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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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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南方朔、楊照 好評推薦

《帖木兒之後》作者最新力作、《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裡,沒有哪種帝國能維持現狀永遠不變,

只有暫時的喘息,沒有帝國的「最終狀態」。

 

要了解帝國體系,就要先了解英國!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英國。大英帝國以各種方式塑造了世界:移民數個大陸、創造新國家,並將其語言、科技、價值觀強加在其他民族身上。近兩百年時間,其擴張至垮台,乃是決定歷史進程的最大因素,如今它仍為迷思、誤解、爭議所籠罩。

本書說明大英帝國內部多元並存、矛盾,又混亂,這個帝國受水火不容的利益團體所控制,其擴張除憑藉本身的強大,也得益於他國的衰弱。同時以英國為例,探討在歐洲境外擴張的三百年期間帝國的建造過程,並以中世英格蘭帝國主義史為這些擴張行動的根源。

 

【名家推薦】

約翰.達爾文寫出一部出色的大英帝國史,廓除籠罩這主題的意識形態濃霧,說明我們如今仍受到這帝國多大的影響。──《維梅爾的帽子》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令人耳目一新、富有見地、經透徹研究、令人折服之作。──《假如日本不曾偷襲珍珠港》作者安德魯.羅伯茲(Andrew Roberts)

 

本書這般從多方面了解帝國過往,使我們能更清楚、更深刻理解種種權力與暴力。為帝國史著作立下更高的標竿。──《BBC歷史雜誌》

 

最佳單卷本指南──《衛報》

 

無人能及的大英帝國興亡概述──《週日獨立報》年度好書

 

達爾文學識之深厚令人嘆服……從頭至尾保持令人讚賞的客觀、嚴肅學術立場……一部鞭辟入裡、富有見地、讀來有趣、不慍不火的書。──《紐約時報書評》

 

達爾文先生讓人增長知識、眼界大開的著作,寫作嚴謹,充滿有趣的統計資料和敏銳的觀察心得。──《華爾街日報》

 

擲地有聲的帝國史著作……極重要且有用。身為英格蘭人,對於他的國家所曾管轄的那個帝國,達爾文既未吹捧,也未刻意自我批判,而是以明澈的眼睛予以檢視。他在這點上的成就已達到值得嘉許、乃至出類拔萃的程度。──《華盛頓郵報》Jonathan Yardley

 

面面俱到……達爾文的博學使他得以避開狹隘的辯護、批判窠臼,深入介紹英國那段稱霸全球的不凡時期。──《週日泰晤士報》

 

在本書中,約翰.達爾文提醒我們,帝國是人所締造。這本書從建造、經營大英帝國的男女的視角講述這帝國的歷史,身為帝國史權威的作者,針對這個史上存續最久之一且影響力最大之一的帝國的複雜運作方式,提供了新且客觀的檢視。凡是有意尋找清楚易懂、面面俱到、跟得上時代的探討大英帝國之作的人,有此一部即夠,毋須他尋。──The
Rule of Empires作者Timothy Parsons

 

概括性且毫無教條主義氣息的專題著作,研究大英帝國漸進且並非總是安穩的發展過程……作者精闢描述了英國人在印度的不凡統治……一部立場公允、旁徵博引的著作,精細入微呈現帝國的建造過程。──科克斯書評

 

寬廣的歷史視野、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出色的寫作風格、過人的學識……此書一出,其他任何同一主題的著作都可以束諸高閣……終於擺脫掉扭怩不安情緒的大英帝國史著作;我們所引頸期盼的著作。──《今日歷史》

 

鞭辟入裡的剖析……熔個人淵博學識、言所當言的公正立場、優美筆法於一爐,達爾文寫出振奮人心的精彩之作。──《經濟學人》

 

公允、富創見、令人讚嘆的新歷史著作。──《文學評論》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Year:
2015
Publisher:
城邦出版集團 麥田
Language:
chinese
Pages:
527
ISBN 13:
9789863441854
File:
EPUB, 1.3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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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

Año:
2019
Idioma:
chinese
Archivo:
EPUB, 3,53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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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瓶梅传奇

Idioma:
chinese
Archivo:
EPUB, 368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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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諸多歷史主題中,比建立帝國引發更強硬堅定看法的主題並不多。事實上,某些帝國史學家以帝國為主題創作時,仍覺得必須嚴正表達他們對帝國的道德反感,以免他人以為他們在為帝國背書。還有些歷史學家喜歡讓人覺得撰文抨擊帝國是莫大勇氣之舉,好似有帝國的代理人等著要向他們報仇,或會有憤慨的「帝國主義」大眾要讓他們為此殉難。這些是令人發噱但無傷大雅的自以為是想法,卻透露了很有意思的認知:雖有那麼多人下筆揭開帝國的功績和惡行,帝國依舊是相當神祕、充滿迷思與誤解的領域。

			部分原因肇始於鐵板似的思維。「帝國」是個宏大的字眼,但在帝國巨構的正立面之後,(不管是在哪個時空)都存在著一大群個體、一批遊說團體以及種種的追求:追求事業有成、發財致富、宗教救贖、或只是身家安全。帝國不是揚棄個人利害、思慮宏遠的委員會所締造,也絕非經濟或意識形態的「不可抗拒」壓力所締造。帝國必是由行事受到動機和道德規範左右的人所締造,而且那些動機與道德規範混亂、嚴苛的程度,絲毫不亞於今日支配我們的那些動機和道德規範。這番論點用在英國的海外帝國上,無疑也千真萬確。它絕非只是國王和征服者的心血結晶,大體而言,是個私人事業帝國,是商人、投資者、移民、傳教士等形形色色的人所打造出來。建造帝國不只是憑著意志或虛幻的衝動,儘管兩者都不可或缺。它需要一長串單調平凡的活動才得以誕生:勘察「目標」;建立橋頭堡;籌錢;召募水兵、士兵、外移民、冒險家;召集盟友(特別是在法庭上或政府裡);制定規則(特別是針對「新發現」地區的資產制定的規則);規範異地的貿易和道德行為;建構政府。不難看出這過程可能出多大的錯。最困難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乃是談出讓原住民和其領袖滿意的條件,使他們願意成為帝國的盟友、侍從者或子民。世人很容易忘記,在世上許多地區,「帝國建造者」在當地召募的輔助者,為帝國誕生所付出的功勞,即使未多於帝國主義者本身,也和後者一樣多。結果造就出組成分子駁雜、存在著相衝突傳統觀念、族群、民族間的邊界未定的帝國。這樣的帝國既衍生出特別旺盛的活力,卻也帶來未曾停歇的不安定。

			那也是個未竟的帝國。我們凝視塗有大英帝國粉紅色版圖的舊世界地圖時,輕易便忽略這始終是個在建造中的帝國,甚至應該說是個勉強半完成的帝國。晚至一九一四年(有時被視為大英帝國「鼎盛之時」),表明此點的跡象仍到處可見:可見於英國某些最古老領地的無主狀態上;可見於組成加拿大、澳洲的諸白人移居地本身的薄弱上;可見於對熱帶非洲治理的粗疏上(在不久後的一九三○年代大蕭條期間更加嚴重);可見於英國始終拿捏不定該以哪種統治才能牢牢掌控印度、平息印度動亂上;可見於不斷表示不會再有帝國擴張的嚴正宣告,卻又同樣不斷在推動擴張上(一九四五年後此一模式仍未歇);可見於英國本土的帝國主義者對國內人民不夠關心帝國大業的憤怒和苦惱上。事實上,愛德華七世時代(1901-1910)最熱切的帝國主義者深信,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帝國建造者,並未建造出可長可久、只需偶爾關注的雄偉大廈,他們遺留給繼承者的,可說是一處還在建造的工地和一張有著無可救藥缺陷的平面圖。

