势力进入中亚是一个激烈冲突、乃至种族屠杀的戏剧化故事。十八世纪初,准噶尔是由蒙古人领导的一个强大汗国,掌有中亚西部至蒙古心脏地带,并及于西藏边界的广大土地,其面积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印度。它断断续续与清朝交战七十多年。一七五〇年代,乾隆发动他所谓的「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争。在战场上击败准噶尔人之后,他下令清军追缉准噶尔菁英,一律杀无赦,造成十八世纪种族屠杀的一桩标准事例。接下来,他把准噶尔东部大部分地区及其南方一些小汗国并入中国,建立乾隆非常自豪的一个新行省,命名为「新疆」。

沿着亚洲海岸线,清朝同样强势,但不那么残暴。中国南方和东方的一些国家对北京的皇帝全维持某种形式的朝贡关系。(唯一例外是日本。清朝认为它是朝贡国,但事实上完全管不了它。)从朝鲜到尼泊尔各国都依据某种形式的仪式表示恭顺,譬如定期向皇帝上贡,与中国保持动态的关系。不过,所有这些关系性质都不一样,并没有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全面的「朝贡制度」。其实它比较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制度,中国文化是这些亚洲周边国家许多菁英团体自我认同的重心。中国一直是他们思想行为的重要参考(很像今天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朝贡国大多善于运用关系为自己争取好处。小国家经常诉诸皇帝的宗主权,替本身取得贸易特权(有时候把贸易化装为进贡),或取得中国协助本国之权力斗争。

直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十九世纪抵达之前,俄罗斯是中国唯一的帝国邻邦。尽管清朝决定尊重北方俄罗斯的领土,但双方仍是非常不对等的关系。距离和整体力量并非有利于俄罗斯人,因此他们很小心不去招惹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从今天蒙古边境往东划出一条边界线。中国依据条约辖有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今天俄罗斯的滨海省(包括库页岛)。尼布楚条约有助于维持和平,并允许沿边境进行特许的贸易。清朝放弃他们认为冰天雪地的北方荒原,放手向西扩张。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欧洲列强签订的第一份条约,让清朝见识到欧洲的外交作法。康熙皇帝从两位高级外交顾问那里——法国耶稣会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ois)、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学习良多。

除了俄罗斯和亚洲东部诸国,一七五〇年,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关系,远不及文化知识方面的关系来得重要。康熙曾在皇廷接见亚洲岛国代表、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命令底下学者要对这些外邦异域的知识扩大了解。有一段时候,康熙与来自欧洲的耶稣会神甫,如张诚、徐日升等时相过从,他们呈给他有关天文学、军事事务、建筑和绘画的种种最新发现。康熙很小心提防不让他们或穆斯林、佛教僧侣有任何可能危害清朝政府霸业的传教活动。教宗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发布一道愚蠢的敕令,禁止中国教徒参加清朝的国家仪式之后,康熙在一七二一年下令禁止基督教传教,可是耶稣会留在中国直到一七七三年清廷取缔耶稣会。但仍有些传教士留在中国。例如,乾隆的翻译官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一七九三年在北京去世,只比乾隆去世的时间早了六年。

一七五〇年的清朝在亚洲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乾隆皇帝喜欢夸耀帝国不畏外敌入侵,农业供应亦已自给自足。它和亚洲大陆国家互动的形式由北京决定,虽然皇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国家决定政策,但透过外交、教育或文化,它经常对他们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大清首都被公认是东亚区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来,而关于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断则由北京散发出去。甚且,它的菁英坚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国唯一的合理方式,可做为亚洲、乃至全世国各国的楷模。

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完成于一七五〇年,是清廷国力鼎盛、威震寰宇的伟大象征。乾隆御批兴建这座林园,以展示他的美学知识和帝国威力。圆明园面积是北京市区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的五倍大,有意揽天下之胜于一园,有如十八世纪的世界博览会。圆明园内亭台楼阁林立,有来自不同朝代的中式建物,以及来自中国内地、朝鲜和东南亚的建筑和园景。但是最让中国游客惊艳的是在园后方的建筑物,它由来自米兰的画家、建筑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设计成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主建物取名「晏海堂」,俯瞰中央喷泉,皇帝搜藏的欧洲艺术品,包括他最喜爱的法国钟,都放置在这里。

直到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侵入北京,大肆掠夺与破坏之前,圆明园象征大清的骄矜自负和其首都的中心地位。一百二十年之后,我以学生身份首次来到这个中国首都时,圆明园旧址除了入口处散布一些反帝国主义招牌(「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几块穷农民的菜园之外,空空荡荡。对我而言,这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也是避开众多闲人会女朋友的幽静地点。但是有些本地人不肯进去,因为里头有太多宁可忘掉的历史幽魂。

写作本书的念头起于二〇〇六年,有一天我在圆明园旧址散步之时。我在圆明园旧址对面的北京大学开课,讲授中国与世界关系。动笔之后,这本书花了相当长时间才完成(该读的材料浩瀚如海,更惨的是,由于二〇〇〇年代各方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似乎每六个月材料就倍增。推动我坚持不懈的原因是:我需要提供给学生及其他读者关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知识上的修正),不仅要谈到冲突与民族主义,也要强调文化转变及中西合璧的认同,要同等对待传教士和外交官、生意人和革命家、工人和老板。传统有关中国国际事务的历史,直到近几年,大多集中在各种形式的国与国之关系。虽然讨论政府如何发展外交政策并没有不好,但是这样的叙事不能让我们了解国际与国内之间关系如何演进、或是不同群组的人如何互动的全貌。它们太狭隘地集中在国家的中心功能(行政管理、交通、战争)因此建立的建构与解构的印象,并不契合大多数人如何看待他们本身和国际或外国互动的情况。

中国的史书编纂如此偏重国家,挑战我要写一本不一样的书,从清朝倾覆谈到人民共和国建政时,不会只侧重国家复兴。同时我也要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对许多中国人来讲,国家是如此的重要,有国家的时候比起没有的时候更容易抱怨。但是我不想要读者相信,国家衰弱和力量是中国现代国际事务史上唯一重要的轴线。

我在本书不只讨论外交和战争,我试图带领读者更深入中国的国际历史。本书处理的历史是从上到下、社会不同群组活生生的经验。当它专注于国家时(国家强大时期,本书自然会提到国家)是为了要综览中国菁英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外在世界的角色。本书固然没有全盘假设有个单一因素,驱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却强调中国在现代的快速改变,以及中国吸收改变的独特能力。也主张中国有能力融合中外或至少折衷社会认同,以及它偏爱把别的地方建立的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东西。这些要点并未推动历史,但它们是有帮助的指向,点出我要往哪个方向走,以解释历史。

本书的中心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蜕变的故事。现在已是中国人把生活和实践转化为全球现代化参与者的时候了。拥抱新事物的中国人(若有机会拥抱的话)人数一向远超过不拥抱新事物的人。中国人出国旅行、念书和定居,以便了解向他们敞开大门的新世界,从中汲取益处。从时间和重要性来讲,他们和国际接触的经验非常像欧洲农民(例如我的祖父母们)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新世界。市场很严酷,同时又很兴奋,它含有机会与危险、吸引力与惊恐,愈来愈让地理上、心理上都远离它的人也逃脱不了和它的关系。中国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国际史,就是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接触的故事,也是中国人如何打造现代化、同时如何受现代化影响的故事。

破坏和暴力也在这个故事扮演重要角色。圆明园的历史显示,西方军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侵入中国,所到之处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就破坏和暴力而言,真正的灾难起自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人进攻中国掀起大战,特别就中国农民来讲,恐怖一直持续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

就许多中国人而言,战争和毛泽东主义结合成为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战争证实外在世界仇恨中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证实除了资本主义和外国影响,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追求现代化。没有前者,后者不会如此旺盛。但实际状况是,中国在血腥的一九四〇年代把路线定向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毛泽东时代的大屠杀、恐怖和自招羞辱,在这段期间两千万人丧生,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也毁了一生。这些大多是中国人对其他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其伤天害理的地步使得中国绝多数人依然宁可避而不谈。这些犯罪的中国人受到共产党想抄快捷方式搞现代化的想法所牵引,而这种想法也在二十世纪的其他地方造成重大破坏。

当毛泽东主义在一九七〇年代随着毛泽东一起死亡之后,中国开始蜿蜒曲折走回国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是过去一个世代的领导人绕道不走的路。中国有些历史学家说,因为有毛派分子在过去数十年的大破坏,今天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变得容易多了:毛泽东杀死了旧中国,却在无意间留下一块空白,得以写下市场发展的律令。我可不敢如此肯定。

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方向可以走——从柬埔寨式的种族屠杀,到类似台湾的民主发展。市场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在那里,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大破坏所造就,而是早在共产党企图摧毁它们之前,中国早已有很长一段时候实验市场整合。这些根源是本书故事的主干,不只因为它们对现状十分重要,也因为它们影响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进程。

过去影响现在。今天的中国被其现代蜕变、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转变所影响。因此历史是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关系最根本的基础。在我们这个世代,有些人用中国多苦多难的过去当做它专制威权,或偶尔在国际上贩卖力量的借口。其实不应该如此。中国血腥的二十世纪,其实中国人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远大过列强造成的伤害、而伤害还会持续一段时候。中国可以接下这段不光彩的过去,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择一前进。一个选项是,它可以在国力大盛下,行径愈来愈有侵略性,就像中国国势衰弱时遭到列强侵凌,现在终于可以一报还一报。但是如此外显的敌意很有可能是内部持续衰弱的迹象,一个和过去挣扎、却走不出历史困境的中国,因此隐含着不稳定。另一个选项是,中国依据它本身的价值和过去的教训,与别的国家寻求合作。这样的中国很可能是国内稳定,因为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的政治改革,因此得到更大的正当性,有个更活泼的政府。唯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将朝哪个方向走,但不论它往哪里走,走过之处,历史将留下痕迹。

有些中国人喜欢说中国的历史治乱相乘:几千年来,中国从光辉灿烂走到衰颓,然后又复兴。他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处于复兴阶段的开端:中国将在未来愈来愈成为中心、愈来愈强大。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现在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强权大国。不论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历史,从十八世纪以来,即本书故事开始以来,已有一个根本改变:今天没有人预期过去会回来,至少不会以从前同样的形式回来。现代的环境是望向未来大过回首过去,中国人也一样,即使那些相信历史发展循环论的人也不例外。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系或许形式上似乎恢复过去的样貌,其实它的内容将不容置疑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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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蜕变

(METAMORPHOSIS)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多数的外交事务及内政都正逢改变的时机。





在欧洲和北美洲,科技大革新有助于创立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武力而言,两方国家因之胜过其它任何国家。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几乎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中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





当这些战争一停止,中国和日本就被西方列强放在希望打开门户做生意的对象名单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展开一系列将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转化。虽然这些改变有些有其国内根源,但大部分仍与它和西方的新接触有关。但是这股演进的关系并非单纯是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议题。就中国而言,这是个复杂的转变期,新作法依照既有的中国模式形成。清廷承受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的压力之际,家庭和个人从事活动(如贸易、求学、宗教事务)而因此出国或至少在国内接触到外国人或外来思想的机会大增。中国在十九世纪的故事因此不只是有关帝国主义和破坏的故事,也是综合来自国内外情势变迁的新生事务之故事。大清帝国危机交乘而至、左支右绌,某些混合现象却益加兴盛。

中国国家地位的下降对它在十九世纪的蜕变至为重要。清廷和西方国家军事接触频频失利、蒙羞,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它和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之后朝廷地位陷入阻难也有重要的历史关联。满洲企图控制国家及其邻国的方式,从前没有任何统治者试过,到了十九世纪初,他们已尝到帝国过度扩张的苦头:国库枯竭、军队厌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来愈乏效率的警察国家下也已疲惫。清廷面对改变中的社会框架,必须要有坚强的皇帝,并大幅修订政策,才能克服新环境构成的挑战。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以一八三九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意味大清帝国改革的时间已经比起世纪初始之时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更加少了。清廷依旧需在国内及国外力保地位不坠;即使国内外大敌连手对付它,它仍不易被击倒。中国政治危机逐步浮现,皇室学到许多如何维系权力及把新思想化为对己有利之道。但是,国家已经无法像十八世纪那样控制知识。它必须面对逐渐在全国散播开来的信息革命及政策执行上的变革。这种思想上、行为上的革命是新形式的中国现代化的初期突破,创造出和外在世界的持续互动。

一八〇〇年(嘉庆四年)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大多会把这些外国人当做是大清皇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国幅员辽阔,包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虽然其实质边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涵盖了从朝鲜半岛到中亚天山山脉、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到缅甸沿海的大半个亚洲。紧邻着此一帝国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环状地带则是朝贡国。这些国家全以某种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权,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清帝在朝鲜半岛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力。遥远的泰国和尼泊尔,虽然仍坚守朝贡关系,但比较只是礼仪性质。但是,大清帝国的权力已渐失去力道。越南是正式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清廷近年来因在越南长期内战中选错边支持,而失去在越南大部分的影响力。

一八〇〇年在南方边境的情况是中国及其邻国关系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视为在这么广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一朝贡国家内部的权力竞争中,中国皇帝都能够轻易地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清朝的某些远征行动已没有以往那么成功:一七六〇年代,乾隆皇帝试图介入缅甸,想把它留在中国势力范围内。远征无效,且代价高昂(中国至少死了七万名士卒)而缅甸人仍保持独立。

一七八〇年代与刚统一不久的越南爆发一场战争,也一样灾情惨重(两百年后另一场中越交战,中方也没讨到便宜):中国企图影响越南内战的结果,却因规划不当而失利,损失了数千人。虽然越南国王旋即上表请罪,强调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的清廷朝贡。可是,满清的声望已经大受伤害。

某些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末期处理其区域霸权欲振乏力,是国内衰弱的结果。这一类的论据大部分经不起历史检验,就好像两百年之后美国在越南折兵损将,很难用国内衰退所致去解释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清廷缺乏政治目标,又犯了战略愚蠢,那么中国在这些交战一定会赢。一八〇〇年之前,中国国内的确出现困难,但它们没有对中国的外交事务造成重大影响。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软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闭,在决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当中留下真空。和所有威权政治制度一样,清朝的强盛取决于一小撮的统治菁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逊位时,已在位六十年,但这位太上皇当时毫无放弃权力的意愿。他之逊位只是因为事功伟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做为后辈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虽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权,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

乾隆一生笃信以军事方式解决中国许多边境问题。起先,他的战役大多成功。他声称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中国边境安全,而非要扩张帝国(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〇年代,他已经控制大部分中亚,并派出部队驻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强迫尼泊尔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在帝国之内,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丰饶的四川省,更紧密纳入北京控制下。但是,军事远征耗费惊人,皇帝本身身体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〇年代末期,乾隆皇已经失去交易、妥协的天分,在过去这经常使他可以宣称远征胜利。他变得愈来愈僵硬并日益脱离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英明果断。

乾隆的儿孙嘉庆和道光,在位期间分别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一一〇年,以及一八一一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他们都是没有能力的领导人,没有大清皇朝开国君主的机智。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为人诚实、方正,在三十九岁时登基。他是父亲的第三位选择(前两位世子全早于父亲去世)。嘉庆当家初期努力处理前朝留下来的两大问题:朝廷官员的贪渎、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热。他肃贪成就不大,但已挣得若干民心,不过个人权力因而降低。他想要抑制宗教狂热,成绩更差,尤其是全力弹压在华中地区贫民圈从者甚众的佛教教派白莲教,更是焦头烂额。它使得国库空虚,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〇四年才由先皇的将领以老方法(结合迁走民众、集中住进受保护村庄、并动用民团剿逆)取得成果。

嘉庆最后敉平白莲教。但后人批评他,一开头夸大白莲教的重要性,后来它坐大、已开始威胁到大清统治的大型叛乱时,又处置无方。白莲教之乱被许多人视为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他的父亲能舌灿莲花,把最无意义的干预都说成是重大事功,嘉庆却连胜利都没办法说成胜利,他的个人声望大跌。一八〇三年,有个暴民在街上攻击他;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阴谋分子企图攻打紫禁城。一八二〇年嘉庆暴薨(据说,在前往夏宫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这是大行皇帝最惊天动地之举。

嘉庆的统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视的情况拖累到他儿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统治。道光有心作为、却意志软弱,又体弱多病,常因最新读到的奏折内容而突然改变政策。随着年事日长,他愈来愈受朝廷有力派系之挟持。他的叔伯、兄弟、嫔妃、大臣和太监,各组派系,相互争夺权力。皇帝本身不时求助于伟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作法,以及既有的礼法制度。可是,大清开国君主能够作出创新(不过却把创新包装为恢复伟大传统),道光想恢复中国光荣历史的努力却徒劳无功,眼睁睁看着帝国陷入混乱。

历史学者对中国在十九世纪经济、社会频现困难,发展出若干解释。现在,这些解释却很少能经得起有根有据的检验。有些解释指向人口过度成长、资源耗竭、天生的技术落后,以及缺少市场机制。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个问题,它们在近年来可找到的证据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显示,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力与世界任何主要地区相比,毫不逊色。中国最有生产力的地区(长江下游流域)农村生活水平,在同时期约相当于欧洲最有生产力的地区(英国)。以人口成长而言,中国的生育率和欧洲相比,似乎还有增加,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增加最多。虽然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对资源的供应构成压力,但中国的生态情况并没有比欧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还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运输有效、又廉价。农人及工匠掌握的技术已先进到足以维持高度生产力(以全球比较而论),以及农业及工艺品的高水平产出。

十九世纪初,中国经济稳定,但不是蓬勃发展。它的生产力已进入高原期,唯有技术改造才能再超越。只要国内政治保持相当稳定、避免大型战争,贫穷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欧洲在一七五〇年和一八五〇年之间也发生石破天惊的巨变:政治纷扰,国与国之间交战,廉价能源唾手可得,加上来自美洲的资源,有利于新科技取代旧科技,展开了整合型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换句话说,欧洲(尤其是英国)才是例外,中国不是例外。

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只有少数是经济或社会的问题,几乎没有一项来自帝国发展所内建(built-in)的弱点。反之,它们是治理不当、外人侵略、战争和叛乱的产品。十九世纪中国国内经济有两个主要趋势需要注意,我们或许才能了解它们对外交事务的影响。第一是国家裂解下,边陲的相对改善。第二是富有的沿海地区之贸易形式从中国内地省份转为国外,主要(但不仅限)是东南亚。当然,这两个趋势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关联。但是它们一起创造出一个在十九世纪中叶及末叶的中国,比起一个世纪之前更不平等、更不统合。国家组织的交通运输消失,对于山东到华北、长江中游到华南各河川的经济阵线区域造成不利,从前的中国人在十八世纪会从这些地区把大量的原物料开采来供应经济中心之用。同时,对外贸易的增加打败某些地区;例如,东南亚进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给沿海及长江流域口岸之需。

十九世纪中国整体经济模式即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不均衡成长。某些部分的经济快速成长,其他部分则停滞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决定了命运,富裕的沿海地区即使因为战争的影响、暂时受挫,却变得益加富裕,而贫穷地区及边陲至少相对而言,益加贫穷,尤其经不起武装冲突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序之冲击。

不均衡成长是十九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进入中国,把中国分为两半。一八四〇年代及一八五〇年代,外资在中国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据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固然要再过一个世纪,外国产品及生产方式才及于大多数中国人,固然中国的经济截至今天几乎仍以农业为主,与外国人及地的接触开启的不只是产品、工作场域和消费的深刻改造,还影响到中国人对其经济的思维。

这种深刻的改变不只发生在中国国内,它也发生在出洋在外的中国人身上。中国有史以来其人民就外出寻觅贸易、冒险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机会。和其他民族一样,人性的好奇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风险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国家。就中国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发生在十五世纪末期,与东南亚的贸易勃兴。中国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爪哇、马来亚和泰国的居住地都是商业性质,遵循连结中国及其南方邻国的贸易路线。尽管中国政府祭出种种规定,阻止对外贸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经官方允许出国旅行,可处斩首之刑)但仍有足够的吸引力道让愈来愈多的人想要出国。清廷在十八世纪中叶放宽出国限制之后,第二波移民潮在东南亚各地到处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后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百万人离开华南,企图在帝国快速可到达之外的地方安置下来。相较于欧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这个数字根本不大,但是对于中国及移入国家已经有极大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国人的地方,而且经常试图寻找有同乡、同宗亲人的地方——这一点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并没两样。泰国和爪哇有些地方新移民人数竟多过本地人。几乎立刻出现和本地人通婚的现象,许多中国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终追远,谨记他们的华人认同。他们形成强大的社会及生意网络,贯串起中国老家与他们移民之地的关系。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〇年之后、即清朝国势日衰之下,出现变化。由于与外国人的新接触,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国人开始为了新的目的出国、前往新的国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东南亚之外,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间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国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国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鲁(占百分之九)。出国者经常是和外国公司签约受雇,前往农场或矿场打工。大多数情况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国内的日子更苦,使得许多人愿意冒险移居外国——至少暂时如此。

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移人口大多来自华南,尤其是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人口从这些地区外移,创造出在中国这些区域之内建立西方据点的效应,透过它们,华南沿海地区的人更快速和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连上线。移民以贸易商、工人及消费者的角色在本国对此一经济效劳。他们也照应新的贸易路线,利用他们对当地的了解替自己在外国贸易商和殖民者之间抢到通常并不稳定的一个角色。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整个东亚、乃至美洲若干地区,全靠中国劳工和贸易商提供黏胶把本地及贸易经济连结起来。这些侨外社群将在中国的对外事务、有时亦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建立起全球化的中国(西方人和中国人经常都有人对此皱眉头、感到不以为然)而扮演中间人的关键角色,在相互陌生的世界之间传输思想和作法。

出洋的中国人进入一个种族及社会团体相互冲突、文化殊异、治理方式紊乱的复杂世界,但是就认同及代表性而言,中国的情况也一样十分复杂。我们现在晓得,住在中国核心及周围地区的中国人已在过去五千年以许多不同方式界定他们本身的种族。这群人今天愈来愈自视为「汉人」,中国政府认为其国内人口高达百分之九十二为汉人(占全球人口近百分之二十),发源自今天中国中北部地区,大多是黄河流域,从公元前两百年左右起的汉朝,成为一大块地区文化上的主导群体。自从汉朝起,其文化散播到今天中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南及华西。某些散播是透过征服而发生,某些是同化的结果,更有些(尤其是大汉帝国裂解后)是非自愿的从核心地区人口外移。华南的汉化相当大程度是北方人避难到南方的结果,他们因汉朝覆亡、北方诸邦又分裂而南移。到了一八〇〇年,这种文化和种族的统一过程十分先进(虽然在中国某些地方,今天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就大清帝国而言,种族是个棘手问题。帝室本身源自非汉族(属于满洲族),必要时也喜爱夸耀自己的「另类」。大清帝室这群内圈人士的团结有相当程度要靠它与受它统治的浩瀚如洋之汉人有所区分而维持。但是,大清也是帝国,在其辖境有形形色色的团体,它找出一套复杂的方式治理不同的族群。某些族群是依据语言文化而界定,譬如满、蒙、藏族或华南五花八门的族群〔苗(中南半岛称为Hmong)、摆夷、傣等〕。有些则以宗教不同界定:文化上已汉化的穆斯林——中国人称为回族、喇嘛派佛教徒的哈萨克斯坦人,以及在云南、广西、贵州或台湾的各种宗教教派。满清皇帝大多努力学习,扩大对这些族群的认识(如他们的语文和宗教),但即使认真如乾隆,也必须承认他有时候也分不清哈萨克斯坦人和突厥人,因此未能依据清朝定下的规矩对待他们。

界定殊不容易。即使已被界定为数量上最大人口的族群之菁英(那些具备中国书写文化、儒家社会组织和与中国本土有祖先关系的人士)在十九世纪初也很难界定「汉人」的确切定义。由于中国没有类似欧洲正在慢慢发展的民族的概念,「我们」、「我们的土地」这类字词指的是一个人的村庄、宗教或省份,而不是指国家;但在欧亚大陆愈往西去,即使是农民也会深知其民族和国家这件事。

中国的核心文化并不排斥别人。想要担任帝国官职的根本条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科举考试依然相当公开。各个族群的菁英可以让最优秀的子弟应试,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中华文化即可,他们的信仰与种族并无碍于科考功名。帝国故作「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状。但在大多数人而言,俗谚说:「天高皇帝远。」他们固然接受帝国的正当性,但主要的认同对众是地方或亲族。

这个时期,对于何谓中国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大多数人具有多重认同。从书面证词看,在一天之内,一个人很可能自认为有点中国人,可是更多地自认为是四川人或广东人;他也是帝国的仆人(或誓不共戴天的敌人)。认同和效忠很像全中国各地乡下寺庙的种种信仰:神明很多,崇拜方式也有很多,但最接近于你的是祖先和家乡的英雄,象征你的故土和家园。如果说在帝国的核心,认同很复杂,到了边陲,它们又变了。人们可能在今天十分中国人,可是次日又不然,纯视中国给予他什么样的机会和保护而定。

因此,在中国人眼里,谁是外国人?答案当然是看你问了谁而定。对于大多数住在中国核心区域或出身核心区域的人而言,外国人指的是文化上没认同中国的人(即使「文化中国」的定义本身就有高度争议。缺乏现代的民族主义,又活在有时候自豪是异族的朝代下,狭义的「内」「外」定义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并不是件好事。可是,清朝从前朝继承了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华夷观」的价值系统)意即在文化上「中华优,异族劣」。数百年来这种世界观影响中国人看待其他民族及其行为。

明朝和清朝时期,中国人看待外国人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从国外旅行回来的中国人,一是来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来自前者,有了一些对外国风土人物的书面记载。这些书籍记载大多是屡经转述的故事,而且和在欧洲刊印、尤其是十八世纪刊印的书册一样,它们评论中国的频率,并不亚于对其它认知浅薄议题的评论频率。大体上,它们呈现的帝国是位于三个同心圆的中央。紧贴在核心之外的就是中国外围的民族和国家——受中国殖民及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第二圈包含的是在中华文化之外,但至少偶尔仍向皇帝进贡的国家。第三圈包括与中国及其文化没有关系的国家,不熟悉的民族,只有极少数关于他们的文献存在。或许一点也不足奇,愈是远离核心者被认为最奇异、最野蛮。有许多故事描绘他们信仰狂暴、性变态、吃人等等。「外夷」有体臭、穿着不得体、相貌怪异。有时候,这些「野人」像禽兽大过像人类。对于这种人,清廷相信过去的说法:「听任他们在外面,别邀他们进来,不要治理或教化他们,也不要承认他们的国家。」

中国对地理世界的认识在十八世纪大幅上升。虽然自十二世纪以来,亚洲的地理已经绘成地图,而且至少从十六世纪末以来已经有一系列完整的欧洲人绘制之世界地图,但是直到乾隆时期,中国学者才开始把更准确的欧洲位置及其相貌纳入他们的著作。更新的地图含有对欧洲国家更多的信息,有些信息还十分准确。然而直到一八〇〇年代中期的皇室地图,仍以中国与之有互动的世界为中心——十大卷的皇清职贡图(一七六一年)是最好的例子。

一七九四年,地理学者庄廷黻印了一幅卷轴,不仅对欧洲地理有正确的描述,还讨论当地国家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庄的作品是精妙的文化折衷作品,把中国置于地球中心,又赞扬西方的地图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工具,使所有的人都能来皇廷致敬。和西方无殊,在帝制中国绘制地图不仅只是地理上的精确诠释,还和效忠、文化和权力有关。

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国人的印象揉和了透过亚洲陆地接壤国已知的既有印象,以及从新近的海上边陲得到的印象。和欧洲人与外在世界人民接触时并无二致,何谓文明、何谓野蛮行为的定义是透过和欧洲的「外夷」来往已建立的判断来看待。我们很明显看到中国人把早先从蒙古人或哈萨克斯坦人身上看到的特征,又出现在荷兰人或瑞典人身上。就和爱尔兰人给人的既定形象经常由英国作家转移给美洲或非洲土著原住民一样,中国人对已知世界的固定印象也移转到新来的外国人身上。中国的世界变大之后,它的人种学者试图以可以理解、但又略嫌陈旧的思维习惯去解释它。对欧洲人稍有进一步了解后,他们被认定是新种「野人」。他们是中国的「另类」——这些远方夷狄是中国「西方学」的目标:很有趣,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中国人;有威胁,是因为他们乃是化外之民。

洲各国当中,中国第一个有常态外交关系的国家是俄罗斯。的确,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一个外交关系(接近西方定义的外交关系)发生于和另一个从北方向东亚推进的扩张中的国家之接触。清朝初年,向俄罗斯沙皇有某种形式效忠的猎人和商人已经出现在中国边境。康熙已在进行掌控全部中亚东部的大规模行动(到他孙子乾隆才大功告成)。他对西方有相当的认识,也担心俄罗斯的力量,决定以和从前不同的方式来绥服这群新蛮族。

一六八九年,康熙不顾许多廷臣的建议,和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所签,第一个类似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条约。透过此一条约,他不仅承认一位外国君主(沙皇)对他没有朝贡关系,也同意(至少是原则上同意)两国沿阿穆尔河[1]划定国界。大清皇帝当中最伟大的康熙是个务实的人:在他采取行动粉碎西域的蒙古人、准噶尔人时,俄罗斯保持中立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以类似今天上海合作组织(二十一世纪中、苏合作对付中亚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方式,康熙及其继承人要让俄罗斯人在贸易及领土上得到满足,它才会在清朝殖民从喀什嘻尔(Kashgar,南疆第一大城,也是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到乌兰巴托[2](ulaanbaatar,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这块地区时,愿意袖手旁观。从中、俄两大帝国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一笔大交易——当然在一七五〇年代已被杀得族人尽灭的准噶尔人,是不会认同这个看法的。

从十七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俄罗斯(东亚和北亚两大帝国)设法不只避免战争,至少还有某个限度的合作。一七二七年,他们签署恰克图条约(Treaty of Kiakhta),重新确认原先协议的规定:北京接受每三年两百名俄罗斯商人进京,同时也允许边境通商(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已变得愈来愈民间性质)。通商的经济重要性并不是微不足道,对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到十八世纪末,它的对外贸易有百分之十发生在中、俄边界。直到十九世纪末,贸易优势在中方这一边:俄罗斯人卖毛皮(貂皮、老虎皮和狼皮,在中国价值相当高),中国则出口制成品:丝和陶瓷,后来又扩大到棉花和家具。沙皇的将领亚历山大.索伏洛夫(Alexander Suvorov)率兵和拿破仑作战,亮出来的军旗即是由中国生丝制作。

清廷在国内试图把它和俄罗斯的关系解释成朝贡,但其实它非常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来往。外交上,通常只要故意相信,彼此就可以走很长远的路:中国第一个「外交」关系相当稳定,是因为双方看到各自有利的部分。沙皇的顾问们认为,中国人长久以来将会和俄罗斯人结盟,以防堵欧洲其他大国。清廷权贵晓得,不让俄罗斯人作梗,中国即可进行它在中亚属地之殖民。虽然中方从贸易中得到较大利益,俄罗斯人则得到他们珍贵的产品,但中、俄贸易扩张并未导致日后我们看到的广州与西方贸易所产生的政治问题。同样的,东正教教士在北京是为一小撮俄罗斯侨民服务,不在晓谕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和一个世纪前的耶稣会教士一样,他们是文化的诠释人、不是灵魂的搜集人。因此之故,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保持相当的互不冲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满清(业已因国内战争及中、英战争元气大伤)才又成为新一轮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人。

到了一八〇〇年,中国早已是贸易帝国(虽然绝大部分贸易发生在其国境之内或是与其毗邻国家之间,距离十分遥远、通讯相当困难,但陆上及水上交通与西方相比则高明不少。)虽然国家控制及监管所有形式的贸易,并于紧急事故或天然灾害时提供给养给老百姓,但不同形式的民营或半民营贸易已散布帝国各地,且得到税赋优惠或根本不理会缴税规定。朝廷对商贸持嗤之以鼻的态度,因此也不重视课征商业税。当市场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后,民间金融体系和繁复的经纪作业也发达起来。

即使在对外贸易的领域,十九世纪初期的清朝也将控制权逐渐让给民间。中国之所以坚持各国实质朝贡,是因为这么做其统治者才得以透过展示外国奢侈品炫耀他们的富丽堂皇。皇帝们公开宣称中国完全自给自足,可是他们还是喜爱穿上西伯利亚来的毛皮或是握着东南亚来的乐器被绘入图象。

实际上,十八世纪中叶起,清朝逐渐开放广泛的对外贸易,大约可分为三大区块。第一是依据朝贡关系:例如,泰国的商业沿着原本经由广东口岸献礼给皇帝的海路发达起来。一七二〇年代,清朝废止禁止中国人从事海上外贸活动的命令后,大部分的海上运输起自广东和福建,或是东南亚的华侨小区。到了十九世纪初,朝贡的概念已经很务实地与贸易混合在一起。试图垄断对外贸易的泰国国王,受惠于来自中国的丝、茶和铜。中国商人则因转售进口来的泰国干货和米而发财。

另两个贸易区块涉及到与欧洲列强打交道。恰克图制度打开并规范与俄罗斯的沿边贸易,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十分稳定。第三个区块则相当麻烦: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皇帝试图参考和俄罗斯、以及朝贡国家贸易的办法,以有弹性的制度组织起欧洲商人的海上贸易。号称广州制度的这套办法,以广州做为唯一开放和西方船只贸易的口岸。外国人(其中大部分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只能在每年十月至三月的贸易季节来广州,在经过葡萄牙人据有的澳门时要先取得中国的许可证,然后泊靠于广州市南方的黄埔。他们在黄埔可和有执照的中国商人接触。中方这一头,贸易由广东省海关总监管理,这个职位由皇帝钦派。他负责发执照给地方商人,在每一艘外国船只准许出境前向他们收取税款及费用:换句话说,中国生意人负责他们有来往的每一艘船之行为。

十八世纪末,广州贸易开始大幅成长,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人愈来愈喜欢中国茶。东印度公司替英国殖民管理印度,英国组织的亚洲贸易开始把部分华南地区与新兴的世界市场整合起来:南亚的产品(如棉花)透过广州进口,而英国船只把茶叶、陶瓷和丝带回欧洲。中国商人和中间人愈加富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建立本身的贸易连结,从珠江三角洲沿着海岸扩大,进入到中国的河流内陆区域及他们已有商业关系的东南亚各地。现代世界逐渐形成,有些中国人已在其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而清廷对外贸持重商主义的作法,发现透过广州制度赚到的税收太丰富,只要帝国的主权不受威胁,就舍不得取缔它们。

乾隆垂危之际,慨叹自己未能找到年轻登基以来即想寻求的平衡外交关系。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在礼仪和体制上已经规范、井然有序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合理地处理十八世纪中国的状况。但是到了他主政晚期,这个老帝国看到世界正在改变,要处理这些变化,乾隆及其继承人被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一是躲进清廷处理外夷的既定作法;另一是开放出新形式的互动关系。就务实的贸易而言,中国选择了改变——虽然非常缓慢、谨慎。而就外交而言,它则在意识型态框架内找寻新方式,以及维持历来处理外夷事务的高高在上和傲慢强悍作风之间徘徊游移。

到了十九世纪开端,中国处理对外事务要有大刀阔斧改变的时间已经愈来愈紧迫。

一七九三年,也就是即将吞噬未来二十年欧洲的战争爆发之时,英国政府派出第一个正式代表到中国,要求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爱尔兰裔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加勒比海和印度服务后被英王封爵,日后出任驻南非总督)。他的代表团因被当做是在乾隆八十大寿之际前来朝贡而获准进入皇帝在热河的夏宫。乾隆及其廷臣对新使相当好奇,允许他们绕过正常的朝廷礼仪,直接觐见皇帝。可是,马戛尔尼勋爵炫耀天文仪却犯了大忌——中方认为此举卤莽无礼。然后英方又惹祸,要求在礼仪上再让步,包括毫无先例的第二次觐见皇帝。这一切都发生在代表团有机会向中方提出方案之前。当马戛尔尼要求清朝官员全面降低贸易限制、并且准许英国人长住北京及沿海某一口岸时,乾隆已经失去耐心、听不进去。

马戛尔尼代表团只是一个先兆。一八一六年,拿破仑战争已经结束,英国又派特使来华。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领的代表团比起马戛尔尼代表团更加失败,但是引起嘉庆皇帝的顾问关切英国对华南有何企图。他们担心外国人的商业没有节制地从沿海散布到内地。他们也担心外国传教士来华人数大增。到了一八二〇年嘉庆驾崩时,他们更已关切英国可能在沿海进攻中国。对于安全产生顾虑,原因之一是一八二一年的英美战争蔓延到中国海域,英国人强登中国外海的美国船只进行检查。皇帝认为,「两个小国家在海外有小争执,天朝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如果他们把战争带到中国,「我们不仅应该摧毁他们的军舰,也应该中止他们的贸易」。

尽管十九世纪初,中国对外贸与列强的关系愈来愈关心,它还是希望保持某种贸易制度。因为外贸利润极大,舍不得放弃。一八一八年,嘉庆皇帝下诏:「对遵守我方规定的外夷,我们宽宏对待;对违反我方规定的外夷,要展现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应轻启战争。但也不应示弱,反而鼓励他们犯法。」他儿子道光皇帝的廷臣也遵循同样的策略。当商务在一八二〇年代及一八三〇年代增加时,中国并未发展一个外交机关处理新状况;礼部尚书所辖「会同四邑馆」(Common Residence of Tributary Envoys)和「理藩院」(军机处底下特设机关)等旧机关,无法胜任工作。朝廷最需要取得有关列强的正确情资,可是这项工作却因道光时期派系持续斗争,愈做愈差。同时,对所有涉外事务采取强硬路线,成为向思想偏狭的皇帝争取影响力的一种方法,特别是许多廷臣愈来愈关切外国人进口到中国的某些产品。

道光及其廷臣最关心的是鸦片。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自古以来即有各种不同的麻醉药品,从明朝初期起,主要从东南亚以贸易或朝贡方式进口的鸦片,成为许多菁英分子趋之若鹜的上选镇定剂或止痛剂。十九世纪初,做为药物使用,鸦片流行起来(可能是因为易于买到、流行和富裕的关系)当局也愈来愈关心它的影响。官员声称用药人变得懒惰、颓废,认为鸦片流行会动摇国本。嘉庆皇帝一八一三年即抱怨说,「过去只有城市恶棍私底下吸食鸦片。但是今天,侍从、守卫和官员,他们全吸起鸦片。」