			如果說,在更近距離的檢視下,帝國即顯露出其即興無計畫、走一步算一步的特質,其實有其充分的理由。首先,毫無宏大的帝國遠景激勵其創建者,反而是國內社會冒出眾多彼此相抗衡、對擴張與帝國有不同理想的利益團體和遊說團說。(用英國移民)開拓殖民地、(用英國官員)促成文明開化、(用英國傳教士)使人改信基督教、通商貿易(可以的話最好不要有移民、官員或傳教士介入),四者同為帝國的「目標」,以不穩定且往往互扯後腿的伙伴關係並存。殖民地政治是這四方人馬的當地領袖爭奪主導權的比武擂台。其次,帝國的「指揮和控制」始終未上軌道,常見紊亂不堪。以為倫敦所發出的命令,在世界各地得到積極支持中央的行政長官或總督奉行,乃是悖離史實的幻想(儘管多數人都這麼以為)。帝國的運行,倚賴當地精英的合作,倚賴移居者(settler)的效忠和不耐於英國政府要求的英國官員(往往不情不願)的默然同意,而這些人都不是很可靠,輕易受到倫敦所察覺不到的形形色色當地壓力和難題影響而改變作為。帝國治理必然涉及一連串妥協,其中某些妥協是迫於一發不可收拾的叛亂(愛爾蘭、美國、加拿大、印度、非洲的叛亂)而不得不然,否則帝國本身可能崩解。事實上,帝國需要不斷配合現實改變統治方法。「憲政改革」則是為了把新玩家帶上政治足球場、為拓寬(或縮窄)球門、或為改變球的形狀而形塑出的漂亮說法,其目的不在達成「一勞永逸的解決」,而在確保帝國的存續不墜,比賽得以繼續進行。在許多殖民地裡,誰必須受什麼法律管轄,一直不明確。第三,帝國內的活動,無法存在於它本身的封閉領域裡。大英帝國受外力影響的程度,或許甚於大部分帝國:令其子民動心的意識形態主張和宗教訴求;經濟競爭與經濟危機的效應;(最危險的外力)地緣戰略挑戰的出現。維持帝國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 得不斷注意無法預料的地緣政治變動的衝擊,得不斷隨著新危險或新前景的出現,重訂計畫和優先關注事項。

			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裡,沒有哪一種帝國能維持現狀永遠不變,至多是暫時的喘息,沒有帝國的「最終狀態」。在帝國真的結束之前,也不可能預見何時會發生,遑論擬定計畫以為因應。事實上,直到最後一刻,英國人自身(當然包含英國某些領導人)仍相信他們的帝國,不管縮小到何種程度,仍會以某種形式存活。在去殖民化時代(1945-1965),英國人的政策有很大一部分以保住無形的經濟、政治勢力帝國為目標。現實無情戳破這夢想,然其效應,一如帝國本身的效應,至今未消。

			本書旨在以英國為例,探討在歐洲境外擴張的三百年期間帝國的建造過程,並以中世英格蘭帝國主義史為這些擴張行動的根源。

			若無眾多學術著作助一臂之力,探討帝國興衰的創作幾不可能寫成。但我在各章中提及這些著作時,未能致上應有的謝意,在此要表示歉意。我還要深深感謝牛津等地讓我吸收到諸多知識與洞見的業界同僚。本書的完成,得益於多個疑問的形塑,而在擬出其中某些疑問時,大學生學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不時指引我,印證了教學相長這句古老諺語所言不虛。特別要提到的,是已故的佛雷迪.梅登(Freddie Madden),他對大英帝國從中世到帝國垮台這期間的憲政所完成的不朽研究成果,是了解大英帝國錯綜複雜運作情形所必讀,可謂超越群倫的學術大作。

			在此,我要感謝英國國內外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協助和意見,撰寫此書時我直接、間接利用了這些機構的資料。尤其感謝紐西蘭新普利茅斯首屈一首的普凱阿里基(Puke Ariki)博物館暨檔案館和其熱心助人的館員。

			若沒有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提供其研究員的支持和激勵,這本書和前兩本書絕不可能這麼順利完成。若要研究、思考問題,然後化為著作,這世上沒幾個地方比這裡更理想。對此,對於我家人的耐心,我要致上最深的謝意。

			儘管已非第一次表達感謝,我仍要向Penguin出版社的Simon Winder致上我最誠摰的謝意,感謝他的熱心、支持和寶貴意見。我還要感謝複印、編修手稿的Bela Cunha,感謝總攬製作事宜且提出寶貴建議的Richard Duguid,感謝James Pullen。本書地圖則由Jeff Edwards繪製完成。





第一章 帝國想像


			在歷史的後窗裡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裡。事實上,今日世界大多數地區是帝國的遺物:殖民時代和殖民時代以前非洲、亞洲、歐洲、美洲之帝國的遺物。今日世界的歷史和文化,充斥著這些帝國留下的記憶、追求、建制、怨憤。其中,由英國人歷經三百多年歲月辛苦打造的帝國,即使不是最偉大的帝國,也是最遼闊的帝國。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這個帝國。光憑這點,其影響便可謂居歷來諸帝國之冠。

			大英帝國歷史激起激烈難解的爭論:可說是必然之事。一個世紀前,當大英帝國國勢正盛,毫無衰敗之象時,史學家的評斷通常是正面的。那時,大英帝國的確已犯下錯誤,已行不公不義之事,已做盡傷天害理的事。當時,改革來得太遲,誤解已然滋生。但最終,一切,或大部分,都走上正軌。因為在這帝國的核心,存在著自我糾正機制:一個讓政治權力藉以向有識之見回應的自由主義體制。確實,這良善的結果似乎是為大英帝國史裡,較見不得人的章節提供辯解的最佳藉口。順這思路走去,征服與殖民那段歷史,制伏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流離失所那段過往,就可視為野蠻、落後、困在自身「停滯狀態」、不清楚何為有利自身之事的民族進步的代價。將民族從迷信、野蠻狀態中救出,必然招致混亂,且往往要有人流血。

			在此觀點下的帝國史,其自負還不止於此。因為它表明英國人本身已在道德上更上層樓。在強烈的良心驅策下,他們廢除了使他們變得極富有的蓄奴制度,向全球支持該制度者展開猛烈反制。他們也已不再從事欲將殖民地社會強納入倫敦中央控制的徒勞之舉,且透過給予自治,贏得社會的輸誠效忠。最明智之舉,據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乃是他們拒斥貿易保護,選擇自由貿易之路。英國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追逐私利,都已得到回報和報應。自由貿易是英國繁榮的祕鑰,也是促進世界和平的最佳憑藉。馬歇爾(H. E. Marshall)的暢銷歷史著作,出版於一九○八年的《我們帝國史話》(Our Empire Story),始終抱持樂觀心態,也就不足為奇。

			這正面觀點的確存在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幾乎和這帝國同時消失。其中某有力的遊說團體,甚至提倡大英帝國雖有某些弊病,卻是一股「造福(世人)之力」的觀點。當「白人自治領」(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成為主權國家(一九三一年正式取得這身分),同時留在帝國範疇內時,可是被高舉為國際合作的典範、國家聯盟該如何運作的榜樣註1。經濟蕭條的一九三○年代,典範開始生變。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評,反而更能打動人心,帝國自此被斥責為金融家、實業家的工具,成為知識界的主流。約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批評性大作《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九○二年初問世時,未造成什麼衝擊,此際卻獲得一批熱情的新讀者肯定。來自千里達的非洲裔史學家(後來出任該國總理的)艾瑞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當時是牛津大學的研究生,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以支持英國工業革命(英國富強的主要根源)建立在奴隸制(帝國勞動體制)之獲利的主張註2。這些著作預示了觀念的轉向,可惜影響有限。判斷當下觀念的更可靠指標,乃是偉大的「帝國建造者」塞昔爾.羅茲(Cecil Rhodes)的名聲。羅茲於一九○二年過世時仍未能完全免於他人的貶低註3。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英國王室的認可背書。威爾斯親王於一九二五年拜訪他在布拉瓦尤(Bulawayo,今辛巴威境內)的墓地,日後將成為喬治六世的亞伯特王子則於一九三四年到訪。一九五三年,羅茲百年誕辰那天,伊莉莎白女王之母和女王之妹瑪格麗特公主,在眾多要人簇擁下,來到羅茲墓前向他致敬,西敏寺則為他揭開一面紀念匾註4。《非洲的羅茲》(Rhodes of Africa, 1936)這部影片,則把羅茲塑造為粗暴、陽剛、專橫,帝國的真正指標性人物。

			一九六○年後,情勢丕變。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預示了帝國的解體,此際,解體的腳步加速。殖民統治作為一種開明託管方式,其道德正當性本已所剩無幾,這時更是蕩然無存。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的戰後世界秩序觀,拒斥各種形式的殖民統治,支持主權民族國家的普世理想。在英國境內的進步派人士眼中,帝國傳統已似乎是沉重的負擔,其看重秩序與等級體制的過時心態,阻礙文化變遷和社會流動。原本可用於使英國經濟現代化的資源,虛擲在統治的負擔上。「易銷貨」的帝國市場,寵壞製造業,長遠觀之,後果不堪設想。在這種思維下,很容易就認為,帝國的歷史,在最好的情況下,都是不值一顧;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徒然讓人不安的想起使英國在後帝國的世界裡擱淺的一個過時願景。在這幻滅心情下,人們輕易便接受去殖民化在剛獨立社會裡助長的那種「民族主義」歷史。一如英國境內的帝國史著作曾頌揚帝國的建立和締造者的豐功偉績,民族主義歷史著作,則為獨立國地位的取得和向帝國主義壓迫者奮力爭取自由之事喝采。得意洋洋的歷史學家,憑著同仇敵愾之心,恣意對著帝國冰涼的屍體,展開光榮的抗擊。

			事實上,帝國退離歷史舞台愈遠,對帝國的論斷就愈不堪。一九七○年代,全球經濟看似混亂,於是馬克思主義的剝削、階級衝突歷史觀重獲信任。從這個角度審視,這段帝國歷史似乎正是普世性苦難的極致展現。殖民主義強行施加一道殘酷的經濟依賴枷鎖,使所謂「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淪入以日益廉價的未加工產物換取進口製造品的困境之中,陷入使其日益貧困的循環裡。革命和階級戰爭是唯一出路。在本土勞動力和土地遭殖民地開拓者奪走的殖民地社會,剝削和帝國似乎融為一體。對研究南非(和南非境內)的歷史學家來說,不人道的種族隔離制度,幾可說是白人殖民的必然結果註5。南非悲慘歷史揭露的另一個道理──或許有人會宣告這是這段歷史給予世人的最大「教訓」──乃是殖民地開拓與帝國始終建立在種族特權與種族壓迫的平台上。在種族歧視與不平等仍牢不可破(尤以在西方最富裕、最強大社會最為明顯)的去殖民化世界裡,邪惡的種族主義成為帝國的重要遺產,成為推動所有帝國主義作為的意識形態核心,成為帝國經濟不可或缺的成分,成為帝國統治的指導原則。

			將帝國形容為(最主要)種族壓迫體制的說法,則是更大範圍攻擊的尖銳之矛。在此,帝國成為使種種「屬下」(subaltern)群體受壓迫、失自由的系統化工具(「屬下」一詞借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安東尼奧.葛蘭西之語)。「屬下」歷史描述帝國加諸在那些無緣取得政治權力的弱勢者身上的社會不公、經濟不公,而這些弱勢者包括:農民族群、邊緣群體,例如印度境內的「部落民」、森林居民、賤民等、非洲境內的移民、游牧民、四海為家者、短期工、女性工作者和妓女以及大多數女人註6。帝國代表了當地支配階層和帝國政權基於現實利害擬出的陰謀。「屬下」理論或可擴大適用於帝國「母土」。「母土」也存有受騙於帝國主義精英之詭計的平民大眾,他們繳稅,獻出鮮血,少數人因而得以享有顯赫地位、利潤、娛樂。「母土」的女人弱勢,在男性支配的社會裡地位相對卑下,而殖民地開拓、殖民戰爭、帝國統治所強調的陽剛精神,更強化女人的卑下。

			「屬下」歷史激起另一個大問題。提倡「屬下」歷史者主張,強制是帝國權威的核心要素,殘暴之事比經過淨化的帝國史所坦承的還要多見。顯然地,運用武力和揚言運用武力,無法完全說明帝國母土和其領地為何默然接受帝國的強制。英國統治南亞時,歐洲人遠少於印度人,但除開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只碰到非常局部性的叛亂,而且叛亂的頻次不多。要說「帝國觀念」(imperial idea)的接受取決於母土境內的強制(若非對女人的強制,就是對其他任何「屬下」群體的強制),將更站不住腳。然有一新論點主張,只要搬出英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衝擊,就能填補這段解釋上的空白。此一看法來自以下這個在其他地方深具影響力的見解:掌控人與觀念被代表(represented)的方式,乃是社會支配、政治支配的祕鑰。關於何為犯罪或精神失常、何為道德或不道德、何為進步或原始所提出的界定,一旦得到公眾接受,就能悄然宰制人的思想和行為。文化精英也能操弄那些界定,以保護他們本身的特權。不難看出這可如何擴大用於帝國身上。