一八一〇年代后半期,北京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法落实皇帝一七九六年即宣示的全面禁止鸦片进口的命令。可是,北京政府关心鸦片的后果之际,也是走私此类禁药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心对华策略之时。经过两个世代的对华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终于碰上一种产品,不仅在中国畅销,而且英属印度还可大量供货。就英国而言,对华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且规模重要。印度已是英国殖民地,但伦敦当局许多人怀疑成本效益究竟划不划算,现在它可透过政府垄断鸦片生产产生收入。同时,民间投资者也因在中国销售鸦片而大发利市,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在一八三三年废止之后。一八二〇年代,鸦片进口增为三倍多。北京发现为了支付鸦片,大量银元外流,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国家贫穷。

道光皇帝一八二〇年因父亲遭雷殛亡故而登基,他强烈主张禁绝鸦片,这可能是他年轻时曾试吸过鸦片及其他毒品的缘故。进入执政第二个十年,他的缉毒作战已经成为反贪渎政策之重心,而皇帝对此政策显得有点优柔寡断。少数廷臣建议把鸦片合法化(宣布反毒成功,然后对进口商、生产者及消费者课征重税)皇帝及大部分廷臣不同意。他们担心进口鸦片是外国计划弱化中国及宰制中国的阴谋。和基督教信仰一样,毒品会把人民的注意力从效忠皁帝、报效大清转移走。

在鸦片问题上犹豫多年之后,道光决定正本清源,从进口点下手。一八三八年他派钦差大臣到广州,赋与他消灭鸦片走私的含糊命令。但是,朝廷选派的林则徐却是认真将事的人——这位前任两湖总督曾经非常担心鸦片在他辖区的影响。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一到达广州,立刻从中国人这一方下手,逮捕一千七百名走私鸦片的中国人。接下来,他试图说服外国人(大多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固定价格把库存鸦片换成茶叶。外商拒绝,林则徐派兵进入西方人居住区,没收所有的鸦片,在城外销毁。一千两百多吨鸦片被搀上石灰和盐,倒进珠江。林则徐要求在骚乱中打伤、打死中国警察的外国人要交给中国官方处置,且全体外国人要保证今后绝不再走私鸦片。英国当局拒绝,命令所有外国商人撤出广州。他们希望以禁运伤害中国、多过伤害英国帝国自身。

林则徐不向禁运屈服,北京朝廷也不退让。林则徐亦修函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诉之以理。他写:「假如任何国家臣民来到英国做生意,他一定会被要求遵守英国的法令,这不也应该适用在我天朝吗?现在,大清帝国已有既定法律,任何中国人贩卖鸦片,可处以死刑……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不是你们外国人带来鸦片,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去转售它们?」英方的答复顾左右而言他。对他们来讲,中、英冲突不能放在走私毒品此一不荣誉的题目上。照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crton)的说法,事关国家荣誉、贸易机会以及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帝国的规定应该最为优先。

通称鸦片战争的中、英战争于一八三九年三月爆发,不是因为中国人攻击外商运货,而是因为清廷当局企图保护愿意突破英国禁运的外国船只。当林则徐把遵守禁运政策的商人赶出广州时,他们躲到位于珠江口、葡萄牙人控制的港口澳门。但是澳门当局不敢收容他们太久,大部分商人及其眷属遂移到附近的香港岛。英国商人很气英国政府要求他们撤出广州这项看似造成财务损失的策略,要求对仍与中国贸易的人采取严厉措施。一八三九年十一月,英国军舰企图挡下英国帆船「皇家萨克森号」,它把流放罪犯载到澳洲后,回程第一站把爪哇的米送到广州。中国水师出动保护它,英舰开火!击沉中方四艘船。这场冲突永久改变了中国的对外事务。

中、英双方都不愿爆发全面战争。但是伦敦当局深信它需要保护英国的原则和利益,北京则相信必须遏抑英国。英国政府在下议院里遭到在野党攻击,必须提出支持自由贸易、保护商业的答复,又不被视为直接支持鸦片生意。巴麦尊勋爵把用兵力执行禁运做为其政策重点。他和同僚们相信英国现在已是全球大国,实力足以逼落后民族进化。英国在亚丁、新加坡、印度和斯里兰卡已有海军基地,可以派遣军舰进入东亚,途中补给都不是问题。虽然不敢肯定大英帝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但巴麦尊勋爵一点都不怀疑英国舰队的优势,即使在遥远国度交战、又无岸上支援,也有信心战胜。

一八四〇年初间歇进行的谈判,证明是和聋子对话。谈判失败,英国人在夏天包围广州,并北上占领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若干关键城市。十二个月之内,外国船只控制了长江口以及大运河南端,还有长江三角洲几个小镇(其中包括后来的上海)。在中国本土的激烈战役,让道光皇帝担心起京畿安危,而派清廷精锐的满洲部队投入作战。但是它们阻挡不了英国利用其舰队控制帝国核心的经济命脉,而华南的混乱也逐日上升。一八四二年,道光吁求和平,主要是担心再缠斗下去,国内恐有不测,包括大清存亡都有问题。

大清帝国首次吃了败仗,原因是对手的海军火力、机动力和组织都占优势。中国部队由于人数占优势,在几次陆战都能守住。但是,吃水浅的英国蒸气船如「复仇女神号」(Nemcsis)有准确的大炮,粉碎了海上和岸上的抵抗。大清主力部队英勇奋战,且颇有纪律。可是,地方部队则比较不愿替他们觉得已陷入麻烦的政权作战。英国舰队技术明显十分优越。这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战争形式。可是,尽管他们有明显的作战能力,清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英国船只无异海盗船,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形同恐怖分子。清廷认为,他们虽强大,但不可能逗留太久。

至少就短期而言,道光君臣对英国船只在中国水域的未来,看得没有错。英国从来没有打算征服很大一块中国,伦敦的辉格党政府一听到北京愿意就战争开打的原则有所退让,乐得接受和平。英国和中国在一八四二年签署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廷同意开放广州及上海之间五个口岸做为外国人和中国人直接通商地点。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中国同意付两千一百万银元,赔偿被赶出广州的英国商人的损失。次年,双方又签订一项条约,英国在华所有臣民得到全面「治外法权」——亦即完全不受中国法令管辖。

中、英这些条约给予清朝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整理它对帝国防务及本身人民的作法。华北及京畿里的许多官员没有目击英国的作战,宁可对事态视若无睹、不闻不问。可是,华南的人,不论支持清政府或其敌人,都不能好整以暇。

一八四二年不仅是中国政府两百年来首次输掉战争,还是一百五十年来华南首次遭到兵灾。在社会及种族混杂的人民当中,反抗满清正统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很快就爆发危机。华南部分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边陲,有种边疆意识——有太多不同族群团体、有太多冲突、对抗和仇怨。皇帝一向远在天边。现在,鸦片战争打了,他不仅遥不可及、而且还被打败。有关外夷力量强大、帝国缺陷多端的故事、形象和谣言满天飞。

华南人民态度丕变,将对帝国命运产生特殊冲击。但是,清廷第一次打败仗的影响却遍及全国。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清廷有力量的信念。了解情势的人一发觉帝国已输掉战争那一刻起(尽管北京有一套非常精致、持久的公关,否认有任何损失)许多汉人就开始与清廷保持距离。打了败仗,满洲人突然被想起来,他们不也是夺走汉人皇位的异族吗?全国各地纷传老百姓是如何英勇抵抗英国人,而满洲人则闻风而逃(外国数据源的说法与此几乎完全相反)。战时一再被打败,满洲人成为他们所建立的帝国式微的代罪恙羊,许多汉人突然发现他们对清廷的许多作法不能苟同。

一八四二年战败之后,中国的城市开始面对洋人日益增多的现象。许多接触到西方人的菁英分子认为,洋人出现就是羞耻的现象。福州学者/官员林昌彝在一八四〇年代末期发现老家的对面,住了英国代表。他在日记中写下:

我书房东北方有座亭子,它面朝乌石山的集翠寺,该寺是一群饿鹰[3]一藏身之处。牠们在寺里筑巢而居。每次一见到它,不由就产生厌恶之感。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抓起强弩,射死牠们。可是,我又能如何?只能浩叹。为了自我安慰,我画了一幅画,题为〈射鹰驱狼图〉。我把书房也取名〈射鹰楼〉。





英国力量出现在中国沿海,不仅激生中国人抗英的意志,也创造出对西方的兴趣。引据双方参与战事人士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在一八四〇年代出现若干较以前深入讨论欧洲事务的出版品。一八四四年,在广州追随过林则徐的魏源,刊印《海国图志》,发表若干林则徐讨论外国人的材料。(一八四二年,林则徐因启动战争之过,被朝廷贬谪到新疆。)魏源也首开风气,倡议帝国采用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练兵,以防守海域。一八五〇年代,第一批科学文章的翻译开始出现,大多在上海和香港,通常由传教士和合作者出版。

虽然传教士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及认识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改信基督教的人却很少。清廷在十九世纪初期即认为外国人会威胁到中国,它试图压制传教活动。但是,朝廷的努力大多无效。一八二〇年代和一八三〇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基督新教觉醒,加上贸易大增,代表许多基督教传教士能在帝国周边活动。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一八二二年在英属印度出版,后来三十年又陆续出现其他版本。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传教活动扩张,改信基督教的人仍然很少,不过已经大到足以令中国官员不安。有位大臣就说:「最无知愚昧的人才需要上教堂。他们因贫穷及需要杼解苦恼而去。」

然而,真正对既有秩序起威胁的,不是来自传教士的宣教,而是中国本身产生的好战的新式宗教。华南有个怀才不遇的年轻人洪秀全,一八一四年出生在广州北方一个村庄,接近今天广州亮眼的新国际机场的附近。但即使在一八〇〇年代初期,洪秀全的家乡也接触到外头的世界:它是个移民的社会,居民分为说广东话及客家话这两个族群,透过它接壤的港口和国际贸易和外部世界取得联结。

洪秀全自幼聪慧,族人相当看重他。他带着家人的希望,在一八三六年到城里参加科举考试。洪秀全一试未过,次年再考,又未成功。回到故乡的洪秀全伤心欲绝、病倒。养病期间,在我们可能称为精神沮丧的情况下,他读起在广州街头从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接来的圣经经文,它召唤人们皈依上帝、强调宗教的道德性。接下来五年,洪秀全在客家邻里间将自己重塑为宗教领导,至少他自认如此,尽管乡亲之间大多认为他为家族蒙羞。一八四三年,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广东陷入混乱,洪秀全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前往广西为他的天父争取信徒。和过去两千年许多神秘教派的创始人一样,洪秀全是不平衡的时代下的一个不平衡的人物;他和他的福音吸引穷人、心怀恐惧又家无恒产的人,把他们组成一支尘世王国很难敉平的大军。

满清当局好几次试图逮捕他不果。到了一八五〇年他揭竿起义,动员两万名男女组建天兵,开始在华南围攻城市。次年,他宣布成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有两个目标:一是驱逐满洲鞑虏,一是以洪秀全及天兄耶稣为一切权威的源头。结果是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战争,死者至少两千万人,华南、华中和华东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

洪秀全的教义是以修正主义版本的圣经为依据,他本人是主角。满洲人是恶魔,应该被驱逐或杀掉。汉人应该借镜洪秀全的圣经,依据本身传统重新组建社会。太平天国叛军认为,天国结合了海外的外国兄弟组建普世的基督徒国家后,天下即将太平。这一观念在艰困时期为他们赢得许多信徒,其赢得人心并不是因为它的宗教内涵或因为它保证拨乱反正。然而,他们宣扬的社会层面却使自己得不到地方菁英的信任,后者在一八五〇年代末期开始与清廷合作,力抗太平天国。

驻华西方人士心目中,洪秀全是个麻烦制造者和亵渎上帝者。他的太平之乱阻碍了千盼万盼的贸易之扩张,列强及许多公司乐于协助清廷对付他——至少为了丰厚的报酬,乐于效命。清廷在华东得到一支佣兵部队之助,它的领导人先是美国人佛瑞德里克·汤生·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后来是英国人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日后在苏丹遭马蒂(Mahdi)族军队斩首而亡〕。就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而言,大清帝国积弱不振,但透过大家接受的条约和国际贸易绑在一起,胜过一个凶狠、狂热的教派,即使它以基督教圣经做号召。

洪秀全的观点愈来愈极端,太平天国的一些小先知们也开始争权夺利,此时华中地区的地方菁英终于号召足够的支持,于一八六四年摧毁了这个运动。在清廷败给英国之后冒出来的其他叛乱团体,也在一八六〇年代及一八七〇年代初期逐渐被打败。大清帝国付出惨痛代价,华中及华东地区的捻乱、云南和新疆的回乱,以及华南各地大小叛乱,逐渐被敉平或逼迫退入山区或野外,其中部分残余势力存活下来,未来将打出其他旗帜作战。

西方带头把贸易在十九世纪初扩大到中国,导致中国及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清廷因此大为衰落。有些中国人因中央权力式微而获利,也有些人因重大服务消失而蒙受苦难。但是在满清困难重重的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及社会蜕变开始出现。蜕变大多由下而起,它源自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力量和活泼,以及西方在十九世纪的叩关而至。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发生剧烈的战争,这些改变的过程就不会那么痛苦。由于战争及战后的凄惨把中国社会撕裂,使它十分衰弱,经受不了经济被剥削、社会大动荡。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多数的外交事务及内政,都正逢改变的时机。在欧洲和北美洲,科技大革新有助于创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武力而言,西方国家因之胜过其他任何国家。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几乎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中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当这些战争一停止,中国和日本就被西方列强放在希望打开门户做生意的对象名单上。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某些部门其实也已准备好和西方公司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建立的贸易网连结。在中国(尤其是华南)有一小群人十分了解亚洲其他地方发生的变化,并希望从中获利。

清廷能在十九世纪中叶克服太平天国及其他叛乱,这个事实对于了解中国在往后几十年的国际事务,具有极大意义。显示清廷它还很有活力。就许多汉人而言,帝国代表稳定和确定,即使他们不喜欢满洲人。结合「自强」(大部分意即西化),以及诉诸传统及「汉化」,这是清廷在敉平各项叛乱后提出的对策,它对许多人颇有吸引力,这并不是因为若干新倡议是由非满洲人的军事英雄提出。即使清廷趋向式微,但一般老百姓之怕朝廷,犹胜过怕叛党及外夷的结合;满清人受到威胁时所呈现出来的残暴,在过去两百多年已在中国一再表现出。

一八五六年,清廷最为衰弱之时,太平军正向北进军,西方列强选择持续和中国交战,以便强迫中国在贸易上更加让步。清廷抗拒,英、法联军在华北口岸登陆,向北京推进。联军起先失利,但一八六〇年得到增援。清廷的蒙古骑兵在北京西郊八里桥固守,它被当头对冲的法国炮兵摧毁。清军伤亡约五千人,但西方联军损失亦相当可观。双方战俘统统被杀,另有大批中国百姓挡住联军前进,也被杀无赦。

占领北京之后,英、法联军将领决定烧毁乾隆皇帝在大清盛世所兴建的圆明园。数百座皇室建筑物(亭台楼阁、寺庙、图书馆)全部付之一炬,大火延烧好几天,士兵及军官亦大肆搜刮战利品。有个法国士兵写下:「我为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吓得目瞪口呆,突然间,一千零一夜变成我绝对可以相信的事。我在两天之内走过价值超过三千万元的丝绸、珠宝、陶瓷、铜器、雕塑!我不认为从罗马被蛮族洗劫以来,我们见过类似的状况。」

【注释】

[1] 译按:中国人称黑龙江。

[2] 译按:国民政府时代称库伦。

[3] 编者按:谐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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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贸易商、传教士和宫员开始在中国定居,中国本土慢慢成为洋人荟萃之地。





清廷摇摆于接纳这些新来者、支持他们,或抗拒这些外国势力之间。





在地方层级上,华、洋人士互动,时而合作、时而冲突,





但总是因彼此习惯和观点有异而陷于困惑。





清廷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被英国击败之后,长达三个世代,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家的侵犯界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框架。对某些中国人来讲,海外关系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他们新机会从事贸易、旅行和社会进步。我们将会看到,在西方帝国结构内运作的许多网络(商业及其他网络)源自中国人,且由中国人营运。然而,在儒家菁英看来,外夷帝国进到东亚则令人绝望。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传统、攻击中国国家十分可怕、且令人感到羞辱。固然又要经过一百年(直到二十世纪结束时)和西方接触所创造的价值、产品和交流方式,才深入到中国农村,但当时其实思想和政治改造的舞台已经底定,而且这是第六世纪佛教革命、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中国所未曾有的现象。新戏剧的第一幕就是大清帝国与其帝国对手(现在已进入到中国领土的中心地带)之间的对峙。

中国与外夷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对峙的败果绝非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若非帝国面对内部挑战,它有可能自行备足更长久时间去对付外来挑战。情况是,内部大叛乱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陷入最低点,而外夷帝国注意到它的衰颓。许多西方人预测中国政府将因内部叛乱或外来压力而即刻垮台。鄂图曼帝国的命运经常被人拿来做比拟,意即一部分领土逐渐脱离出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小块核心。

但是,一八七〇年代和一八八〇年代,清廷却颇有中兴之势。彷佛是帝国内部菁英认真检视他们的文化,决定出来捍卫它。他们的自强运动根据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的是儒家思想,西学尤其侧重军事和科技。中国可以利用西方的武器和科技强化国防,又不失其灵魂:中国文化仍将是帝国的中流砥柱。我们很难说是否自强运动拯救了中国,不再遭受帝国主义新一波杀戮——很可能是西方满意已达成的目标,乃在大叛乱结束后暂时停止。但是,我们不用置疑,可以说李鸿章及其他改革派发展的政策,把清廷暂时从国内敌人之手中拯救出来,给予它新活力。同治皇帝一八六一年以五岁冲龄登基。某些骄傲的满洲人遂称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为「同治中兴」。他们希望他能像推动日本划时代改革的明治天皇一样受后人尊崇。

但是,同治毕竟不是明治天皇。或者说,如果他是明治天皇,他也没有太多机会表现——他在一八七五年十九岁时就驾崩。此后大清帝国再也没有出现成年人皇帝:同治的继承人光绪登基时只有四岁;光绪的继承人宣统(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更只有两岁。躲在背后垂帘听政的是同治的母亲慈禧太后,一个刚愎自用的强硬保守派。和皇室大多数人一样,慈禧厌恶西方的影响,她愈是了解西方(她对西方的确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就愈不喜欢它。她和清廷偏向尽可能降低向外国学习所带来的冲击。慈禧认为采纳西方方法(即使只是自卫之需)表示抛弃掉构成中国精髓的文化,其后果肯定是灾难。

把清廷的困境放在亚洲其他地方十九世纪的发展脉络下观察,可以看得最清楚。西方人固然经常遵循亚洲人建立的路线和作法,但他们已经成为本区域商务和贸易的中心:他们的公司和货币取得最高优势。在马来亚世界(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英国及荷兰努力扩大势力。法国则占领印支半岛。美国也接管菲律宾。西方强迫日本开放边境,接受贸易和西方影响力才过一个世代,日本已经跃升为帝国主义大国。