			文化帝國主義為主軸的歷史著作,把帝國描寫為對其子民價值觀、社會習慣、宗教信仰的系統性貶低,對所有「東方」民族(幾乎所有西方以外的社會皆屬這範疇)的系統性貶低。文化上的強勢主張,顯然是要藉由將外族統治形容為真理、進步、自由對迷信、停滯、專制、奴隸制這些野蠻狀態成分的勝利,來合理化統治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根本原則,乃是歐洲人(就此處來說即英國人)凌駕非歐洲的「他者」之上的明顯優越性。數代以來的學者巧思和講究實際的矛盾性雙重思想,力求將殖民地社會的幾乎每個層面擰緊、濃縮為落後保守的例證。這是殖民地人種誌和官方的殖民地人種誌製作者(地名詞典和報告的作者、土地測量報告和人口調查紀錄的作者)的職責,而在印度的英國人可是精於此事。他們投入浩大而富於想像力的再造工程,營造出停滯或退化族群靠帝國干預而倖免於災難,只可惜太落後以致不知何時才能擺脫桎棝獲得自由的形象。要以這作為支配的特許狀(和粗暴統治的藉口),實在無法讓人信服。這一論點進一步主張,文化帝國主義對被統治人民的普遍影響,導致情況雪上加霜。因為它摧毀本土文化的權威,強加上自身文化的權威,毀掉本土精英的自信和創造力,在與帝國當局合作、受到外來觀念蠱惑的少數人與社會中其他人之間,造成深深的鴻溝。帝國最持久不墜的破壞,就表現在這裡:它樹立了假的「傳統」社會觀,支持它的盟友反抗社會或政治變革。傷害更為嚴重之處,乃是它創造出一批「受過教育」的西化走狗精英,並將本土文化斥為停滯不前、破碎、較劣等的事物,斥為靜止不動舊時的奇怪殘餘。

			一如這一切所間接表明的,在帝國史著作裡,總是動輒出現意識形態戰場的攻訐和怒火。我們不該抱怨這種現象。自最早的史書撰寫起,撰史者的目的無一不在「修正」我們對過去的看法,使過去更符合撰史者對現在的看法。最遙遠的時代已在這類「歷史戰爭」中被吞併且「再度征服」。註7對許多已以帝國為題著述(和仍在這麼做)的人來說,此著述隱含著傳教士般的目標。這目標源於內心深層對帝國衝擊的強烈道德不安,且往往源自以下假定:今日最嚴重的弊病(尤其是種族主義),追本溯源可歸因於帝國的影響。在對帝國歷史書寫的職責認定下,帝國歷史著作應採用嚴謹的方法,呈現出明確的信息。它應該把帝國主義者所留下的歷史證據(官方文獻資料、私人文件和紀錄、這時期的學者著作、報紙、地圖、繪畫、照片、其他各種圖像資料),視為必然受到以下這套帝國主義觀念的污染:堅決主張他們在種族、文化上的優越,堅決主張他們有權統治和控制,堅決主張歐洲肩負著促成文明開化與進步的世界史角色。帝國史著作應著手闡明,帝國主義者心態受到誤導、虛假不實且極不道德。它理應拿掉仍扭曲我們對帝國認知的懷舊心態,揭露仍充斥於英國人、西方人對非西方民族看法的帝國認定。真正後殖民時代的歷史著作,將讓人看出真正的帝國歷史:一部可恥的經濟剝削、文化侵略、肉體殘害(和偶現的暴行)、製造分裂的不當統治紀錄。事實上,如今西方某些史學家,仍得為了配合黨主流思潮,主張帝國為「惡」。

			毋須對此種種主張(其中某些主張會於後面探討)的真偽採取武斷立場,就能看出它們在描述帝國,尤其是描述大英帝國時的局限不足。作為幾乎其他所有觀點之依據的根本認定,乃是認定帝國為異常之物,是入侵沒有帝國存在之世界的猙獰之物。沒有哪個謬誤比此更根本,或者說也許沒有哪個謬誤比此更揭露了不自覺的歐洲中心主義。帝國──某個族群或該族群統治者(透過影響力或統治)將其他多個族群納入支配的作為──始終是世上許多地區和過半世界史裡的政治準則:國家組織的「預設模式」。註8帝國所創造出來的也不只近代世界。這意味著促成帝國誕生的條件,既非近代獨有,也非只根植於歐洲人的行為、科技或價值觀裡。這同時意味著──除非我們揚棄對整個歷史變遷的看法──我們不能把帝國視為阻礙受帝國統治者追求文化、物質進步的死敵。事實上,研究近代以前帝國或非歐洲人帝國的史學家,在承認這些帝國時,無論在政治自由上多麼不足,卻往往在文化上充滿創意,在物質上造福人民時,不覺良心有多不安。然而,難以理解的是,將此較持平的立場視為基本原則探討歐洲人所建立的帝國時,反而把這立場束諸高閣(當然,若以實際觀察為依據,可能發現這些帝國在文化、物質上也有其貢獻)。這作法產生流於刻板印象的歷史;產生了無新意的敘述,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益描寫成背道而馳,絲毫不見人類大部分行為所慣有的模稜兩可和不確定性質。它認為,思想和作為受到我們探索的那些行動者,徒具一點自主權,因為他們被困在一個決定他們動機、支配他們行為的思想世界裡。帝國的子民被視為消極接受命運擺布者,毫無行動自由,沒有可供他們在其中保存或提升自身儀式、信念系統或習慣作為的文化空間。它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接觸,想像成封閉的相遇,不受地區性、大陸性或全球性交流的影響。最奇怪的是,它把英國本身形容為文化上、政治上的一道城牆,不只心心念念於帝國,進而強行施行某種版本的帝國:文化支配、經濟榨取、強制控制。

			這樣的歷史著作,不管是多有價值的「寫給當代的短文」(tract for our times),對於了解過去都是低劣的指南,以它為依據來想像未來,讓人產生誤解。我們需要一種帝國史,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說明英國如何建成其帝國世界的帝國史。那會需要對殖民地社會的多樣,進而需要對那些脫離殖民地身分之社會的多樣、複雜,給予公正的對待。巴貝多、烏干達、南非、新加坡、紐西蘭、印度都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占領埃及超過七十年。但執意認定它們共有的帝國經驗產生類似的結果,卻很牽強。英國的帝國史也必須認知到英國社會的多元多樣才算完整。單一主權國家國內社會、文化上長期的錯綜複雜(內、外影響的產物),或許大有助於說明英國為何能在一九一四年前那漫長的十九世紀期間稱霸全球。英國人之所以如此精於建造帝國,部分歸功於被海外擴張前景鼓動起來的利益、技能、活動三者出奇的繁多及多樣。亦即在方法、語言、目標上的這種多才多藝,賦予「英國關聯」(British connections,當時殖民地開拓者和被殖民者的用語)變化多端的意涵,吸引某些人、卻令另外某些人反感的意涵。然那也使英國的帝國主義缺少了如鋼鐵般「大英帝國」敘述所天真賦予一致性和政治團結性的意識形態。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的是對英國利益和影響力進入特定地區尋找貿易或支配地位時的人為條件和客觀環境予以密切關注的帝國史。若沒有與當地達成某種結盟或對聲稱控有或實際控制相關區域的統治者或民族有某種了解,這幾乎不可能達到。確實,前往一個未見(或據認未見)居民的地方,除非是放逐罪犯,否則毫無意義:那種不毛之地,沒有人可與之做買賣或沒有農產品可茲購買,沒什麼好處可尋。英國人所建立的橋頭堡,有時從海邊往內陸延伸僅約一點五公里,可能碰上決意阻止他們與內陸的人、市場進行買賣(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西非、印度、中國就是這情形),且有軍事手段阻止他們的當地人。在這情況下,英國人得斷然打破當地均勢,否則就只能甘於扮演微不足道的一股商業勢力。在此之前,英國人對當地統治者和商人而言,通常是方便好用的工具,有時令人討厭,但幾乎從不構成威脅。有時,均勢的打破,在於倫敦政府判定英國有必要實質掌控當地,於是出兵以取得掌控。不過這種情況的發生,鮮少出於單邊或自發的決定,情況通常更為複雜,結果亦然。