同时,英国仍是在中国最大的列强。它控制住开发贸易的关键基地和据点(新加坡、香港和相当程度的上海)使得其优势固若金汤。可是,英国控制的是结构,中国人却供应基础架构——东亚贸易的这些据点全是华人的城市,由华人的网络所营运,但受英国当局所管理。

西方固然打进中国,但中国人本身也以旅行者和移民的身份,开始走向世界。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西方之间不仅出现了战争,也出现了外交、科技、贸易上种种重大接触。它也是中国走向全球的年代,移民及旅行大幅上升。中国的旅行家、寄居者、移民走遍全球,逐渐开始直接去观察这个世界。这群侨居在外的中国人提出新问题:所谓中国究竟是什么?「华人」和「外夷」有何区别?因此,本章大部分篇幅探讨各种流动性和混杂性,以及新网络、社群和体制的创立,它们将会修正以各种不同方式、不同目的所界定的中国人及非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一八五〇年代和一八六〇年代的大叛乱,提供西方列强再逼迫中国政府让步的机会。但是,即使大清国运似乎已到了最低点,清室王公仍不愿在主权上有所让步,至少不能正式退让。反之,北京在执行原本就是被迫接受的一八四二年协议时,也推三阻四。因此,英国在一八五七年再次发动对华军事行动。表面上,他们是报复中方部队强登香港船只「亚罗号」(Arrow),实质上是要从衰颓的满洲政府榨取更多的好处。当年年底,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率领的英军,以及让·巴蒂斯特·葛罗(Jean Baptiste Gros)率领的法军,只遭遇轻微抵抗,就攻下广州。中方倒霉的总督叶名琛被俘,并被送到加尔各答,关押两年后绝食而死。他很不公平地被广东人贴上「六不」标签:不谈、不守、不战、不死、不降、不逃。

联军由广州北上,清廷着慌,派出特使,特使同意扩大在华外国人的权利。包括:在北京设立使馆,外国人可在全国各地旅行、不受限制,并且开放长江准许外国人船只航行。中国谈判代表也接受中方应支付巨额赔款。但是当英国使节在一八五九年坚持英军进驻北京时,中方犹豫,战事又恢复。这一次清廷有比较周全的准备,或许是因为它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已经动员起来之故。英军企图攻向北京,遭到击退,四艘炮艇被摧毁。但是一八六〇年夏天,将近两万名英、法联军在华北登陆。面对清军(这次大多是蒙古及满洲部队)坚强抵抗欧洲炮兵取得胜利,联军直扑北京。一进北京,他们劫掠全城(刻意破坏)把夏宫几乎烧为平地。一八六〇年洗劫中国首都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劫掠行为,抢走的宝物迄今仍是西方许多博物馆的珍贵搜藏品。

在英国击败满清,巩固它在中国的贸易优势之际,俄罗斯也把势力伸进外蒙古及太平洋沿岸。一八五八年,在太平天国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又和英法联军交战之际,俄罗斯向北京提出要求。它得以强迫中国重订边界,把法国和意大利面积加总起来的一大块土地,移交由俄罗斯控制。对于清廷而言,俄罗斯的新扩张至少和英国同样构成巨大威胁,因为它来自陆地,有潜力沿着中亚到朝鲜的四千英里边界包围中国。因此,当俄罗斯一八六〇年代试图在新疆扶植穆斯林独立时,清廷反扑,召集了可谓它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于一八七八年以击溃独立运动团体达到最高潮,暂时挫败了俄罗斯在当地的势力。

华南方面,清廷又碰上亟思扩张的法兰西帝国,它企图染指中国在印支半岛的朝贡国家。一八七四年,法国宣称在越南全境拥有控制的势力,清廷无力反对,在北越活动的当地华人叛乱组织立即与法国人发生冲突。巴黎于一八八三年正式占有整个越南,清军从北方进入越南。接下来发生混战,法军在台湾及福建沿海登陆,摧毁中国大多数新建的舰队。但是鉴于欧洲政治的紧张,法国必须很小心,不能被看做是挑战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它最冒犯不起的是英国。把清军赶出越南之后,法军司令企图进入广西省,但清军在一八八五年反攻,把法军赶回河内。吃败仗在法国政坛掀起大风暴,迫使总理朱尔·费里(Jules Ferry)政府辞职。即使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威胁导致北京把印支半岛的控制让给法国,但东京(Tonkin)和新疆战役,也告诉中国人及列强:即使国力已弱,然而对任何敌人而言,满清仍是不可轻侮的劲敌。

中国受殖民的经验是在香港形成。即使上海从十九世纪末起在贸易和工业方面日益重要,但中、欧社会混同的模式却是在珠江口这个大港口形成。香港不仅是补给站,也是避难所。它促进英国在整个华南的贸易,同时就人口而言,也成为华人的城市,吸引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难民、异议人士、创业家和做发财梦的人,无不纷纷来奔。一八六〇年英国又吞并海湾对面的几个中国村落后,香港人口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三千人不是华人。

和英国所有的殖民城市一样,香港基本上管理良善、但其城市边缘有点老旧,贪渎、压榨盛行。这个城市建立在极大的矛盾和虚伪之上。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宣扬美德,外国商人则拼命要他们沉溺于鸦片烟瘾。英国人言必称法律与秩序,却以赤裸裸的武力抢夺这块土地。中国人为了躲开在他们周遭随时会崩垮的环境,来到香港寻找机会,可是却愤愤不平于在这个种族、阶层歧视的社会被当做二等公民。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侨民没有两样——可是,香港人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

大型贸易商社是外国人在香港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些商社,例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和记洋行(Hutchison)等,有许多是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由英国在印度的生意衍生出来,在中国许多条约口岸建立生意。然而,他们的影响力在香港最盛,不仅操纵经济,实质上也操纵政治,这也是殖民地得以存在的原因。一开始,这些商社就是国际组织,由英国商人主持(至于恰和洋行而言,则是苏格兰人主持),但工作人员有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是华人和洋人之间主要的沟通者,不仅在香港如此,在全中国也都是。他们也愈来愈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

吸引各地中国人前来的不仅是香港的经济机会,还有它的教育机会。一开始,这些大多与经济收获的可能性有关。和中国社会其他地方一样,私立学校由家庭和组织提供经费,但在一八五〇年代和一八六〇年代,非华人的教会和外国人的教育团体也成立学校。从一八七〇年代开始,香港出现政府出资办的初等教育制度,后来逐渐扩大到招收华人学生。刚开始,这些学校全都强调中国古籍、圣经研读和一些英文,从十九世纪末起,它们也开科学课程。

一八八一年,香港成立一所师范学校、一八八七年出现医学院,一九一〇年设立大学。对许多中国家长来说,他们愿意进入香港,且对其经济有所贡献的主因在于,子女在殖民地容易受到教育。

香港是英国在华南扩张的一个方便据点。但是,它的经济角色(在它存在的头一个世纪)比起从十九世纪末各次战争后在全国各地从大清帝国抢来的租界差太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口岸条约制度最盛的时期,中国共有四十八个所谓条约口岸,外国人有权利居住、经商、享有治外法权。在重要的条约口岸,有租界或租借地,几乎完全接受外国人管辖,它们本身的行政管理通常只听命于领事。这个错综复杂的压榨制度在中国境内制造出了迷你版的非正式帝国。租界几乎全是透过敲诈勒索取得:西方列强大多在中国水域留驻炮艇,如果提出的条件没得到满足,就绝不犹豫地炮轰中国城市。但是,对中国和中国人而言,某些租界变得和对外国居民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加重要)。租借虽然原本是不平等、且有压迫性质,但它们却把西方法治观念引进中国,企图在大清帝国之内管理多元民族,使得国际法全球化。

关于租界对中国政治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人及外国人都有不少充满胡说八道的评论。租借不但没有成为一个井井有条到能使中国心悦诚服的模范,所谓的条约看制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个大而无当、混乱拼凑且经常不成功的松散存在。大部分的条约口岸及租界根本没有促进商业。譬如,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是基于欧洲列强的国家面子而成立,其实和中国毫无通商关系;有些租界,其居民几乎全是中国人,因为洋商觉得和中国仆人、情人和生意伙伴住在西方司法管辖区之外更加舒适。真正重要的租界是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的大块租界,另外,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分别在青岛和哈尔滨也有租借地。这些城市的不同地区,不论是中国人控制、还是外国人控制,从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对创造现代中国有所贡献。由于它们复杂的治理制度和社会互动,它们提供空间让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混同性得以诞生。





上海的三大区块——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人区——是租界城市的典型,中国的现代化大多起始于此。从一个已经兴旺的港口开始,新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发展成为人口一百三十万的城市。外国人总数从未超过四万人,其中少数人治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可是这两块租界实质上还是华人的城市,全上海人口约三分之一住在公共租界、十分之一住在法租界。上海在贸易方面的重要性数百年来都很明显。它位于长江口、中国海岸线中央位置,主要的茶叶和丝织品生产地就在附近。但是从十九世纪末起,上海之有别于其他城市是因为它是中国首要工业重镇。进到中国的外国人投资有一半以上投注在上海,它也是中国经济开始整合外国科技、产品和品味的地方。

头五十年的租界生活就是外国人主导一切,但中国人连结起贸易路线、提供补给、提供了愈来愈多的人力受雇于工厂。当清廷努力想打进国际体制,让人接受它是独立的国家、并且拼命试图挑拨离间想占中国便宜的国家之际,中国沿海及大河的若干城市出现新形式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构想及作法都快速发展,并逐渐散布到中国各地,其内容包罗万象,如街灯、公司股票、水管、宗教信仰、造船厂及学校。商业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打从开头就挂钩。在日常生活方面,双方透过互动及观察,逐渐创造出许多新生事物。

在外国人来到中国城市挖一块租界之际,其他人也到城市中国忙着找一块立身之地。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因为清廷对搬迁到城市的限制放宽,以及经济机会大增,许多中国城市面积扩大一倍。中、外经济、产品和学识的遇合是清朝末年城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官方限制放松也扮演相当角色,尤其是商业、组织和学习的成长,使得城市更有吸引力。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不论住在外国人或中国人管辖地区,都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身份,可以是工人、贸易商、小店主或知识分子,假如清廷主权从未受损,且对那些未列管城市仍充满疑虑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开放给他们的。

一百年前来到上海、武汉或天津的新住民,几乎无法想象所碰上的变化是如此壮观。不仅是宽敞的街道、火车、电车、电报、电影院、舞厅等等令人兴奋(有些人则是惊骇),穿着的方式(裙子、洋装、西服取代了长袍).,居住的方式(单独住、而非一家人老少同堂),都很新鲜、不可思议。外国人出现在面前当然很有趣,新形式的城市景色、气息光怪陆离,也令人兴奋。街上卖的新产品,从镜子到肥皂、从脚踏车到照相机、从妇人穿的紧身衣到手电筒,也很有意思。有些产品悄悄进到古老的生活去,譬如镜子可贴在门廊上镇邪驱魔。新产品更经常在受到激赏之下,被本地制造商抄袭,稍做更动,以符本地市场和品味。

商人在城市中国的角色从十五世纪末就日益上升,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之后,他们的角色有了新意义。「买办」(在和洋人贸易时,担任双边文化中介的中国人)成为经济变革的重要角色,他们成为西方公司的谈判代表、商务助理、或到内地采购的前锋。挺讽刺的是,固然是他们的文化技能(尤其是语文能力)使他们占了优势,但买办却成为城市新经济理性的代表,从而累积资金、拥有资产,这才是其地位的象征。儒家讲究的荣誉、诚信和社会关系,固然和经济收获同等重要,却慢慢低落下去,与之相应的是,学者、甚至朝廷命官的地位也日趋降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城市,无论对新居民还是旧居民而言,都是一片混乱之地。清廷这个入关后曾以都市规划能力自豪的政权开始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新形式的权威出现,它们有时候建立在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先例上面。城市中国出现「会馆」(同乡会),它代表并协助来自特定地区、省分或区域的工人,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方控制了其追随者居住的华人小区,这里只说他们老家的方言、也卖故乡的家常菜。很重要的是,它们也和出洋在外的同乡保持联系。可是,同乡会固然势力庞大,但也一直都和同业公会、劳工组织、以及各种秘密社团(从反清团体到黑道帮派都有)竞争效忠者。新的都会中国,由于复杂的关系跨越时空,很难界定,因此是很难驾驭的地方。

一八三二年,苏格兰裔商船医生威廉·贾汀(William Jardine)因从事鸦片生意赚了点钱,伙同同乡詹姆斯·马迪生(James Matheson)成立了可谓十九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怡和洋行的主要基地是香港和上海,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境内,以及中、日、东南亚之间,甚至东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路线上。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是设在中国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它的混血结构被其他许多洋行仿效。它的董事会成员全是外国人,但是公司的中国买办做为媒介,链接起中国的主要制造商和零售者,他们实质上提供了公司业务所需的许多资金。怡和洋行的代理人大多是欧洲人,遍及沿海及内河主要口岸,这些代理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国商人网络,靠这些网络做生意。类似怡和洋行这样的公司当然主要是为外国投资人提供最大利益而存在,从事鸦片贸易即是一个例证。它的结构综合了中国及欧洲色彩,同时,在任何苏格兰人踏足中国之前,若没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早已经建立的市场和贸易路线,它也不可能有如此业务规模。

欧洲人的洋行打入原已存在的中国人网络,即是和东南亚及在东南亚的贸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洋行根本就是硬挤进华人侨商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世代的贸易结构。新来的洋行提供额外的资金,以及和欧洲更坚强的关系。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欧洲人忙着殖民东南亚时,华人已经透过提供小贸易商和低阶管理人,把各殖民属地结合起来。新加坡虽在英国治理之下,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却是东南亚的一座华人城市。中国生意人在巴达维亚(今之雅加达)和西贡(今之胡志明市),为荷兰及法国殖民当局、为设置在本地的洋行、为向外营业的中国各公司,提供重要服务。虽然东南亚的菁英和欧洲人都担心中国的势力和竞争,但他们已愈来愈依赖中国人协助建立的扩大中的市场。例如,在英属马来亚,一八七〇年代以从事中药生意起家的余仁生(Yu Reng sheng)公司,就已经把马来半岛和华南的银行业务、食品生意及契约劳工连结起来。

西方新式的银行设在上海和香港,也打进旧式的中国融资和投资模式,组成金融的大连结。各种不同机构之间的连结非常紧密,贷款和票券由大银行移到小银行、到新式中国银行、到旧式中国银行。在十九世纪受到银行各式各样活动影响的中国人,人数愈来愈多——即使他们不住在城市里。

银行当然也连结到大小洋行。例如,怡和洋行福州分行买办代表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出售股票。汇丰银行一八六五年在香港利用租来的办公室创业,资本额港币五百万元。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银行,分行及代理人分布全国各地。它是香港政府的银行,也在中国、日本、马来亚和新加坡代理英国政府帐户。它在香港和泰国发行钞券。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国政府的银行,从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〇年代管理中国的公共借贷,并借此替银行股东赚取相当的利润。

二十世纪中国陷入长期战争和革命,类似汇丰银行这样的大型外商银行,是从资本主义扩张中发了财的中国人所喜爱的银行。固然在中国的所有外商银行于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国垮台后,更易有风险,但西方金融机构和中国资金之间的罗曼史仍很牢固。汇丰银行上海总行经理艾文·喀麦农(Even Cameron)在一八九〇年夸称:「过去二十五年本行在上海与中国人有极大的生意往来,我应该说至少也有数亿两(中国货币单位)进出吧,我们从来没碰过欠债不还的老中。」

直到二十世纪初,外商介入中国的工业才开始追上外商参与贸易的脚步。原因之一是,直到一八九〇年代,外国人不准在中国领土投资生产制造业。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坚持反对引进西方的商业法。要到一九〇四年,中国人才接受有限公司的概念。中国第一批工业企业源自既有的公司,它们大多是工艺品公司。一八七〇年代,满清政府和各省政府在自强运动中开始借重民间公司,打出「官督商办」的口号。许多企业成立起来——例如,招商局(成立于一八七二年)、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上海棉布厂(一八七八年)以及开平煤矿(一八七七年)——全以西方科技为基础。但是,即使有些新公司努力研究、制造洋机器,它们还是很难和西方的航运和进口竞争。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起,外国人投资急遽扩大,先进入矿业、再及于食品、能源和纺织业,上海成为最大的制造中心。这些企业大多快速成长,获利丰厚。

中国一向农民过剩,有许多人愿意进入城市工作,但是在刚诞生的工业工作的人,不论是受雇于外国人或中国人,他们的工作环境都十分恶劣。工时长,生活环境脏,相对于城市的生活费用而言,他们的工资低。生病或怀孕的工人会被辞退,儿童被雇来从事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从二十世纪初起,愈来愈多女工进到城市,尤其大多受雇于纺织厂,可是她们经常遭到上司的性剥削,而且也觉得必须把大部分工资存下来寄回老家给双亲。虽然许多中国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当劳工,而是因为家人或族人替他们做主,但还是有人因为可脱离家庭控制而进城工作。和工业化初期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工厂生活艰苦、危险,可是城市的新鲜感打破务农的单调,让渴望打破过去道德教条束缚的人,怀抱可以挣得丰富报酬的憧憬。

许多中国人最先碰到的外国人是传教士。在大清帝国于十九世纪中叶被迫打开门户的情况下,基督教会在条约口岸纷纷冒出来,巡回传教士也开始走入全国各地。尽管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排斥之,但透过基督教会却出现许多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教育和科学,而非宗教,成为传教事业最重要的领域。不过,基督信仰仍对中国社会某些部分产生深刻影响。透过这些接触,出现许多宗教的混合和文化的交流。

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紊乱固然提供沃土可以引进新的形而上的信仰,可是,基督教因伴随着洋人入侵而来,故抵销了传教士宣扬教义的效力。虽然许多人佩服华、洋基督徒的勇气和牺牲,但有更多人厌恶外国政府为了宣扬基督教而提出的种种要求。当法国宣布要做为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的保护人,或是当英国及德国为了基督徒遭到攻击而展开报复时,基督教义能展现的善意全毁了。认为基督徒只不过是另一个西方团体,旨在摧毁中国既有的秩序,这股意识也伤害了传教事业。在许多村庄,当基督徒不肯捐钱办民俗节庆或维修村内寺庙时,就会爆发争端,甚至暴力相向。有些地方一传出教堂遭人胡乱涂鸦之后,往往接着就发生寺庙或神圣碑牌被损毁的事件。儒生出身的官员对基督徒的态度仍然十分负面。山西有个基督徒因为不肯摊付一年一度的中国节庆戏班演出费用,发生斗殴,告到县府衙门去。县令问他,你是哪国人士呀?他答说,他是大清臣民。县令当场痛斥:

如果你是大清臣民,为什么跟着洋鬼子信那邪教?你不依村子的摊派支付演戏的钱而被打,竟然还敢告到官府来?你当然应该缴钱。如果你不缴,你就不准住在大清国土,你必须住到外国去。





妇人和少数民族是基督教传教士早早就下功夫的两个族群——这一点和日后的共产党一样。即令她们在某些区域和宗族(尤其是华南)的地位可以更强大,妇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仍是最大的受压迫群体。她们缺乏男人的权利,要遵守三从四德,听父亲、兄弟、丈夫,甚至儿子的话。对于某些最受欺压的妇女而言,基督教强调自由选择和个人拯救,是一条出路,可是代价往往是与家庭、甚至小区决裂。某些少数民族,如华南的苗人或台湾的原住民,也有相当高比例信仰基督教。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客家人加入如瑞士-德国巴塞尔教会(Swiss-German Basel Mission)的地方教会俾便自卫,以防非客家人的报复。邓氏家族即是这样做的一支客家人——其中出了一个日后共产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

中国从十六世纪起和基督教接触,主要是透过欧洲的天主教会,但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大多是英国或美国的新教徒。他们是受到美国的宗教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和英国的福音复活所启发的青年男女。这些传教士当中有些最有影响力者,志在宣扬西方教育理念,大过拯救灵魂。罗伯·马礼逊(Roberr Morrison)受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onary Sociery)派来中国,于一八三〇年代开始发行中文书。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由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c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又称「美国公理会差会」)派到中国,以英文及中文在广州发行杂志。传教士和大多数洋人军官、外交宫和贸易商不一样,他们经常学懂中文,因此可在中、外之间担任翻译。有些人退休后,还在西力大学里担任研究中国的重要职位。苏格兰人理雅格(James Leggs)先在香港传教,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并且翻译许多著名的儒学古籍。

很少社会像满清中国如此重视教育的价值。相较于世界各国,基础识字率相当高。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男性,以及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阅读。大城市有许多学校,但入学竞争激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晓得,通往成功之路就是读书识字、精通古籍、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家庭若是有人做官、当学者,就会有优势,但是每个世代总有少许穷家子弟能够通过科考,得到他们先人不敢想象的功名地位。也无怪乎整个宗族会集资办学,教育他们的子弟,冀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

十九世纪末发生变化的不是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它的内容和组织。除了至少从宋朝就存在的那种书院之外,中国现在也有传教士团体以及私人所办的学校;后者通常由中国人开办,除了四书五经,也侧重科学。女子学校也开始盛行,尤其是一九〇〇年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八六〇年代发起的自强运动,中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八七〇年代及一八八〇年代,教授西学的新式学堂纷纷出现,通常就在清廷为了国防需要新盖的造船厂和军火制造局附近。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大多数中国人仍继续进入以研读四书五经、修心养性为主的学校,这里只是偶尔教些西方科学、地理或语文。少数早早就修习儒学以外课程的学生,日后做为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筑桥者,对中国的未来起了极大的作用。

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愈来愈多中国人出洋留学。根据留学先锋(例如,容闳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个正式取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所传授的新知识,政府和个别家庭开始送年轻人前往美国和欧洲,后来也到日本。曾国藩是政府推动的「中国留美幼童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之主要人物从一八七二年起选派一百二十名幼童去美国留学。政府也设立同样的留学团,前往德国、英国与法国。和一百多年之后,即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新一波留学潮一样,有些留学生出洋后就留下来,但有些今人称之为「海归派」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医生、教师、造船师、军官和铁路及矿场工程师的身份为国家做出贡献。

十九世纪末留学生最著名的例证即是孙中山,在一九一一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在一八七九年十三岁时离开广州,前往夏威夷,投靠在当地经商有成的哥哥。孙中山在檀香山受教育,他上学的学校隔了一百年出了个校友欧巴马。孙中山后来回香港习医,成为香港新式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之一。

一八七〇年代赴美留学童生还有一个范例,就是唐绍仪。唐绍仪曾就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满清政府交通部任职,后转任外交官和巡抚。满清覆亡,他担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也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重要顾问。一九三八年他试图与日本人谈判,遭人暗杀身亡。另一位容尚谦进入哈特福公共学校,他回国后加入清军,官拜上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都负过伤。容氏后来出任铁路局长,一九五四年在上海才去世,享有高龄。唐绍仪、容尚谦和其他中国前辈留学生对中国有极大影响,服务历三个不同政府。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提供一片沃土给本国人及外国人之间互动。从其他语文译成中文的书刊增多,扩大了学习非中国知识的影响力。租界中的学校和大学招收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中国城市中由外国人主持之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广州基督书院(一九一六年改为岭南大学)等也招收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清华大学一九一一年在北京成立,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专收即将赴美读书的公费生。新的学生族群特别努力争取这些机会;到了一九〇五年,全国有一万名中国女性进入新教徒的教会学校念书。透过学校和大学,不同文化交流,发挥对日后领导中国的学生之影响,形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九〇五年,满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取士,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揉合儒家灌输价值和经验研究之混合体。最后一次全国科考(一九〇二年在开封举行的恩科),其题目即象征此一融和:

第一部分:





管子(公元前七二五年至六四五年)的军事政策





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至一五六年)的南越政策





帝国的法律





官员的评估程序





刘光祖(公元一一四二年至一二二二年)稳定南宋朝的方案





第二部分:





西方对出洋留学的压力





日本教育机构采用西方模式





各国金融政策





警察与法律





财富与国力的工业基础





十九世纪期间,中国人对自然及人体的看法,慢慢因西方科学及医学的影响,开始改变。虽然不是单向交流,外国人的观念在一九〇〇年已经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充斥在中国人对宇宙及人在其中之地位的观念中。或许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接触,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重要。中国有它自己数千年历史悠久的科学与医学传统。当中国和西方的互动增加时,中国的医生与科学家开始拥抱从妇科医学到天文学等领域的新知识,使他们对生命及其实质条件的了解大为改观。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加入欧洲人、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行列,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同样着迷地追求科学的真相。

由于对全球知识的许多重大突破,发生在中国与西方扩大接触之同时,中国人几乎一开始就介入科学做为单一领域之研究。有一个好实例即是公共卫生。英军一八六〇年占领天津时,由于担心营区附近壕沟的死水会产生「瘴疠之气」,他们把它填满了。在此过程中,他们意外切断天津的排水系统,造成全市大淹水和疫疾。几位年轻的英国军医开始思考到,中国人保持城市干净的方式,或许不是对付传染病最好的方法。保持卫生习惯的好处,大约在欧洲与中国同时被发现,由于欧洲和中国医生的共同努力,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消除掉了若干最迫切的健康危机。

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一样,传教士是把西方医学和科学引介给中国人的关键。一八三八年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在广州成立「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教导中国学生最新的西方医学治疗方法。英国传教士合信(Bajamin Hobson)出版西方重要科学作品的中译本。合信和中国翻译者、数学家李善兰等人合作,推出《天文略论》(一八四九年)、生理学(一八五一年)、外科学(一八五七年)和内科学(一八五八年)等书籍。虽然渴望新知识,但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却也不太愿意抛弃旧东西,并对西方部分外科学及药理学保持合理的怀疑,直到二十世纪。无锡聪明的光学家/化学家徐寿(Xu Shou)在一八五〇年代常就西方化学启发做实验,即经常主张中、西医学应整合。中国人在西方机构(不论是在中国或国外)受训练的人数日益増多,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也开始建立主导地位。

只有一小群中国人接触到外国知识的译本或梗概,因此一般百姓认知的改变就更加缓慢。某些外国人及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最后那三十年开始发行普及科学的杂志,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傅氏曾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一八七〇年代中期设立了上海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hnic)。他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发行到科学圈以外的读者群。从杂志的读者投书可以看到一般人愈来愈察觉有新的解释:一八八〇年有位青州读者指出,「中国古书说,天上的彩虹……是太阳和雨长时间交媾所引起的天地不当之『气』:这是不该交媾者之交媾……请问科学家如何解读它?」但是,即使在教课时,老习惯还是根深柢固。作家郭沫若提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有位科学老师把一个句子中的「天然景象」读错,读成「天龙乍现」,这一来科学课竟然大谈天龙在空中旋绕。

中国历史上,其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也有丰富的旅行经验,但比起以往,过去两百年旅行的人数更多、前往的地方也更多。新一波突破始于十九世纪,由于外国的影响、新形式的运输方式和国家的衰弱这些因素加总起来,创造出特别有利出国探险的气候。从利用这些机会的大多数人(贸易商、劳工和各种外移人口)中,我们找不到太多有关他们经验的书面记载。至少和西方人士写下的中国旅游见闻比较,中国菁英旅行者写下的报导,也大多没受到重视。中国人所看到的欧洲、美洲、西亚和非洲,有太多异国风味、文化偏见、臆测揣度和误解,这一点和外国人看中国,犯同样的毛病。不带疑虑旅行,透过个人经验及透过写作,都可增加知识,但是中、外皆然,知识要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中去传递,它必须透过旅行者之眼去诠释看到的印象。

王韬是中国第一批伟大的旅行作家之一。他在一八二八年出生于苏州附近,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太平天国之乱期间得罪清廷,避走香港。他在香港结识脾气古怪的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布,理雅各布已在从事中国古典经籍译为英文的工作。一八六七年,理雅各布邀王韬到苏格兰一游,王韬欣然前往,途经新加坡、斯里兰卡、槟榔屿、亚丁、开罗,到达马赛。他在巴黎、伦敦畅游数星期后才到苏格兰的道乐市(Dollar)安顿下来,住了两年。这时候正是英国工业化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王韬和理雅各布合作,翻译了《诗经》、《易经》和《礼记》。清廷准许他回国后,王韬到过日本,把旅游见闻一一写下,出版成书。

第一批前往北美洲的中国旅行者,比起前往欧洲的旅行者,对于所见所闻更加困惑。若是欧、美都去过的人,恐怕还更加迷惑。伍廷芳是中国最早派到华府的大使之一。他观察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关系密切,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他们的行为举止。」美国的民主政治让访客困惑:许多人问,经济事务讲究极端的个人主义,行政事务上怎么做到集体决策呢?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语言多样化,工业化的北方城市既脏又乱,因为种族、社会、政治议题对立,使许多中国访客认为它需要和谐与稳定。但是在此同时,科技的先进、尤其是铁路和蒸汽船,令人无尽佩服。满洲访客志刚于一八六八年观察到:「火车轻、稳定,比列子御风而行还快。它造得有如木屋……两边都有成排的窗子,有三层玻璃、布幔和木棂,以防风雨雷电和黑暗。」坐上「风火轮」使得志刚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送回中国有关铁路是如何兴建的详尽报告。

许多中国旅行者起先认为西方对中国意图不善,中国的价值和规范被西方搞得天翻地覆。少数访者写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因为毕竟欧、美是和中国天南地北不同的国家。有些人则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求对于西方的解释,想找出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时期的组织与观点,与他们今天在西方之所见吻合,并且也臆测外国人是否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发展之哪一个时期得到启发。中国人最介意的莫过于洋人的缺乏孝道,以及采取行动时重实质、轻道义。刘锡鸿一八七六年访问伦敦时叹说:「问题不在我们历朝皇帝宰相没有西方人聪明,而是他们没有人开天辟地努力与大自然竞争,以求自富。我们高瞻远瞩的祖先也关心未来,但不像英国人只会全力争夺利益。」

除了对洋人语文、食物、风俗和卫生感到困惑之外,中国旅行者一直不明白西方帝国人民为何只重物质进步、不重道德增进。前往西方考察的中国人报告(困惑大于震惊)西洋的政治制度、妇女的角色、种族的阶层意识。他们担心,在和这些差异如此大、又如此强盛的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要如何生存。观察美国及若干欧洲国家持续工业化的情况,中国旅行者经常评论新技术的破坏面。即使西方的产品吸引他们、西方工业的力量和生产力令他们骇然,但他们更震撼的是污染、地貌的变化,以及观念态度、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人到了外国,选择了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在外国比在中国,他们及家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担心中国面对西方的命运堪忧;也因为他们反对满清政府。但是,在多数选择回国的人身上,中国和西方已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道德、习惯和品味的裁判官,世界已经成为更大、更平等的地方,必须让人有更多的选择,中国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信仰、政治观点和国家效忠。

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断气。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新帝国主义体制已经十分清楚,即使最反对新生事物的人也晓得时代变了。注意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以及清廷势力的衰退,有时候是透过朝觐代表团到北京的近距离观察(东南亚国家则到广州),朝贡国家逐渐转向西方列强称雄的新世界。即使文化上、地理上和中国最近的国家(越南、琉球和朝鲜)也体会到他们的国际事务已踏进新时代。像缅甸和泰国等再远一点的国家,他们和清廷关系的正式终结,是在朝觐团已经结束之后。大清世界中心的终止就和它的开始一样出于偶然,不过,中国仍试图在礼仪的正式框架里来解释此一新发展。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朝鲜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体制,其方式最具破坏性。琉球群岛(从九州岛往南迤逦到台湾的一个镰刀形群岛)则又是另一个例子。琉球国王一方面向清朝朝贡,一方面又听命于日本南方的萨摩藩领主,将近三百年之久。到了一八七〇年代,中国在琉球的地位下滑,琉球维持实质独立的机会也消失。日本在一八七〇年虽然持续和中国谈判这个议题,但它在一八七二年宣布对琉球群岛单独拥有主权,于一八七五年派兵进驻,一八七九年兼并整个琉球,废掉琉球国王,把它改为日本冲绳府。中国诉请美、英调停,不果。琉球丧失独立,预示着来日纷争必不可免。

更远的泰国方面,其领导人也发觉中国在东南的至高地位正在快速消失。泰国朝觐团一八五三年抵达广州时,很少数泰国人或中国人会怀疑,这将是泰国王室最后一次正式向大清称臣进贡。泰王负责对华事务的大臣(他本人具有华人血统)于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一封带着歉意的书函向广州的总督解释曼谷在其后的观点:

暹逻与北京一向友好,每当朝贡到期,暹逻一定记得,不会伤害维持已久的友谊。

然而,「一八五三年」……暹逻「特使」……遭盗匪攻击,抢走皇帝回赠给暹逻王室的礼物。「一八五六年」兔年季节风时……即是向中国朝贡之时,得知乱党比以往更加猖獗,因此得免朝贡……「一八六〇年」……朝贡之期又至。这次获悉广州市正与英国交战,总督本人并不在城里。暹逻若遣使,无人可以接见。「一八六二年」……获悉英、法联军深入到北京,北京陷入大战之中。





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泰国人晓得旧时光已不会回来。他们开始改组现在已被英、法控制的航线上之对华朝贡贸易(原本就是贸易成分大过朝贡)。一八八二年,曼谷片面宣布正式结束向清廷称臣的关系。

鉴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国际法的概念来合理化他们对清廷的欺压,中国人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被以西方大国为基础的制度所完全接纳。但是,中国领导人几乎打从首度遭到西方攻击时,就显示颇有兴趣了解国际法。有些重要文献,如爱默立希·瓦德Emerich Varrel)一七五八年的《国际公法》(Low of Nations),于一八四〇年代,即第一次中英战争后译为中文。在一八五〇年代末洋人入侵之后,更显示中国需要了解西方列强宣称他们外交关系所依据的原则。长老会牧师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一八六四年将美国外交官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一八三六年所发表的论文《国际法要素》(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译为中文。尽管惠顿的观点狭隘(和瓦德的普世主义不同,惠顿认为国际法纯是基督文明的产品),清廷军机处却认为它很有用。他们上书皇帝:

臣等比较这本论西洋法律的书发觉它不完全吻合中国制度。但其中有些章节仍有用处,臣等慎防引用这种书,已论知「马丁」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体制,不宜参酌外国书籍。可是,马丁指出,虽然《大清律例》已在外国翻译,但中国从未企图恫吓外国遵循它。所以,不会只因一本书「被译成中文」中国就会被迫遵守其习俗。





到了一八九〇年代,有些中国领导人已看到或许可用国际法来保护帝国的利益。曾经代表清廷多次参加国际谈判的李鸿章(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之后,他还要进行更多的谈判)说:「国际法属于全球所有国家。如果他们遵守它,大家相安无事,如果他们不理它,大家一定有麻烦。」某些学者宣称国际法有如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原则。当时中国诸侯蠡起,孔夫子对它们颇有评论。但是这些比较并未让中国外交官准备好,可为国家利益交涉。早期的这些翻译,文字并未精确表述,它们经常用的是中国人谈论人伦关系使用的概念,因此未能掌握住法律的特性及它对权力的屈从。

尽管清廷有个很差劲的遣派使节出国之制度,以及对邻近国家有丰富的了解,但它并没想要在国外派常驻代表。与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不同,大清帝国并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即使在理论上),因而必须与他们长久地交涉。因此,它没有需要派出欧洲式的外交官。经历西方的干预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大叛变之后,清廷必须调整、接受欧州的传统,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道光皇帝的六贝勒恭亲王,是慈禧太后一八六〇年代掌握大权的关键人物。他向朝廷力挺派使节出国的重要性:

我认为近年来,外国已经相当了解中国,可是中国对外在世界所知依然有限。差别在于外国在中国派驻外交使节,中国完全没有驻外使节。这一来造成外国驻华外交官蔑视我们的规矩,行为不当,我们只能规劝他们。我们既不能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必须另外设法。这种情形令我一直担心不已。





干练、但经常不够果决的恭亲王也是一八六一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虽然一开始被视为帝国官僚体系中一个临时的、第二层的机关,但总理衙门很快就成为朝廷、各省、军方和外国人之间的主要协调者。它又成立「同文馆」,这是培训未来外交官外语及西学的一所学校,后来也成为翻译及出版从物理学到国际事务等许多外文书籍的中心。

和总理衙门一样,海关总税务司也是中、西合作的一个单位。它由外国人担任税务人员,且经常被列强用来在战争或冲突之后向中国收取赔款的机关。不过它也进行翻译工作、举办社会及统计调查,协助创办中国的邮局系统。之前它被当做是洋人加置于中国的机关,但在清朝末年演化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及训练中国官员的重要机关。中国人对海关观感大改,要归功于爱尔兰出生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他一八六一年出任,久居斯职到一九〇七年。在漫长的任职期间,从北爱尔兰波塔当(Portadown)出身的这位年轻人,成为清廷信赖的外国人。他底下的税务人员来自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因监视租界的港口(也经常巡守重要内河及沿海地区口岸),惹得中方不悦,但赫德成为洋人为大清效劳的典范人物。

到了一九〇〇年,清廷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它先于一八七七年在伦敦、柏林和东京设立使馆,一八七八年又在莫斯科和华府设馆。使馆人员来自同文馆培训的外交官和其他朝廷官员。某些使馆表现称职,有些则形同尸位素餐。朝廷虽然气愤有些外馆浪费公帑、信息传递不良,但也发现使节中有许多干练之才。譬如,第一任驻伦敦大使郭松焘(也是清末重要政治人物),协助组织清廷对付太平天国之乱。曾纪泽是在大叛乱之后主掌中国政局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接郭松焘的棒子驻节伦敦,后来转任巴黎和莫斯科。曾纪泽也在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担任中国首席外交「救援」(troubleshooter),与俄罗斯谈判圣彼得堡条约。像曾纪泽这样的外交官在北京有一定的份量,因为他们不仅据实回报西方列强的实力,还能以儒家之道处理世界事务。曾纪泽在日记中写出他对伦敦的观察:

我们视今天之西方,不免遥想当年之中国;而视今天之中国,又不免思想西方之未来。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回到事物之本质,不看机巧和繁复,只看单纯。因为物质资源有限,不足以应付全球各国之需。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贸易商、传教士和官员开始在中国定居,中国本土慢慢成为洋人荟萃之地。清廷摇摆于接纳这些新来者、支持他们,或抗拒这些外国势力之间。在地方层级上,华洋人士互动,时而合作、时而冲突,但总是因彼此习惯和观点有异而陷于困惑。到了一九〇〇年,中、西品味及技术的混合在城市中的出现,进一步把中国分解为两大块:一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外国人几乎根本不存在;一是正在发展崭新社会的城市列岛。新中国是国际的,在东南亚和美洲有据点,同时中国国内有人兼具中、西习俗。但它对自己没有信心,一方面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东西,一方面又衷心希望能「师夷之长」,透过外国方法、资金和机械,拯救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新旧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冲突(两者都因外国人出现而加剧)俨然有把中国分裂之虞。

列强势力一方面挫弱清廷,另一方面却在十九世纪末叶协助它对付敌人而保住大清命脉。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完美的压榨关系:西方列强利用满清的衰弱,从中榨取特权,又支持它,不让它全然垮掉,以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讲清楚、说明白。清廷也逐渐懂得如何在列强之间运作,争取有利,绝非单纯地成为外国利益的工具。朝廷领导人也盼望有一天中国可以强大到足以面对外来者。同时,汉人菁英也善于利用清廷,在公共事务中循私图利,谋取个人好处。在这种政治、经济竞争激烈的气氛中,外国人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好处,但绝未全部。

同时,外国观念和思想席卷中国,支撑住想为国家为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和西方的情况一样,革命思想经常集中在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影响人类事务。一八七五年出生的麦孟华反映了欧、美社会达尔文派的观点:

揆诸地球所有文明的发展,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斗争做出发。中国从来没有存在于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斗争思想。因此,难怪中国不能够发达起来。然而,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与其他人斗争。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发展的机会,也是这个古老文明可以复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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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与日本

(JAPAN)


中日两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结为宿敌,





不过,冲突之前双方也有过合作、相互佩服和交流。





尽管两国交恶,发生战争和占领,但某些的这类接触仍然存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许多改革派人士认为,





从日本学到的科学、技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知识,





比起直接来自 四方的东西,更适合指导中国。





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可以比对日关系能更加界定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对外关系。相较于中国,日本是个小国家,土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事实上,地球与月亮也大约是这个比例。两国在互动时,也曾以地球与月亮比拟双方的关系。日本一直必须处理这个巨大邻国的地心吸力。虽然日本从未属于中国直接控制范围,然而中国的文化、思想、书法和宗教却影响日本超过一千年之久。十七世纪日本的阳明学学者熊泽蕃山(Kumazawa Banzan)称中国是「中华之地」,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子女的父亲,好比大山是诸河之子的父亲」。但是,中国也受到它这颗文化卫星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视日本为启发来源,并或许可以结盟一起面对西方。然而,一八八〇年代中期起,清廷开始认为这个东方岛国是敌人、是威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两国为争雄东亚,打了一场破坏极大的流血战争,造成清代中国首度在军事上失利、败给这另一个区域大国。朝鲜和台湾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最后成为殖民地),而中国在本地区丢人现眼。清朝一亡,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既混乱,又不稳定。他们认为这个巨大的邻国将会吸引西方更多势力进入,因此试图基于贸易、安全和意识型态的理由,扩张日本的力量。在日本菁英眼里,日本有让中国文明的职责,就好像欧洲列强认为他们对非洲及南亚责无旁贷一样。

德川幕府时代(一六〇三年至一八六八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限制国民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但是它和中国的贸易却从来未曾完全停止。这个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江户的大将军幕府,还是京都的天皇内廷,皆尊重中国是东亚儒家世界的中心,

这一点和朝鲜或越南人士的看法差别不大。但是从十八世纪末期起,日本人的思想慢慢开始往更本土的方向前进,把本国居民的自然、节俭与勤劳,拿来和中国人的反常、懒惰和狡诈比较。十九世纪中叶满清频频败给西方、又相继出现大叛变之后,这股新的、负面的态度,化成日本批评中国的洪流。从世界中心到沦为许多国家当中之一,中国现在成为日本绝不愿沦落成的可怕典范:一个分裂、贬降的国家、一个「虚有其表的帝国」、一个弃儿。愈来愈多日本人观察到,由于他们和中国人长相相似,他们隔洋邻居的窘困也使他们被人看衰。拯救中国脱离污秽和恶名声,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种族责任。

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大有不同。自从日本这个东夷自动切断了与帝国中心的互动,认为日本蠢不可及、且又奸诈背信的观点使然,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迅速变化。现在,来自中国的造访者们大谈特谈在明治时代愿意采纳西方知识与科技的日本菁英。有些中国人认为,日本背弃了正确的、孔夫子的世界观;许多人评论这个社会疯了,工厂和造船所像污点般出现在日本纯洁的国土上。但另外一些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渴望见到中国更加西化的人士,则把日本当做是亚洲社会中改造为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楷模。当全中国都在关切日本透过战争和冲突使国力日增之时,这些中国人佩服这个东瀛邻国的成就,希望有为者亦若是。这种双重性质的关系界定了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关系,也逐渐演化成双方的恩怨情仇。

十九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一段号称「维新」的政治变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则是革命,并永久地改变了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在德川幕府治下(它和清朝一样,十七世纪就主政),日本是个走向自给自主的孤立社会。但是,从一八六〇年代起,它发动深刻的改造,在一个世代之内,把自己从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地位提升到区域大国之境。日本的改变以恢复明治天皇亲政的姿态出现,但是德川幕府一八六八年垮台之后当权的一群强人,希望将国家带往新方向,以响应来自西方日增的威胁和国内社会的动荡。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同治中兴不一样,两者虽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但明治维新却由一群刻意要舍弃过去、以拯救日本的领导人所推动。明治菁英深怕日本会遭到外国控制以及国内的动荡,所以决心打造一个向外看、工业化、军事化、重视安全的新日本。

我们很难夸大日本在一八六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代改革的深度,因此也就很难责备中国领导人看不见改革可能的后果。透过政府倡导、民众热切拥护,日本外貌焕然一新:从发型和衣着到书籍、交通、土地所有权、教育和军事事务,无不锐意求新求变。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日本更进一步制订新宪法,实行议会制。外交事务方面,明治时期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废除在维新之前的十年间西方国家所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明治领导人认为要这么做,日本必须更加全面地参与亚洲大陆事务,显示它可以与其邻国进行新形式的外交。明治寡头一方面建立全新的、中央调度的、西式训练的海陆军,一方面开始搜集信息,了解如何才能重新安排东亚的国际事务,以加强日本争取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机会。

明治维新复兴了日本,中国的同治中兴却只是海市蜃楼。同治朝的政治人物(慈禧太后已是关键人物)深知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也借由击败太平天国和其他叛乱,开始重建国家机器,展现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固然在政治上十分分歧、彼此深刻猜忌、改革的脚步太犹豫,未能达成大清力量的全面恢复,但是就寻求中、西混合而言(我们前文已述)大致上已做到。

一八七〇年代,中、外领导人物都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将会找出一条独特的路向前走。同治朝的主要领导人,如恭亲王和李鸿章,认为新儒家的自强运动可以救中国。所谓自强即是利用西方科技以保护、保存儒家中国。现代化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的儒家核心依然有效。儒家学者冯桂芬就说:「我们必须向夷人学习的只有船坚炮利。」

从一八七〇年起,直到十九世纪结束,一直都是中国头号政治、外交领袖的李鸿章同意冯桂芬船坚炮利的看法。他说,没有军事现代化,中国将永远受制于列强。一八二三年出生于安徽农村的李鸿章,一八四七年通过殿试,在敉平太平天国及捻乱时立下战功。他出任直隶总督(下辖河北、河南、北京、天津)之后,李鸿章领导起一个宏大计划,引领朝廷输入西方技术,俾便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和二十世纪的蒋介石一样,李鸿章的主要希望是,中国直到强大到足以自卫之前,能够不陷入战争。

日本是李鸿章在朝廷巩固其权力时所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尽管本身曾被西方国家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明治菁英很快就企图把同样的不公不义加诸中国身上。清廷与日本提出一个在治外法权上平等互惠的草约。一八七〇年,双方谈判进行中,李鸿章提到:

日本不是中国藩属,它和朝鲜、琉球和安南〔越南〕完全不同。它有先征求任何西方国家支持,就来要求贸易通商,以显示它的独立和善意。如果这次中国拒绝它,它的友好善意将会丢失,甚而可能寻求西方代表自己介入,届时中国很难再次峻拒。由于地理毗邻,心生不满的日本甚至可能比西方国家更麻烦。因此,基于中国的利益,允宜友好、平等对待日本,派遗钦差赴日本,俾可照料当地国人,注意日本政府举动,培养两国和谐关系。





但是,规范两国往来的条约并不能使日本满足。日本领导人觉得西方列强正在夺取东亚其他地方,以孤立日本。一八七三年,日本派一个新的赴华代表团,由年轻的明治菁英副岛种臣(Socjima Tancomi)率领。副岛声称日本有权派兵惩罚在台湾攻打日本船只的人,试图借此扩大日本在中国沿海的地位。总理衙门不智地选择敷衍问题,声称台湾岛民有生番、熟番之分,后者才受中国管辖,攻击日本船只者是生番,「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本的反应却充满了恐惧:

如果列强以生番杀人名义占领番人地区,如果这些番人地区成为类似法属印支、澳门、香港或从阿穆尔河直抵我国北疆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们将在南疆面对威胁,这些势力将威胁到我们在南疆的岛屿。





一八七四年,日本利用中国这句主权含糊的说词,派兵征台[4]。这是日本新式海军与陆军第一次出境作战。战役本身一团糟(日军死于台湾瘟疫的人数是杀死的台湾人之十倍以上),日军很快就撤退。但是,这件事突出一个重点: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它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用兵,并且不虞中国介入。这个教训成为数年后才到来的一个恶兆。

中日两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结为宿敌。不过,冲突之前双方也有过合作、相互佩服和交流。尽管两国交恶,发生战争和占领,但某些的这类接触仍然存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许多改革派人士认为,从日本学到的科学、技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知识,比起直接来自西方的东西,更适合指导中国。某些情况下,这种「日本教训」是误解:中国观察家以为某些知识源自日本,只是因为它从日本进口到中国,而日本的传播者也一口咬定是他们的创见(事实上,日本是拾人牙慧。譬如说,取材自一两年前出版的德国杂志)。有时候中国人之所以希望相信新事物源自日本,是因为这比较容易说服别人,说它们已在另一个儒家社会里采用过。但事实是,传自日本的东西通常是源于西方的法律、体制和科技,只是经过了日本人出于本身目的的试行。

明治及大正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日本,各种思想风起云涌,来自全世界的访客被日本的活力所震撼,大谈东京兴起的各式各样的辩论和争议,以及政府又是如何坚定不移、不惜舍弃长久以来的规则而来推动改革。日本给人的印象(不只限于其他亚洲人心目中),是一个改革的大实验室,他们的国家可从日本汲取灵感或对之心生畏惧——端赖你希望往哪个方向走而定。就某些中国人来讲,日本的快速转型也是他们想走的路线,是他们取代清廷的改革迟滞不前的另一个积极选项。中国的贸易商人仗着西方列强的治外法权保护,在日本沿海城市营运、访客、学生,以及愈来愈多的政治难民,向母国回报日本改造的速度和成绩。

从日本传进中国的思想,大多与科学有关,这类传播几乎以生产线的方式源源不绝而来。日本的书籍、论文、小册、杂志及期刊文章,译为中文,与从西方文字译来的文本一同参考,也逐渐和出洋留学、或向在华洋人学习的人用中文写下的文章对照。日文文章对晚清科学家特别有价值,因为和东瀛同僚一样,他们也在寻找实际运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新知识。不过,其他思想也被引进:譬如,明治时期讨论的主题之一,即公民及个人权利的概念,也透过日文作品在中国引起讨论。卢梭的作品是一八七〇年代在日本被最先被译为中文的,其后有许多作品陆续被翻译,马克思等十九世纪若干德国哲学家的作品也在其列。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透过日本传进来的政治思想将对二十世纪中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一个领域,日本人的心得对中国影响甚大,那就是透过国际法,中国人了解它本身在世界的地位。研究东亚问题的日本及西方学者有个结论,认为中国缺乏可靠的法律制度,因此不太可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伙伴。有些中国菁英也认同这个看法,政府遂进行好几项大计划,大量翻译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文本。中国有关国际私法的主要文本几乎全部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部主任山田三良(Yamada Saburo)——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山田也曾出任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Keijo University)校长。山田翻译用的字词成为中文术语,迄今仍在使用。尽管两国外交关系龃龉,但在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里,日本人采用的概念则进入了中文世界。奇怪的是,两国的冲突,却使日本社会和文化对许多中国人显得更有吸引力。我们稍后将要看到,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战争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解现代日本。世纪之交中国最主要的改革派人物梁启超,甚至热切接受他在一八九八年的日本流亡生活:

我在日本……已经过了好几个月难困日子,学日文、读日文书。眼前尽是以前从未读过之书,脑中全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彷佛困居暗室之后重见天日,彷佛干燥的喉咙得尝美酒。我是如此快乐,不敢藏私,因此我要向国人呼唤:渴望新知识的人,请跟我一起学日文。





但是,亚洲其他国家又是如何看到权力移转到日本呢?文化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朝鲜是本区域内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制度中的关键国家。就自我认同而言,它比任何其他独立国家都更接近中国。它的儒家学者协助创造共同的知识议题。他们以中文书写,认为自己的国家与中华帝国有密切联结,但仍然和它有所区别。朝鲜菁英长久以来担任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思想通过它,自由地流通。汉字于公元四世纪经由朝鲜传到日本,佛教在两个世纪之后同样经由朝鲜东传,纸张、印刷术、丝织和陶瓷制作方法亦随之进入日本。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丕变,思想的流通反方向而行,但朝鲜人不愿放弃他们把中国置于中央的观点。许多儒家学者吁请政府不要违背成规,把日本和中国等量齐观。一八八一年一份陈情书讲出他们对朝鲜传统地位的看法,以及变更它的危险: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处于朝贡地位。两百年来,我们进贡维持属国的信念。如果我们要接受与日本正式来往,使用「天皇」或「帝国」等敬语,假设中国前来质疑,试问我们要如何解释?





朝鲜自一八六四年起由兴宣大院君李昰应(Yi Hacung)代表犹在冲龄的儿子高宗主政。大院君认为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威胁,企图集中权力,俾能抵抗外来压力。他力抗一八六六年法国的登陆、一八七一年美国的叩关,但是在一八七三年,儿子高宗成年亲政之后,则罢黜了父亲。高宗希望和洋人谈判,北京也鼓励他这么做,因为北京希望从中操纵,既可被西方人认为自己协助朝鲜开放通商门户,又可保住自己对朝鲜宗主国的正式地位。这一幕和今天中国及北朝鲜的关系没有太大不同。

日本的明治菁英则有不同的想法。打从东京政治变革一开始,领导人就担心西方列强主宰朝鲜,从而扼杀日本的新实验。他们获悉俄罗斯向朝鲜的北方边界推进时,心里特别焦虑。强硬派人士如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他日后不服从明治天皇之令,举兵称乱,受到惩处——于一八七三年建议:日本应进军并占领朝鲜,借此切断外国竞争,报复朝鲜对天皇的不敬,此举并可善用数千名流浪、失业的武士。西乡隆盛的提议未被采用,但日本增加力道,意欲取得朝鲜的资源和市场。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军舰云阳号(Unyo)驶往江华岛(GangHwa),这是一座可通往汉城的小岛,位居韩江入海口。朝鲜人炮轰云阳号,日本人反击,陆战队登岸,大肆破坏,杀死若干朝鲜人。这是日本首次动用新练的皇军海军部队。后来,日本政府坚持仿照日本与中国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的条约之模式,与朝鲜签署西式条约。一八七六年的江华岛条约虽未赋与日本治外法权,它却开放朝鲜对外通商。最重要的是,该条约视朝鲜为独立国家,无视于朝鲜和中国的朝贡关系。

和中国、日本一样,一八八〇年代也是朝鲜政治动荡的十年。一方面传统菁英力图保住政权,至少维持与中国的某些联结,一方面又出现一股改革派势力[5],他们和中国的改革派也同样受到日本的启发。对于那些反对从基础改变的人士而言,日本现在是敌人。其中一人写说:「很显然,日本人和西方人是一丘之貉。当他们声称他们是日本人、不是西方人时,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但是就改革派而言——例如两度前往东京考察的、有奇魅吸引力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金玉均(Kim Ok-gyun)——日本是朝鲜争取强大、独立过程中必要的盟国。中国决定增强本身地位,派兵进驻汉城之后两年,改革派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金玉均希望趁中国忙着与法国交战,不遑兼顾朝鲜局势,争取到日本公使承诺协助。但是,暗杀政府要员的计划失败,中国部队及朝鲜政府军力抗叛党。经过三天激战,叛党逃往仁川港,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横滨。[6]当下,中、朝同盟似乎平安了。

鉴于自己和西方列强已经有搞不完的麻烦,清廷认为无必要因朝鲜而和日本交恶。北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挟传统派和中国驻军战胜叛党之势,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人数,并派出最干练的将领之一袁世凯出任驻朝鲜钦差大臣。出身河南的这位二十六岁「能将」,曾经两次参加乡试,不曾中举,才选择从军。他现在形同中国驻朝鲜总督,搬进皇宫居住,有时就睡在高宗御寝隔壁。袁世凯在朝鲜驻节十二年,仕途顺利,日后成为中国共和后的总统,还差一点做了皇帝。他在朝鲜的任务不仅是照料中国的利益、支持摇摇欲坠的朝鲜王室,他还要确保在政变失败后,朝鲜和日本人妥当和解,俾能避免朝鲜政治日后的国际化。

但袁世凯并未能在朝鲜开创更稳定的局势。汉城和东京在一八八五年成功交涉了一项协定:朝鲜国王为一年前战事中造成日方的财产损失向日本道歉,并允许日本在朝鲜首都派驻一小支部队。为此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并签署的条约破坏了袁世凯的大部分工作。中、日天津专约的条文旨在承诺两国不干预朝鲜的政策,大幅限制两国驻军人数。实质上,天津专约伤害了中国宗主国的地位,又没有提供太多激励,让朝鲜人愿与两大强邻合作。往后十年,朝鲜政治变得愈来愈派系斗争,而且日本模式愈来愈受改革派欣赏,中国驻朝鲜代表的角色就日益艰难了。

到了一八九〇年代初,朝鲜社会四分五裂。在南部,有一个结合各家之说的新宗教「东学党」兴起而挑战当局。东学党号召朝鲜人民在国家多难之秋起来反抗外国势力。东学党的一份文宣小册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根若枯萎,国家就衰弱……我们不能坐视国家灭亡。」东学党(大多是来自全国最穷地区的农民)把朝鲜人界定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明确的民族,并串连汉城内部的一股新趋势。在这股新趋势中,有些官员不仅希望改革国家,也强调朝鲜有别于中、日两国的身份认同。中、日两国,乃至汉城王室的传统派,都把这一新兴的朝鲜民族主义视为威胁。一八九四年,东学党走上京城街头游行,高宗向中国求助,盼能扑灭他眼中的这场叛变。在北京主持中国外交的李鸿章同意,并依天津专约照会日本。日本的回应是,以保侨名义也派兵前往朝鲜。一八九四年六月,中、日爆发战争的危机,随时可以一触即发。