			這是因為英國人在近乎所有情況下都只是更大局勢裡的一名參與者而已。他們所去的地方,不是亙古未變的原始之地。在中東、印度、東南亞、中國、中非、西非,他們無不面對強健有力、組織化極高的商業經濟體,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國這兩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這些地區都是已被拉進通商幹線的地區,往往積極有力的回應貿易的衝擊。這些地區和歐洲一樣處於運行之中,經濟模式上的改變,例如我們今日稱之為「全球化」的改變,往往能打亂政治秩序。新的財富來源使新的社會群體獲益,擴大其勢力和威望,同時貶低他人的勢力和威望。新技能(可能包括新價值觀),挑戰舊技能的擁有者,或可能危及後者的地位。新的權力集中狀態和新式國家於焉出現,其中有些國家的榮枯,倚賴新的貿易流動和該貿易所帶來的收入。萬一出問題,如果貿易低迷或遭打斷,政權所倚賴的收入隨之減少或中斷,重大危機會隨之爆發。這不是隱隱然欲降臨的唯一危險。「來自海上」的危機,即因當地涉入海上貿易而生的危機,構成另一種威脅。但在世上許多地區,「來自陸上」的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幾近一樣高。由位在遙遠德里、北京、阿瓦(Ava,緬甸境內)、庫瑪西(今迦納的阿善提境內)的統治者掌控的陸上帝國,可能會主張沿海地區歸其管轄,並痛恨新商業國家出現。或者他們可能陷身於反抗外來侵略和內亂的重大政治鬥爭中:十八世紀印度的蒙兀兒王朝便落入此下場。因此,他們所未察覺到的社會、文化緊張,或發生在遙遠異地的事,都可能改變英國橋頭堡或灘頭堡所處的環境。英國商人可能在他們未參與的叛亂、戰爭中遭池魚之殃而喪命,他們本身可能被視為取得大權之統治者的邪惡盟友,或可能被懷疑陰謀推翻那些統治者。這些情況類似於一七四○年後,英國人在印度所面臨的情況,也就是必須有所回應,否則就得認賠出場。

			在印度和其他地區,英國人還面對一棘手情況。在各地,進場者幾乎不只他們。其他歐洲國家亦受同樣的商業誘因吸引而來到該地,且往往有法國東印度公司或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大型特許壟斷機構作為代表,爭奪在當地的影響力和商業優勢。當地爆發危機時,他們和英國人一樣決意保護自身地位,一有機會就擴大,以提升地位。結果就是出現一場既是當地統治者和領袖的衝突,又夾雜著歐洲諸國對立因素的鬥爭,且鬥爭的結果(就英國人來說)取決於盟友、朋友的成敗,除非他們願意把資源投入外交、軍事較量,除非他們能讓在倫敦的主事者相信這麼做值得。倫敦極其願意針對印度投下資源,儘管它給予的援助,原則上局限於派出海軍協助。但就連在印度,英國之所以能擴大其橋頭堡,將更大地區納入控制,關鍵仍在於堅持不懈的打入當地的權力來源,徵用當地資源,配合印度的國情改變他們的主張和方法。為成為印度的統治者,英國人成為「盎格魯─印度人」(Anglo-Indian,至約一九○○年為止,用以指稱在印度英國人的專門名詞)。

			於是,與其說英國人將當地社會強行納入控制,不如說鑿地道打入那些社會來得貼切。就連他們以殖民入侵方式(美國模式)強行闖入的場所,成敗仍取決於能否與當地原住民達成協議:讓當地人賣掉土地、成為貿易上的伙伴、戰時的盟友。移居當地的英國人得適應新地理環境、新生產方式、新作戰方式。他們所帶去的工具和設備、建制和價值觀,無一不配合當地環境修改,有時修改幅度甚大。在加勒比海的種植園經濟體裡,嚴峻的勞力問題,靠從西非引進奴隸解決,從而創造出一個種族大峽谷和一個迥異於母土社會環境的強制性機構。在移居者族群裡,一如在其他殖民地社會裡,帝國不只是支配與臣服之事(儘管這兩者可能存在),而是更為複雜的社會:創造出新奇或融合不同文化的社會,且在這社會裡,治理觀、經濟假設、宗教價值觀與道德規範、財產觀、正義觀,相牴觸且相融合,進而受到徹底改造、翻新、考驗或揚棄。因為殖民地社會不是在征服的當下瞬間打造而成。綜觀本書所探討的這個時期,殖民地社會不斷在演進,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處於持續不斷的變動中。

			我們如何才能捕捉到隨著殖民地開拓而來的種種改變?約五十年前,兩名研究歐洲帝國主義至為透徹的歷史學家──約翰.蓋拉格(John Gallagher)與隆納德.羅賓遜(Ronald Robinson),描繪出一八一五年後英國通往世界帝國之路的「路線圖」。註9兩人論點的核心,在於以下兩個關鍵認定:英國不斷在尋找實現他們在世界各地利益最省力的方式,而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那個對公共支出自始就有限制的政體;這使他們不管到哪個地方,只要可以,都倚賴與當地精英的合作。與當地精英合作的用意,乃是找出雙方都能容忍的可行協議。英國人無意投入超乎他們所認為實現利益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而對當地精英而言,與殖民地開拓者的有意合作,將限制入侵的規模,保住實質權力,甚至可從中獲益。結果衍生出錯綜複雜的歷史模式。對世上某些地區來說,英國人能以讓當地主權大抵完好無損的有力外交,為自身貿易打開門戶:這就是拉丁美洲模式。在較不合作的地區,則採用相對強制的手段:如果當地人不願開放門戶,英國人即強行開鎖,打破大門。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間,英國人以此對付中國,要求北京讓其自由進入中國市場,並以汽船封鎖長江(中國主要交通動脈),直到北京屈服為止。此後,靠著中國開放的大批「通商口岸」(洋商可不受中國官署管轄的區域)、一隊砲艇和香港的一座大港(香港已割讓英國),英國人希望攫取中國的「財富」,且不必背負自行統治的龐大負擔。但有時出兵干預、取得通商口岸的模式,無法讓英國人取得他們所要求的通商制度。或者(往往在不具通商價值的地方),英國人想獨家掌控將自身利益範圍串連在一塊的海上航線上的戰略要地。在這方面,他們使出全力,毫不保留:將該地強行納入英國統治;罷黜當地統治者;設置行政長官;將該地劃入英國版圖。即使在這種地方,在被「正式」納入帝國版圖之處,因應之道都是與當地精英合作。找出當地的權力掮客,取得他們的支持,乃是明智之舉。用強制手段治理,終究是既蠢又危險,且引進大批英國人來治理,勞師動眾又徒勞無功。眾所周知,英國統治兩億五千萬人口的印度時,其核心行政官員不到千人。

			加拉格和羅賓遜的歷史洞見,對大部分嚴肅性的帝國史著作撰寫而言,仍是有用的起點。我們所能增置一詞的,乃是強調英國境內所有個人和利益團體(商人、傳教士、移民、軍人、水兵、船東、科學家、外交官、慈善家、投資者、有心闖出一番事業者)的多種觀點和時有牴觸的活動。對他們來說,帝國若非代表有用的資產,就是代表可取的前景。因為仔細檢視後會發現,他們各自想要的「帝國」,往往彼此差異甚大。「奴隸制帝國」於十九世紀初期被明文廢除:有錢的蓄奴利益團體,不堪母土改革派意見的重壓而崩解。註10「移民的帝國」(empire of migrants),打從骨子裡主張保護主義,為了自治不惜逞勇鬥狠,但它與出口、就業、利潤所倚賴的更廣大「自由貿易帝國」,毫無共通之處,也和英國新教傳教士所希冀將所有世人帶進其中的「基督的帝國」(基督教的公海),相似之處不多。「加煤港、基地、要塞的帝國」也不一樣。這些相對立帝國主義者的大小爭執,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帝國意識形態支配維多利亞時代;他們也對尋求權貴支持的受支配民族施予援手,提出總有一天自由會降臨的飄渺希望。

			還有其他論點是我們能補充的:那便是本書的主題。英國擴張史呈現為一連串的帝國遭遇,這些遭遇始於接觸,終於殖民地社會的誕生。這是帝國誕生的過程。但為看清楚動作,我們必須用慢動作播放:將它拆解為數個組成部分和階段;挖掘出使帝國顯得「合理」的觀念;探明帝國統治者倚賴的策略;說明導致叛亂的民怨;追索英國人通常用來平亂的方法;跟隨傳教士的足跡(和辛勞)走一趟;剖析帝國對鄉土觀和認同感的影響。接觸、占有、發動戰爭、定居(或試圖定居)、(以正當或不當手段)進行買賣、統治、叛亂、鎮壓、成為基督教徒、改造認同:這一切和其他未列出者,全是帝國誕生過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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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See A. Zimmern, The Third British Empire (Oxford, 1926). Zimmern was a pioneer schol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註2:This went down badly in Oxford: Williams’s thesis wa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4 a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but only twenty years later in Britain.



				 					註3:See P. Maylam, The Cult of Rhodes (Claremont, 2005), pp. 10–11.



				 					註4:Ibid., pp. 36, 42.



				 					註5:‘Liberal’ historians tended to resist inevitability; Marxist historians to assert it.



				 					註6:See V. Chaturvedi (ed.),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 Colonial (London, 2000) for an excellent survey.



				 					註7:For the European ‘dark ages’, see P. J. Geary, 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2002).



				 					註8:For a recent discussion, J. Goldstone and J. F. Haldon, ‘Ancient States, Empires and Exploitation’, in I. Morris and W. Scheidel (eds.),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Oxford, 2009).



				 					註9: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I, 1 (1953).



				 					註10:For a recent analysis, N. Draper, The Price of Emancipation: Slave-Ownership, Compensa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Slavery (Cambridge, 2010).





想像中憧憬的帝國


			在英國,帝國的觀念存在甚早。從一開始,就是領土野心、治理習慣、法律程序、文化自負的混合體,而且是不穩定且有時矛盾的混合體。帝國的典型架構,有許多部分在哥倫布橫越大西洋之前許久,就已在英格蘭得到闡明。基本概念之一,乃是君王統治英格蘭所有領地。君權集中於一人,只向一人效忠,國王之榻不容他人酣睡。但第二個大原則緩和了效忠的嚴苛:國王的附屬國可保有原本的法律和習俗,除非這些法律和習俗遭刻意、明確的改變。習慣與先例也表明,可由透過議會行事的國王,或透過「國王會同樞密院」(king-in-council),為屬地制定法律(制定「成文法」)。事實上,第二條途徑後來更為常見,因為較有彈性。所謂的樞密令(order-in-council)是行政命令,由樞密院核可後頒布(樞密院原是由國王最親信顧問組成的機構),可惜更晚近時,樞密令流於行政形式。國王聽審所有領地之「子民」上訴案件的權利獲得穩固的確立:實際上,在後殖民時代,上訴樞密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的作法中,仍可見到此權利的影子。大英國協某些獨立國家維持司法委員會以為有利的司法工具。而結合普遍忠誠與(實際上)分權性立法的作法,從帝國之初到其結束,在在框住英格蘭(後來英國)的帝國觀。註11

			還有一些創見,亦被英格蘭人用於之後的美國和亞洲。早在一三六三年,英格蘭國王就授予加來(當時英格蘭的重要領地且是英格蘭在歐洲大陸上失去的最後領地)的二十六個英格蘭商人自治權。在下一世紀,在一四二三年的加來主要市場法案(Calais Staple Act)中,國王授予加來的商人卡特爾獨攬英格蘭羊毛海外銷售的權利,為後來授予東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塞昔爾.羅茲(Cecil Rhodes)不列顛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這一長串公司中的最後一個)的壟斷權開先例。一三八一年,「航海法案」問世,欲藉此將英格蘭的進出口貿易限制在只能由以英格蘭人為船東、船員的船隻經手,無奈成效不彰。而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跨大西洋帝國中趨於完善的商業排他體制,其核心內容在這航海法案中已具備。

			後來的帝國建造者從中世紀決策者承繼到的,不只是一套法律、行政方面的權宜措施。從九○○年代起(說不定更早時),英格蘭國王便宣稱擁有對整個不列顛群島的「最高王權」(high kingship)。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自稱rex totius Britianniae(全不列顛之王)。註12「諾曼世紀」(1066-1154)代表英格蘭海權衰落的一段插曲,但從十二世紀晚期起,英格蘭以行動強力確立其對愛爾蘭(一一七二年,亨利二世在愛爾蘭就任「愛爾蘭領主」)和威爾斯(愛德華一世征服威爾斯並在該地建造城堡)的管轄權,且幾次欲將蘇格蘭納入支配,可惜不如對前兩地的行動那麼成功。從與愛爾蘭境內強橫的英格蘭移居者(和本土愛爾蘭人)的鬥爭中,從將英格蘭移居者安置於威爾斯(移居者召募自東英吉利且獲授予地方自治特權)一事中,註13可看到日後殖民地開拓行動的兩難和策略。這種英格蘭擴張模式,同時揭露了英格蘭人「文明」(civility)觀,與不列顛「邊陲地區」盛行的文明觀,兩者涇渭分明的對抗(英格蘭人眼中的文明,意指條理井然且平和之社會特質)。英格蘭模式意味著由小巧村落組成而人口眾多的鄉間;由封建領主領地、公共田、種植作物的農業構成的大地;受地主階層和其教會盟友支配的廣大農民;由城鎮、市場、定期市集構成的網絡;使社會得以達成某種社會流動的活躍土地市場;最重要的,一個促成天下太平、建立城鎮、課稅、促進貿易的君主國。註14反觀在愛爾蘭和威爾斯,社會體制不同於此。這兩個社會是以親屬為中心的社會,效忠對象不是國王,而是親屬和宗族領袖。它們屬移動、畜牧社會,不定於一地,不種作物,財產觀不嚴謹,未形諸法律。不同宗族間的衝突(某些英格蘭觀察家眼中牧牛經濟體必有的結果),助長掠奪和蓄奴。城鎮不多且城鎮與城鎮間相隔遙遠;錢幣缺乏。教養較差。大半時間騎在牲畜上的牧民,用餐不需要餐桌,沒有社交上的繁文縟節。他們的宗族文化沒有英格蘭牧師加諸堂區的嚴格社會規矩,鼓勵試婚、離婚、承認非婚生子。在英格蘭觀察家眼中,這些是沒有法律、紊亂、惡棍充斥的社會,政治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淪為索取保護費之事。要有所秩序和進步,只能靠外力強制。絕不可讓在愛爾蘭的英格蘭人「在地化」,於是有一三六六年吉爾肯尼法(Statute of Kilkenny)的出爐。該法禁止多項行為,包括禁留愛爾蘭式髮型。將文化優勢與帝國統治等同為一的有力觀念,誕生於英國本土附近。