起先,东京和北京都努力避免全面冲突。日本派出的七千名部队登陆后,日方试图说服中国成立共同委员会,监督朝鲜政府的改革。北京不肯。清廷许多官员觉得中国为了朝鲜局势,对日本已经委曲求全够了。他们相信,经过二十年的自强运动,中国已够强大到足可击败「东夷」。这股好战态度受到一八八〇年代末、一八九〇年代初在朝廷崛起的「清流党」势力的支持。清流党认为中国本身的改革已经足够了,中学为体即可弃之不用。他们认为在国内或朝贡事务上和列强妥协,是中国以礼义换来夷狄习俗,等于中国文明沦丧。清流党不断吁请慈禧太后停止李鸿章及其他温和改革派提出的计划。慈禧太后本人则深怕年轻的光绪皇帝会被说服、支持激进改革,并迫她交出大权,遂不时支持保守派的主张——包括一八九四年和战之议。

李鸿章的难处在于,北京清流党主战,日本又利用驻军控制汉城,可是他不能请西方列强直接支持。朝鲜国王高宗于七月底拒绝日本人提出的政府改革方案,日军闯进王宫,劫持王后及其子女,并利用新局势,让年迈的大院君复出掌政。大院君宣布朝鲜独立,并向中国宣战。李鸿章向英国包租汽轮「高升号」(Gaosheng),企图载运援军到朝鲜,不料高升号却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被日本海军击沉,九百五十名中国官兵溺死。战争已无可避免。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新练的西式陆军和海军首度投入战争。它也是中、日双方三百年来第一次交战,从此双方结仇,界定了往后一百年的外交关系。但是,奇怪的是,中日之战本身和战后二十年,彷佛是中日关系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时期:中国和日本或许打了一场激烈战争,可是许多中国人钦佩日本成功打造新国家、新军队的心理,并未因中国战败而消退。反而,中国的牺牲经常被怪到清朝身上,认为它没有能力效法日本楷模。某些中国人认为,日本模式因其战胜得到反证:在儒家世界不应发生、也不会发生的事(弟弟以幼犯上、打了哥哥)竟然发生了。它是中国国势衰弱十分明显的证据。从朝鲜到缅甸各地人民都晓得,这场战争重新界定东亚地区的权力,颠覆了既有的世界秩序。

一开始,日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中国部队在朝鲜扼守重要据点,中国的海军规模约为日本的两倍。东京的文武领导人都担心成败结果,他们的策略目标是必须给清军决定性的一击,迫使它接受日本的作战目标——从朝鲜铲除中国的势力。他们担心,作战拖久了,会对中国有利,因为日本的资源和人力不足,不利打持久战。在朝鲜南部两军首次陆战,日军占上风,但日本领导人担心北方的发展,因为清军在北方更强大。其实他们最为关切的是海战的胜负。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军在仁川登陆,有如麦克阿瑟将军五十六年之后的作法一样。同样的,也和日后的韩战一样,中国部队全力防御北方,把大部分部队集结在平壤附近(位于首都汉城北方一百二十英里)。中国部队人数占优势,包括若干帝国配备及训练最优秀的西式新军,还有使用大刀、长剑的传统满洲骑兵助阵。战事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中方的组织、后勤与火力全都输给敌人。中方的防守协调极差,很快就缺乏弹药(部分是因为中方各单位武器不够标准化)。满洲骑兵一波又一波进攻,但被日军炮兵扫射——日军军官在战火下不禁夸赞老派清兵的英勇。全城被围,日军重炮猛轰清军之下,清军投降。这一役,清军有两千人阵亡,日军也折损七百人,明治大军持续往北进军。

次日,中国的北洋舰队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口遭遇日本兵舰。在文件上,中国部队优于日军。大清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是帝国的骄傲。清廷耗费巨资从国外购买军舰,设立造船厂维修保养它们。北洋舰队最大的军舰是七千五百吨的德制战斗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它们是世界上火力最强大的军舰,比美国最大的战斗舰「缅因号」还大。但是中国的海军士兵和日军相比,训练差;它们的军官(包括聘来的西方军官)比不上日军军官娴熟海军战术。两支舰队一碰上,中方因训练不足和战术差,立刻吃了败仗。值得一提的是,战斗激烈进行中,中方海军指挥官丁汝昌(原本参加太平军,但转而投效清廷)被自己属下船只一炮打到他站立的舰桥,身受重伤。四小时交战下来,中方四艘船被击沉,其余全遭严重损害。清军陆军撤退,北洋舰队被摧毁,清廷开始寻找脱离战争的方法。

东京方面,领导人讨论究竟是和谈,还是继续作战。主战派胜出,因为他们很容易主张,天赐日本难得的良机,可以建立一个防卫环境,确保国家对付未来西方列强、尤其是俄罗斯的包围。日军现在从水陆两路进入满洲,并登陆山东半岛和台湾。中国北洋舰队残部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投降,丁汝昌自杀身亡。次月,双方展开停火谈判;清廷礼聘美国前任国务卿约翰·佛斯特(John W. Foster)担任顾问,他的外孙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日后也出任国务卿,在中国参与的另一场韩战,扮演重要角色。依据马关条约,北京必须承认朝鲜的独立(接受日本的保护),中国必须赔款大约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是今天币值的一百倍以上),并且割让台湾、澎湖群岛以及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开放长江更多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如果不是因为一名剌客企图暗杀年迈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李鸿章,没有成功,令日本政府十分丢脸,那么和解方案对中国恐怕还要更加不利。即使俄罗斯出面斡旋,找来法国和德国支持,逼迫日本最后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场战争也已经鲜明印证了大清帝国的衰颓。

和日本作战失利,导致中国菁英形成深刻的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衰弱,大家固然已经有共识,如何去补救,却莫衷一是。慈禧太后和大部分廷臣认为,中国已抛弃太多的儒家精义,唯有重新找回精神核心,帝国才能恢复世界地位。对于帝国之内及之外人们的不当行为,正确的响应是诉诸公义和理性,因而协助他们了解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果中国坚守儒家原则,随着时间进展,事情就将得以更正。御史向朝廷上奏说,「我们的问题不在缺乏良好的制度,而在缺乏正直的思想。」

但是,目睹国家受辱的许多中国人却认为,诉诸传统原则毫无意义。全国各地涌现要求政府彻底改革的声音。年轻的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和国家若不彻底改造,中国就要亡了。战败消息传回北京时,正好是各地举人进京准备参加殿试,他们做出有违进京赶考目的的行动,率先联名上书吁请改革。三十七岁的广东人康有为组织吉士子,上书抗议马关条约,呼吁中国政府彻底改革。这场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令清廷不敢忽视,尤其是这项「维新运动」开始在京师内、外设立协会和讨论俱乐部,政府深怕结果不可收拾,不敢取缔。

康有为自认是依循儒家传统的改革派,他也向国外(特别是日本)汲取典范,寻求中国要如何透过创新和调适,可以在国际体系内找到受尊敬的地位。康有为一八九八年上奏给光绪皇帝,他说:「调查世界各国,发现维新改革者昌,因循守旧者亡……」

我们目前的问题出在死抱旧制度不知如何改革。在各国竞争的乱世实行适合太平盛世的方法,不啻酷暑披重袭、驾车过河。这只会使人发高烧或淹死……臣恳请圣上采俄罗斯彼得大帝之宗旨为我人之宗旨、日本明治维新为我人维新之模范。日本维新之时与地并不遥远,它的宗教和习俗与我人亦大致相似。它的成功即是证明。





年轻的光绪皇帝虽然长期受慈禧太后和她的廷臣之挟持,但他听进了维新派的主张,于一八九八年夏天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康有为在皇帝支持下,紧锣密鼓推出新政,不仅改造中央政府,还成立新组织控制军队、发展西式教育、改进政府财政。光绪本人也与甲午战争之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有一番长谈。中国一度似乎走向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彻底改革之路。光绪急欲有所建树,他下达一道上谕:

我们的学者现在没有坚实、务实的教育;我们的工匠没有科学的老师;和其他国家一比,我们立刻看到自己有多弱。有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和洋人部队一样受良好训练、有高明领导吗?或者说,我们可以成功地对抗洋人军队吗?我们必须依据时代需要做变革……我们应该谨记圣贤的教诲,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更新、更好的结构。我们必须以现代武器和西式组织取代旧体制;我们必须依据西式军事教育的方法甄选军官;我们必须仿效外国,设置小学、中学及大学院校;我们必须废止八股文章,学习古代知识、现代世界史、对今天国事有正确概念、特别注意五大洲各国的政府和国家体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艺术和科学。





康有为提议制订宪法、设立国会,却是保守派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主张。慈禧太后觉得自己义无反顾,必须出来平息混乱,乃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发动政变,终结「百日维新」。她的镇压十分严峻:光绪皇帝本人被软禁,幽居在紫禁城内一个湖心的小岛上[7]——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软禁的地点不远。慈禧太后不仅推翻新政,还处决包括康有为之弟在内的若干维新派人士[8]。就慈禧太后及守旧派人士而言,一八九八年乃是保护个人权力、保护中国不受内部攻击(可比外来攻击更危险)之年。他们认为,维新对帝国无益,采取维新就失去了儒家精神。

连康有为本人都意料不到,他竟能逃过慈禧太后的缉拿,在英国官员协助下躲到香港。他的主要助手梁启超则搭上日本炮艇,前往东京。康、梁两人在日本会合后,成立组织,鼓吹中国彻底改革。他们开始把已经译成日文的大量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接下来十年,其他流亡人士或前来日本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学习的学生,纷纷加入他们。最大的一所学校弘文学院(Kobun Gakuin)于一九〇〇年代以西式课程培养了七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鲁迅日后成为知名作家,陈独秀则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光是一九〇五年一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超过八千人,有些人进入第一流的新大学研修。法政大学(Hosci University)有一项特别课程,培训法律及行政人才。还有些人研读科学、技术、农业或者军事与战略,如日后与日本打了八年战争的蒋介石。中国和日本的观念世界及名词概念愈来愈紧密交织在一起,好几千个基本名词从日文进入中文,如「科学」、「法律」、「共和」、「社会主义」等等。(当然,日文本身借用许多汉字。)

新世纪头十年,在日本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最常讨论的两个重要观念是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中国人对西方的民族概念不熟悉、不放心,大部分宁愿相信他们活在一个依据古老原则治理、并以共同文化维系的帝国。即使康有为也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民族;他要的是宪法和代议制,但是他也希望保持帝国。但是,日本人的例子和这个诠释不符。日本人不是强调他们民族的独特性,有血缘及传统连结,使他们团结一致,因而有助于日本成为有效率、积极进取的现代化国家吗?欧洲人及其新思想家不是强调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普世适用吗?年轻的中国学者如章炳麟公开主张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汉人民族国家:

今天,五百万满洲人统治四亿多汉人,只因为腐败的传统使得汉人既笨、又无知。如果有一天汉人醒过来,满人就完全无法在此安居,有如奥地利人之于匈牙利、土耳其人之于前东罗马帝国。人性就是爱自己族人、求取本身利益。





不像日本的统治朝廷可以被描绘为团结全国,中国的统治朝廷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则是问题之所在。不过,若是推翻了满清,应由谁来取代它?最后一个汉人的朝代明朝,它的子裔已难找寻,而且明朝本身不就是在十七世纪失败,才让满清崛起掌权吗?

中国的共和主义(与有关民主及代议制的新辩论有密切关系)在流亡人士圈中发展,尤其是日本,不过最早提倡它的一位主要人物孙逸仙,第一阶段的流亡生活大多是在其他国家度过。和二十世纪初受到激烈辩论的许多观念一样,中国人对民主的概念大多混合西方模式和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有关人民的权利及朝廷的代表性方面。关于中国共和的最早的具体方案有些得自日本知识分子的启发,他们替中国发声主张采取他们想要、又不敢在日本要求的政治制度。一九〇五年,几个中国革命团体在东京合组「同盟会」。由孙逸仙信徒胡汉民起草的宣言,揭示孙逸仙对共和主义的观念:

绝对君权不适合当今之世,已毋庸再辩。因此在二十世纪提倡新式政府的人,自然就应着眼于消除绝对主义的要素。过去中国接二连三爆发革命,但因为政治制度没有改造,没有产生好结果。因此,元朝虽被明朝推翻,但三百年内,汉民族又衰弱。虽然推翻外夷统治、拥立汉人政权,但专制的政府型态并没改变,令人民大为失望。我们可以推翻满人,建立我们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现在)已很发达。





固然这一小群革命党说得没错,中国是朝前途不明的政治前进,但是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看法就大谬不然了。同盟会的宣言虽然呼应赫伯特·史宾赛(Herhert Spencer)和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透过日本教育家中村正直(Nakamura Keiu)和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的介绍〕,但它讲的是中国的未来,不是中国的现状。中国人在日本所撷取的有关民族及治理的概念,在大清帝国的倾覆上,只扮演小小角色,特别是帝国本身虽然孱弱,仍拥有相当强大的意识型态和实质武器可以自卫。

日本一八九五年赢得中日甲午战争,代表中国不再是东亚国际事务的中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日本已取代了中国的地位。明治菁英担心的就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刻意阻止有一个国家独霸东亚,尤其是不愿见到亚洲国家称雄一方。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了解日本勃兴的影响,同样的,日本人也不了解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会连手反对它的崛起。由于欧洲人已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日本必须巩固在本身区域内的最高优势。对留日中国人颇有影响力的日本自由派人士德富苏峰(Tukutomi Soho)在一八九六年写说:

远东国家沦为欧洲列强鱼肉,是我国所不能容忍者。东亚陷入混乱困境,是我国所不能容忍者。我们有责任向境外发出文明的光芒,把文明福祉带给邻国。我们有责任指导落后国家,使它能够自治。我们有责任维护东亚和平。人有他的天职,国家也有它的使命。





二十世纪愈往前走,日本也日益泯除许多亚洲人起先想向日本学习的自由与宪政原则。敬佩日本的中国人也担心日本奴役朝鲜和占领台湾。但是鉴于欧洲列强比以前更凶猛竞相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比较不担心日本。尽管中、日交战,中国战败,毕竟日本还是撤出它在中国占领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撤出的港口(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以及山东半岛的青岛和威海卫)却被欧洲列强接管(前两者由俄罗斯租借,后两者分由德国和英国租借)。俄罗斯的扩张特别让清廷担心,因为整个满洲似乎都快沦入俄罗斯控制了,铁路线和商业据点从哈尔滨和奉天(沈阳)向沿线伸展。对清廷皇室而言,这当然不仅是一般的领土,这件事攸关祖先龙兴之地的保护。

日本觊觎满洲的势力范围虽然只有十年,但它对俄罗斯的扩张却和清廷一样气愤。清廷无力反抗,东京却有意志和手段可以反制。为了制衡俄罗斯在东亚的力量,日本领导人和俄罗斯在欧洲的对手英国,签订了英日同盟系约,并展开大规模建军活动。由于日本的主要关切是朝鲜的安全,不是满洲本身,日本向俄罗斯提议签订协议,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却拒绝日方的提议。俄方轻蔑日本人是「猴子」、部队像「小孩」,沙皇要的是战争。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本展开进攻,在宣战书送达圣彼得堡之前,日本海军已经重创驻扎于旅顺的俄罗斯远东舰队。日本援军在朝鲜登陆后,往北朝满洲推进。俄罗斯仍在等候从欧洲调来的援军,日本借由取得海军优势,逼迫俄罗斯陆军往内陆后撤,实质上已赢得战争。占领旅顺之后,日本在一九〇五年初又经过一番激战,迫使俄军退出沈阳;五月间,又在对马之役(Battle of Tsushima),摧毁经一万八千英里漫漫长路、刚赶到战场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对马之役,俄罗斯损失八艘军舰,阵亡士兵逾五千人,日本阵亡只有一百一十六人。俄罗斯因此求和。

对中国而言,日俄战争的结果可分两方面讲。俄罗斯进逼中国被阻止,但日本则进了来。朝廷有些官员(也有少许革命党人)认为这是两害相权、相对较轻的一个:赶走日本人,要比赶走俄罗斯人会比较容易。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不应该忽视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这场战争有时候被人不无夸张地谑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中国根本没参战,它却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得不亦乐乎。和会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号召下,于新罕布什尔州朴资茅斯召开,中国也根本没被邀请参加。朴资茅斯条约把俄罗斯在满洲的财产,以及库页岛南部移交给日本。领土的主权仍属于大清帝国,但战争的结果很清楚:日本已成为中国华北及东北的大国。此外,朴资茅斯条约替好战成性的老罗斯福赢得一九〇六年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最不相称的和平奖得主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才又出现,即季辛吉得奖。

朴资茅斯条约在三个国家都招致各方的不满意。日本方面,觉得领土的收获和其军事胜利并不相符,这股感受造成东京及其他城市发生民族主义者暴动,内阁因之总辞。俄罗斯方面,由于战败,促成一九〇五年革命,迫使沙皇放弃无限权力的主张。中国方面,清廷无力保护国家领土,迫使政府接受制订宪法、召开国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一样,各国政府发现民族主义可以是双面刃,认为革命是国家弊病解药的人可以用它来对付执政者。在中国,清廷第一次感到畏惧,担心他们最大的威胁恐怕不是列强,而是自己的人民。

日本占领台湾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抗议清廷的主因。清廷自从十七世纪末即对台湾具有主权,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前,其人民从来不曾完全融合进中华帝国。从许多方面看,它是典型的大清边区,本地和中央的管辖常有扞格,派往台湾的少许官员很快就发现,如果想维持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稳定,他们最好和当地的强豪大户合作、采纳本地的法律与秩序观念。十九世纪末,岛上的两百五十万人主要是祖先来自大陆的汉人,他们大多散居在西岸的镇集,而内地及多山的东岸则由原住民居住。日本人首次在一八七四年登岸台湾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强化它对本岛的控制,开始兴建道路及一条铁路、设立学校、促进贸易和农业。一八九五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岛上仕绅成立了「台湾共和国」(全世界第一个华人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预备诉诸人民主权原则,保持本岛为华人所有。但是,在列强政府不闻不问、日本强势兵力进犯之下,台湾共和国没几个月就烟消云散。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烟消云散之后,台湾成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领导人很清楚,西方列强正在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最大的问题是:非欧洲的新兴国家能否建立一个现代化殖民地,并且成功地经营它?美国大约也与此同时得到它第一批海外属地(包括菲律宾)。日本国内对此亦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全面同化,让台湾人从语言、文化上日本化,最后达成政治一体;还有些人则认为种族差异太大,不易弭平,必须和日本分开来治理,另设一套法律、政治制度。殖民化的第一阶段,后面这派主张占上风。殖民官员认为台湾是异国、秩序差的地方,其人口分为三大类:想要回中国大陆的汉人,想效忠日本的汉人,以及原住民。可以设法把这些原住民围堵起来,使之永久居于弱势地位,有如美国之对付印第安原住民。