			中世紀英格蘭人的野心,當然未局限於不列顛群島。諾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成立,帶來對歐陸的領土興趣和聲索。諾曼第於一二○四年落入法蘭西國王之手。但英格蘭國王仍認為,位於普瓦圖(Poitou)、阿基坦(Aquitaine)境內今日法國西南部的大片地區歸他們所有,從出口葡萄酒的加斯科涅(Gascony)地區和該地區首府波爾多得到大筆稅收:光是加斯科涅葡萄酒稅的收入,就和英格蘭關稅收入總和一樣多。英格蘭在布列塔尼境內多處派兵駐守,布列塔尼位於通往加斯科涅海上航路的戰略地位,預示了五百年後埃及位於通往印度之海上航路的戰略地位。註15然而英格蘭王朝在歐陸的統治,對英格蘭帝國願景的影響,不同於他們在愛爾蘭、威爾斯的統治經驗對帝國願景的影響。原因之一是英格蘭國王(身為阿基坦公爵),必須向法蘭西國王正式輸誠效忠,才得以確保其在當地的權威(從而限縮了創造新建制的空間);原因之二是英格蘭對「文明」的主張,在有著高度組織化的政府和繁榮商業經濟的富裕附屬地裡,徒具意義;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到一四五三年,英格蘭人已大抵被趕出歐陸,只剩加來這塊飛地。

			此事發生的時間,不管有多出於偶然,事後觀之,意義非常重大。那意味著在下一個世紀,英格蘭的目標和野心大幅擴大之際,英格蘭的擴張是向著群島、向著海上,而非向著大陸。事實上,西班牙、法蘭西兩國的大一統,成為王朝制國家,以及奧地利、西班牙兩國的家族結盟(兩國均由哈布斯堡家族統治),致使英格蘭人在歐洲處於守勢。從英王亨利八世因個人婚姻問題與羅馬教廷起爭執的時期起,圍繞著英格蘭的宗教立場引發的危機,經瑪麗女王在位時期(1553-1558)天主教勢力的「復辟」,再到一五五八年後,伊莉莎白一世在位時,新教在英格蘭牢牢站穩腳跟,英格蘭與腓力二世的西班牙(當時歐洲最強大的海洋國家)因而似乎為敵,再再促使英格蘭的不安全感益發強烈。亨利八世以激烈行動申明其宗教自主權一事,催發出一五三三年上訴限制條例(Appeals Act)中,英格蘭是個帝國,從而毋須向其他世間統治者效忠的主張。英格蘭從此一味擔心,英格蘭式新教會被人以政變從內部推翻,或被人以入侵自外部推翻(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來犯的目的),且這憂心久久未消。英格蘭人民必須時時提防天主教勢力入主英格蘭,以免落入專制統治、迫害、英格蘭臣服於西班牙(後來法蘭西)的險境,而這需要日漸成為愛國心和新教英格蘭認同誕生的泉源。一七○七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國國會合併,這一需要有助於淡化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彼此的反感,使彼此共有「不列顛特質」(Britishness)的感覺開始滋生。註16在英國稱霸全球、國力臻於巔峰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這一需要依舊足以激發民眾的憂患意識,助長傳教熱情。但這因素再怎麼有威力,也只是形塑伊莉莎白一世時代,英格蘭人之帝國願景的因素之一。

			同樣重要的因素,則約一五六○年後日益擴大的地緣戰略安全認知。對外敵入侵的憂心,使英格蘭人意識到,控制英格蘭與低地國(西班牙人入侵時最可能的跳板)間的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控制西面海域(Western Approaches,從大西洋進入愛爾蘭海、英吉利海峽的海上門戶)等攸關國家安全。到了一五六○年,已有一支「女王的海軍」問世,並有行政體系來維持該海軍,提供軍需。註17一五八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格蘭因而有了短暫的喘息空間。一五九○年代,伊莉莎白一世的政府出兵尼德蘭和布列塔尼,以先發制人阻止西班牙再度來犯。蘇格蘭的宗教改革減輕了英格蘭人遭外敵從北方來犯的憂心。只是愛爾蘭境內新教宗教改革的明顯失敗、佩爾地區(the Pale,都柏林周邊據認安全的區域)的易攻難守、愛爾蘭可能成為從後門入侵英格蘭的行動基地一事,致使伊莉莎白一世的大臣日益驚恐。一五六○年代至一五八○年代,英格蘭在愛爾蘭的駐軍從一千五百人逐步成長為超過八千人。註18一五九○年代,英格蘭政府斷然決定發動大規模的征服戰爭,決定按照英格蘭的構想改造蓋爾愛爾蘭(Gaelic Ireland)。在此,一如在歐洲,付出了高昂代價才獲致成功,且成果未能久持。但英格蘭所得到的「教訓」──英格蘭的安全取決於動用海軍積極監視西北歐和有效控制愛爾蘭全島──已牢牢烙印在倫敦政府的戰略看法裡,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仍牢不可破。

			影響同樣重大的第三個因素,乃是英格蘭兜了更大一圈轉向海洋一事。誠如大家所常談到的,比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蘭西人,英格蘭人較晚才投入大西洋探險、征服事業。英格蘭人受到商業災難的刺激而走上這條路。布里斯托商人將布料、穀物運到波爾多,換取加斯科涅的葡萄酒,再運到英格蘭,藉此大發利市,未想一四五三年英格蘭在加斯科涅的統治瓦解,中斷了葡萄酒貿易,迫使他們把目光轉向南邊,轉向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這裡,他們吸收到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藉以遠航至加勒比海、西非的新航海知識。布里斯托水手開始尋找位於大西洋某處的「巴西島」(大概是紐芬蘭)。約翰.卡博特(John Cabot),地位猶如哥倫的熱那亞人,受聘尋找北大西洋中一處「新發現的土地」(newfound land)。布里斯托人原在冰島漁場捕魚,因不敵漢撒同盟競爭,已被逐出該漁場。註19尋找這「新發現的土地」,或許是為了替補冰島漁場。但一五五○年代起,英格蘭西南部諸郡的海員和支持他們的經商人士,利用新航海知識挑戰稱霸大西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五六二年,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來到西非沿岸購買奴隸,再運到西屬美洲出售。他的親戚暨門生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西屬美洲諸港採用霍金斯以武力逼迫買賣的手法,劫掠到大筆財物。註20英格蘭政府大臣「不贊同」此舉,但也駁斥西班牙、葡萄牙所謂一四九四年教皇的「捐贈」已使大西洋為他們兩國所平分,他國不得介入的主張。英格蘭大臣和其宣傳者堅持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因此,海洋與貿易,根據自然法和國際法,為公有之物,教皇和西班牙人都不得禁止其他國家傳播、參與這法則。」註21英格蘭人把自己想像成竭力欲闖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後來)中國人封閉貿易體系的外人,並搬出「海洋自由」作為他們的最高原則,而這作為成為英國帝國主義最持久不墜的元素之一,其影響直到二十世紀仍未消。