台湾的大多数汉人很快就在新的殖民体系下工作。对某些人来讲,日本的占领代表新的商业机会或农业条件的改善;对几近全体居民来讲,教育、公共卫生及地方行政的新政代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因此相当多数的台湾人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自由派政治领袖推出的融合及同化的新政策。台湾菁英愈来愈多人到日本大学受教育、开始穿和服、援引日本法令保护他们的事业财产(包括他们利用日本治外法权在中国大陆开办的事业)。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快速扩大的台湾菁英愈来愈多人精通双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用中文或日文书写所发展出来的台湾文学得到证明(台湾文学有助于形成他们的认同感)。台湾岛上的商业机会和社会、政治安定终于吸引大陆人来台;一九三六年,即中日八年抗战爆发之前一年,有六万多名中国人来台湾工作或定居。

当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七年再度爆发战争时,许多台湾人陷入极大的两难困局。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的台湾,已出现一个愈来愈有自信的汉人领导阶层。但是这里面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派寻求在日本治下的台湾有更大的自主权,一派则希望与大陆再统一。有二十多万台湾人自愿加入日本军队,但他们也有许多同胞痛恨东京在战时推动的强制同化措施,例如把日本的宗教神道移植到台湾,以及要求汉人改姓日本姓氏。台湾做为一个殖民地,就像香港一样,其人民可以创造新的身份认同,但是它也有风险,当历史的力量改变时,这一认同就粉身碎骨。台湾人没有忘掉自己的汉人根本,在日本崛起中,他们既是受惠者,也是受害人。

在大清帝国进入改革维新的最后阶段,以及一九一二年共和肇造之后寻求新政治制度的不安定时期,对日关系皆成为二者非常重要的关键。日本的崛起代表了东京被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中国领袖视为样板模范,以及支持的来源。康有为周遭的立宪派希望政治上仿效明治日本,孙逸仙身边的革命派则钦佩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寻求日本资助其革命。持这些观点的中国异议团体(以及介于其间的形形色色派别)通常都把总部设在东京,以受惠于当地的许多自由派及日本友人的慷慨捐输。同一时期,清廷在一九〇一年颁布的行政革新政策也仿效日本作法。一九一〇年左右,我们发现忠于清室的人和他们的对手都以一个世代之前日本明治经验的口号相互攻讦。前者高喊:「改造国家,尊崇皇室。」后者回敬:「师夷之技,拯救中国。」

一九一〇年,日本忧心列强在东亚的优势,决定全面兼并朝鲜,纳为日本的一个省。此时朝鲜人民族主义正盛,这项决定对日、朝两个民族的关系造成莫大冲击。即使平素钦佩日本的朝鲜人也拒绝与新当局合作(至少起初是如此)。东京此时的注意力很快从汉城转向北京,北京已经出现当年令列强觊觎朝鲜同样的紊乱和解体现象。日本不能落于人后,赶紧以英国盟友之姿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便抢下德国在中国的一切利权。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军向日本海军投降,东京在山东半岛取得战略据点。但是日本领导人深怕会重蹈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五年的覆辙,虽然打赢了,却得不到好处,又被西方列强拦阻。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提出一系列要求,要把中国划为它专属的势力范围。

日本的「二十一条件」是典型的外交过度贪婪的例子。日本内阁提出一项又一项的要求,以满足各部会大臣的需求,其结果是中国若全盘接受,实际上即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东京不仅将会全面控制山东,它也将巩固在满洲的实力,并延伸它在福建的优势地位。中国一部分军队和警察将受到日本控制。中国将保证不允许其他任何国家在其沿海得到更多租界,也将准许日本在华南各省兴建铁路。消息曝光后,其他列强国家,包括日本的盟友英国,提出抗议:他们不仅对条约的内容抗议,也为日本试图秘密进行谈判而抗议。最后,日本被迫退让,没有争到太多利权。即便如此,他们也是靠着以战争威胁衰弱的中国才能获得此些利权。

「二十一条件」成为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它们象征日本狼子野心,已成为中国独立的最大威胁;日本之对待中国,与它在兼并朝鲜之前对待朝鲜并无不同。中国各地学生群起向日本抗议,推动抵制日货。袁世凯政府及其反对者都因为这件事而受伤:袁世凯是因为他提议和日本合作;反对派是因为在这件事上意见分歧、严重分裂。孙逸仙也做了一件不符民心的事,他试图提出比袁世凯北京政府更高的价码,向日本提议:他若回任大总统,东京则可以有权否决中国的任何外交协议。结果是,中国青年普遍对政治菁英感到失望(不论他们的政治属性),因为他们对日本太百依百顺了。

在美国放弃中立立场之后,及西方列强及中国对日本看法的改变,是中国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被允许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中国已派有大量劳工受雇到欧洲前线为盟军效劳。迄今,这是中国劳工最大量、最集中地被送到另一洲去工作的壮举。这些劳工把有关欧洲的信息传播到中国最遥远的偏乡,就此而言,造成极大的影响。许多人回国后,大受欧洲新思想、新知识的启发。可是,中国加入大战战胜国一方,得到的外交报酬却微不足道: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第一五六条确认日本控制德国原先在中国持有的领域。这项决定引起中国大规模抗议示威,这就是五四运动的背景——爱国青年试图建立新的全国意识,从而影响了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世界观。

数百年来,中国的满洲统治者一直尝试把东北划为禁地,禁止汉人移入开垦。尽管冬季酷寒,但满洲是个美丽的大地。它的湖泊、森林和丰富的天然资源一向吸引着有冒险心的汉人;它彷佛是国内的边区,汉人以为出了关就可以出头天、过好日子,人们被召唤着前往。十九世纪清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许多汉人出关前往满洲,开垦肥沃的农田。

但是,并不是只有汉人垂涎东北,俄罗斯和日本先后进来,制造这是无主之地的故事,因此他们可来殖民。一八五〇年代,俄罗斯从中国抢走满洲东海岸地区,设置俄罗斯太平洋滨海省,建立海参崴市(Vladivostok,意即「东方征服者」)。一九〇五年后,日本控制南满,俄罗斯则依旧顽强地霸住北满。两国签署一系列秘密协议,划定彼此在满洲和蒙古的势力范围——蒙古是清朝领土,北部地区于一九一二年在俄罗斯羽翼下宣布独立,东南部分则愈来愈受日本影响。中国似乎已失去满洲及其邻近领土。

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革命之后,满洲的命运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出身此一地区领导人的号召重点。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中国的利益逐渐被排挤出满洲,这要比列强占领其他地区更糟。许多人认为,欧洲列强在沿海的租界仍可收回,因此只是临时性质。但是,东三省遭到渗透却无法收复,因为在当地经营的外夷是中国的邻国。他们的目标是把满洲从中国手中永远夺走。全国上下民族主义者一致高呼收复「中国的满洲」。有些作家甚至宣称只要问一个人他愿不愿洒热血光复东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就足以测试他是否为中国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九一七年推翻俄罗斯政权、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时,他们片面宣布将把所有俄罗斯部队撤出中国领土,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承诺(大体上都被遵守)在中国起了极大效用,许多中国青年转向苏维埃共产主义。然而,满洲内部情势却在一九一七年之后由坏转为更坏。日本伙同西方列强攻打新成立的苏联,把它的军事势力扩张到整个区域(包括中国)。一九二〇年代,日本和有心入主中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结盟,主宰了整个满洲。

日本控制东三省的初期阶段是经济挂帅。利用本区域庞大的农业潜力(部分是强迫中国农人舍弃他们的土地),日本建立一个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生产加工及未加工的农产品。

日本企业也以纺织和家用品为主,发展小型、但愈来愈重要的工业。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全国出口有百分之三十二来自满洲,整个区域的经济也愈来愈和日本的国内、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这一年,日本启动一个过程,要让东三省和其他部分中国切断正式关系。驻守满洲的皇军军官认为张作霖从中做梗,便在他的日本制火车车厢底下安装炸药,炸死了这位旧盟友,向世人展现有些日本人愿意尽其一切能事,紧紧抓住满洲。东京当局愈来愈控制不了驻外军人的行动,政府也担心中国境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蒋介石冲劲十足的新政府,它也担心全球不景气对日本及其发展目标的影响。日本的对策即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满洲做为它的专属势力范围,即使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短短一个世代之内,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已从创建新国家、新社会值得学习效仿的对象,变成对中国生存的重大威胁。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双方仍有人主张减缓对峙、增加合作。孙逸仙一九二四年在他最后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两国还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

泛亚论企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终止亚洲人民的苦难,如何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换言之,泛亚论代表亚洲被压迫的人民——我们拥护一种观点,即矫正在以力服人的文明中犯下的错,并追求和平与平等的文明,以及解放所有的种族。今天的日本已经熟悉西方以力服人的文明,但仍保持东方以理服人的文明。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是将做西方以力服人文明的老鹰,还是东方力量的高塔。这是日本人民面临的抉择。





但是,当日本帝国采取牺牲中国、确保它的大国地位时,倡导中日合作的声音愈来愈小,合作倡导者也愈来愈被同胞责骂。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深深铸上日本是中国死敌的印象,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有这个观点。十九世纪大家所梦想的中、日相互提携的新东亚,已经成为过去,新世纪的东亚变成冲突的梦魇;而且这个梦魇在一九三〇年代似乎毫无止境。

情势走到这一地步,有几个原因。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挣脱他们的信念和传统体制,很快地发现彼此之间共同的东西愈来愈少。日本的儒家思想虽然源自中国,但在两百五十年后的德川幕府时期独自发展。当旧思想、旧观念受到压力时,儒学不再有维系双方的力道。

一八九〇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令许多日本人怵目惊心,期期以为不可。中国出现许多今人会称之为「失败国家」的迹象,它像个无法治理的区域,法纪荡然、疫病丛生、恐怖主义横行。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种族似乎有紧密关系(至少西方人是这么以为),反而使事态更严重:日本必须和中国截然不同才行,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国社会和日本几乎是南辕北辙的程度。中国肮脏,日本干净、卫生;中国落后,日本进步;中国衰弱,日本强大;中国摇摆不定,日本目标清晰。

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有部分核心宗旨取材自西方。即令如此,它们的性质还是相当不同。日本发展出一种种族民族主义,有点类似在德国和意大利、或者部分东欧国家看到的新式民族主义。他们把所有的日本人都界定为一个种族,国家建构一个宗教(神道)、一种教育制度和一支军队来教导新讯息:所有的日本人是一体的,以血缘和地理结合在一起(即德国人所谓的Blut and Boden,「血液和土壤」),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中国,则很难去想像这样一种种族民族主义。中国包罗万象,不是一群人因某种继承关系而绑在一起,中国是一种文化,也是一个帝国。中国人花了很长久的时间(直到今天)才开始完全看到自己是一个群体,以他们的居住地、以他们的面貌去界定自己。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仍足以威胁别人,特别是日本。日本觊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足以成立的国家。

对日本而言,和中国的关系也跟害怕中国被外国宰制有关。日本国力在二十世纪初大盛,某些日本菁英认为国家的生存系于要有自己的帝国,和西方列强一样,而且不能遭到孤立。就这一派思想(它在一九三〇年代发展成军国主义)而言,中国是其征服和纳入属下的目标。但是也有些日本人诚恳地认为,东亚合作是对抗西方的屏障,他们相信日本可以协助中国保护自己,并与其东邻密切合作建立新国家。然而,这两派人都认为日本不能不介入中国:不论是借征服手段,还是扮演中国的效仿楷模,日本必须阻止中国成为西方针对日本的属地。

中国方面,二十世纪初某些菁英在中、日双边关系上感觉到中国积弱不振。针对日本做为楷模、协助中国走出困境这一点,有些中国人觉得日本是他们的国家碰上麻烦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日本强。东京不仅榨取中国的环境条件,还希望中国永远停滞不前。基于传统的刻板概念并加以扩大,某些中国人认为,日本唯有透过摧毁中国才能取代之成为东亚霸主。日本人企图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帝国是那么明目张胆、那么违反自然秩序;它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论时空存在些什么其他的可能状况,东亚地区容不下两个大国。直到今天,对待日本的这种态度仍存在于某些中国人身上,即使这个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惨败。

【注释】

[4] 译按:中国称牡丹社事件,日本称征台之役。

[5] 译按:开化党。

[6] 译按:此即「甲申政变」事件。

[7] 译按:瀛台。

[8] 译按: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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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共和

(REPUBUC)


如果说中国的共和是依据某种全民代表、身份认同、文化和宗教的公民政府之实验,它或许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在一个共同框架内出现政治上的成效。





但是,即使如此,根据旧帝国国境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之概念,





恐怕也难以在边陲地区得到支持,





因为一九一二年政府变动的核心前提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全民意识里此一民族主义愈来愈把中华意识局限在汉族之内。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骚动,而这些骚动在在影响到它未来所有的涉外事务。一九〇〇年,一大群中国老百姓针对列强势力的出现,纷纷组织暴力抗议,日后西方称之为「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不过,其实该称之为「拳民革命」)。一九一一年,全国各地方的菁英群起反清,一场兵变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年仅四岁)的母亲下诏逊位。依据皇敕,中国成为共和国,不过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共和的真义(以中国的新词,进入「民国」了)。新秩序所指的是选举和代议政治吗?还是,由最够格的专家来治理呢?中国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共和了吗?还是宠信亲信、顺从上意会再次当道?共和一词,是代表着人人各自为政?消解中央权力?终止儒教?乃至于瓦解中国吗?或者是新的当局者可以打造一个新国家,保持汉化,并且成为世界之一员呢?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之间,中国陷入政府频频更迭、外力不时干预、各省割据自雄的乱象。大清帝国垮台,换上一连串软弱的中央政府,它慢慢地对华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权。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境内变得比清朝时期的势力更为强大。各地区的实权人物变成主要的政治人物,经常性地掌控了其区域内的政治和商业。这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不仅人民日常生活变了,连中国人看待自己及国家的观点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要了解中国在这段巨变时期的对外关系,必须掌握两个事实。首先,在整个时期当中,尽管国内外挑战严峻,中国仍能保存足够的凝聚力,维系一个像是中央政府的体制去处理外交事务。这件事十分重要,若不是有个政府还能声称代表整个国家,其他国家很容易蚕食鲸吞偏远的省份。中国今天的国境仍然几乎与大清帝国晚期一模一样,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足证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即使其所进入的民国时期是它国势最弱的时期。但我们也还要了解一点:没有一个列强想要完全吞并中国。即使步步进逼且想要全面控制满洲的日本,也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南的中国被列强瓜分占领,因为东京(相当理性地)认为,瓜分中国只会使西方列强所占到的便宜,胜过于日本的收获。西方列强(包括俄罗斯/苏联)乐于和地方豪强、派系或政党打交道:他们一向密切注意其他国家是否占了便宜,非常乐意与这些最肯让步的中方当局打交道,因此宁可见到中央政府疲弱,也不愿见它被废弃。两方生意人觉得中国不太统一,会对企业有利,若是全面瓜分中国,则会引爆内、外权力斗争,伤害了对华贸易,毫无用处。

二十世纪初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社会各部门在能力上有所成长。中国在和西方接触而备受欺凌达两个世代之后,终于采取过去早期颇为常见的行动:调和中国方式和外国概念,采用外国技术的同时揉合中式的方法。透过对外来知识的学习,来创造本身的新权威和新概念。到了一九三七年,中国已发展出其经济的西式部门,对全世界开放。工业、矿业、交通、通讯、财务和金融,在技术、管理和所有权方面,变得愈来愈国际化。虽然这部门只占依旧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经济之一小部分(有人估计,只占百分之十),它的重要性却愈发可见。兵工厂、造船厂、工厂和铁路,都表明某些新生的事务正在发展。新产品、态度和方法遍及全国各地,远至于那些和中国现代化诞生之地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

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领悟到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已然改变。当然他们对这些改变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有些人(例如,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很清楚明白地认为,改变代表着崩溃:原本以大清帝国和中国传统为中心、秩序井然并且正确的世界,已被推翻。有些人则认为,新世界打开新的机会、新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有机会以过去不存在的方式出去旅游和读书。然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他们不识字,又因传统或合约的原因而与土地有深刻的连带关系,被改变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地位,而是村子里聚合的权力、旅人的原始出身、以及他们被要求效忠的军队。这是个一再改变的世界,而改变使人们分裂——有时出于自愿、有时乃是被迫。

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小群农民展开的运动,将在中国和西方的冲撞史上开启一段暴力的新阶段。他们受到老家山东东部早已存在的武术及秘密会党的吸引,自称「义和拳」。西方人一般称之为「拳民」(Boxers)。这群人长久以来卷入地方上一座寺庙权利的冲突,村子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宣称拥有它。在拳民看来,他们地方上的问题(西方人侵门踏户、基督教宣传福音、水灾、干旱)全都来自一个源头:中国人甘愿不加抵抗,被洋人压服,其中尤其是接受外来宗教。于是他们梦想打造一个这些不正义的外国模式都被清除干净的中国,决心以血和火来解救他们的家乡和国家。

就中国人和洋人看来,拳民是很奇怪的一群人。他们的红色头巾和皮靴,他们对魔术的信念,而且即使在已经有许多秘密会党及教派存在的社会,他们的祈祷和吶喊及歌唱都仍然引人侧目。四川已有疯和尚、广东出现基督的姊妹、福建又冒出明朝王室后裔、山西跑出被一再灌输及吸太多鸦片烟而相信弥勒佛转世回到人间的佛教徒。清廷为缉拿、处决那些带头作乱或挑战权威的人,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拳民和这些团体不一样。尽管行径古怪、且经常凶暴,他们似乎直指中国的缺失,给予年轻的底层中国人机会展现他们的爱国和勇敢。山东方面,德国人与日俱增,而且这些人在支持传教士时,常对本地人粗暴相待。因此,慈禧太后和朝廷的保守派很犹豫是否要取缔拳民,至少在他们宣示效忠国家时就不愿意动手弹压他们。

拳民攻击洋人、西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徒,他们打破社会秩序,掀起一场战争,使得国际间对清廷仅剩的一丝尊敬也荡然无存。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华北,有关义和拳的新闻助长了两种人之间的冲突:与外在世界有关联之中国人,以及抗拒此种关联的另一种人。结果就开启了暴力的对抗。西方的记述着重在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遭到杀害。但是,闹了三年的拳民之乱期间,总共死了十二万多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基督徒,两百五十人是洋人。其他的死者都是遭到外国军队或是中国军队所杀害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一般人的观点通常都由他观看的地点所决定。二〇〇〇年梵谛冈为一百一十六名遭拳民杀害的天主教徒举行封圣仪式时,中国外交部指同样这批人是「作奸犯科的罪人,他们强暴、抢劫,并且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有人认为在中国遇害的基督徒是圣徒;也有人(当时及今天都有)觉得他们是违反天然秩序的罪人。

第一批拳民在一九〇〇年春天开始进入北京。清廷在处理义和拳议题上已出现分裂的迹象,这一点和两年前因为维新议题的分裂,并没有不同。在某些地区,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取缔拳民,或至少试图维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同时亦协助外国人撤退。然而,有些地方的指挥官和官员却和拳民合作,原因或者是他们认同反基督徒的主张,或是担心若是他们反抗此一运动热潮,后果将不堪设想。六月初,清兵和北京的拳民已参加攻打教堂、西式学校和医院,以及洋人住所。朝廷方面,慈禧太后愈来愈倾向拳民,不过直到外国军舰攻打中国港口、企图登陆天津以保护当地受到拳民攻击的外侨时,她才公开表态支持义和拳。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以失去权力的光绪帝名义下诏:「祖先来助,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