			這個時代有意打造帝國的傑出之士,乃是人稱「一意孤行之外人」註22的沃爾特.羅利(Walter Raleigh, 1554-1618)。他騎士般的風範和寫詩的才華,促成他成為伊莉莎白一世的宮廷寵臣,獲賜予官位、收入、地產作為獎賞。羅利是德文郡紳士階層的一員,對他來說,英格蘭與西班牙的海上衝突和伊莉莎白一世在愛爾蘭面對的亂局,提供了大發橫財的機會。羅利的同母異父兄長韓福瑞.吉爾伯特(Humphrey Gilbert),一五七○年代帶兵平定愛爾蘭境內叛亂,手段尤為殘酷。經此一役,吉爾伯特闖出名氣,青雲直上。他深信可找到一條通往中國的西北航道,贊成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紓解英格蘭的貧窮。一五八三年,他航行到紐芬蘭,以伊莉莎白一世發予的特許狀,宣稱後來稱作聖約翰斯(St John’s)的該地港灣和附近地區為英格蘭所有。吉爾伯特於返航途中失蹤後,羅利接掌他的志業。就是在他的鼓吹下,理查.哈克呂特(Richard Hakluyt)於一五八四年寫下《論向西方殖民》(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也就是闡明英格蘭海外帝國主義的第一份重大宣言。註23該書反駁西班牙對北美洲的領土主張,譴責西班牙人對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殘酷,鼓吹以有系統的殖民,解決本國失業、人口過剩、商業衰退等問題。他主張,「我們在歐洲、非洲、亞洲那些危險舊貿易所買賣的所有大宗商品……可能在不久之後變得微不足道……若與位於北緯三十至六十度之間的那一部分美洲所擁有的大宗商品(相比的話)。」目標應該是引進未加工產品、輸出成品,「本國大量窮人因此有工作……由於有許多產品在加工後輸出,在未加工狀況進口,窮人就沒必要再像現在這樣偷竊、挨餓或乞討……」註24一如吉爾伯特,羅利曾在愛爾蘭經歷過行伍生涯和在美洲的冒險體驗。在愛爾蘭,他獲授予來自沒收土地的大筆地產。他從倫敦商人手中募得資金,在當時最傑出數學家暨天文學家湯瑪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協助下,羅利於一五八五、一五八七年兩度派船遠赴今卡羅來納州沿岸的勞諾克(Roanoke),以該地作為貿易基地,他也命令他們攻擊每年經由佛里羅達海峽載運金銀返國的西班牙船隊。因為羅利與伊莉莎白一世宮廷中的許多大臣一樣,相信切斷西班牙的金銀供給,乃是削弱西班牙在歐洲霸權地位──和減輕對新教英格蘭所構成之威脅──的重要手段。「使歐洲所有國家陷入危險、不安者,是他的印度黃金」,他如此評論腓力二世。註25

			十六世紀末期,英格蘭人仍未踏進帝國之門。他們想在勞諾克建立殖民地,結果以慘敗收場。相較於西班牙在墨西哥、祕魯富產白銀的帝國,或相較於以「黃金臥亞」為首府的葡屬印度(Estado da India),英格蘭人在海外擴張上毫無建樹。荷蘭人已搶在他們之先拿下東印度(East Indies)的香料群島,後來的發展顯示,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將是以倫敦為總部的東印度公司難纏的對手。相反的大西洋另一頭獲取財富的遠景,此時已根植於英格蘭人的想像裡。他們有雄心,有資助海外冒險的商業資源,而且手中的商業資源愈來愈豐沛。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那年,理查.哈克呂特已著手撰寫《英格蘭人……主要的航海術》(Principall Navigations... of the English People),並於隔年出版。接著,他在一五九八至一六○○年完成大作《英格蘭人主要的航海術、航行、交通和發現》(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以頌揚英格蘭輝煌的海上成就。一五八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哈克呂特、羅利所謂西班牙在美洲的地位並非堅不可破的主張就此得到支持。一五九○年代的戰爭和掠奪,助長更多挑戰西班牙的舉動,包括一五九五年羅利本人冒險前往他所謂「又大、又富、又美之圭亞那帝國」的活動。這趟冒險也是無功而返。但在一六○七年,某總部設在倫敦的企業聯合組織,在美洲建立了一座橋頭堡。這座橋頭堡初建時看似隨時可能不保,卻憑著勉強足夠的毅力和補給捱過困境,未像當初在勞諾克的那些英格蘭人一樣覆沒。這就是維吉尼亞殖民地。

			至一七一三年為止的漫長百年,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陷入革命與戰爭。這時期結束時,英格蘭人已改變了他們在歐洲境內和境外的地位。在國內,他們已達成一個看似不穩,卻捱過安妮女王在位時(1702-1714)的激烈政黨鬥爭的憲政協議。註26伊莉莎白一世未能完成的征服愛爾蘭大業,一六九○年後大舉開展,且終於實現。與蘇格蘭的聯合(不久後受到一七一五年「詹姆斯二世追隨者叛亂」考驗的一場聯合),使不列顛本土不致出現二王並立的局面。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2-1713),確立了英格蘭海上、陸上強國地位,從此在西地中海擁有兩處海軍基地(直布羅陀和米諾卡島)。這場戰爭結束時,英格蘭從和約中取得把奴隸賣進西屬美洲的權利(asiento),終於打破美洲大陸的貿易鎖國狀態。英格蘭人還取得自己的「種植園」、「商館」帝國:遍布北美洲沿岸和加勒比海群島的殖民地;黎凡特公司、東印度公司在伊茲米爾、阿勒頗、巴斯拉、阿巴斯港、蘇拉特、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的兵站和飛地。他們控制了紐芬蘭岸外大淺灘(Grand Banks)處的大部漁場。他們的哈德遜灣毛皮貿易與法國人的毛皮貿易分庭抗禮。他們投入奴隸買賣甚深,甚至已開始在中國廣州購買茶葉。

			擴張並沒有什麼帝國願景在背後推動。但參與者都同意:擴張的目的在使英格蘭更富有。冒險遠赴遠東、印度的商人會發現新市場。在美洲創建殖民地將創造新市場。來自東方的異國商品可轉賣給歐洲顧客,且有利可圖。將產自殖民地的農產品進口精煉,會提升國內就業率,增加農產品的價值,提供有價值的出口商品,讓商人和航運業者都獲利。但在如何才能最順利獲致這美好願景上,開始出現意見不合。黎凡特、東印度兩公司的商人(其中一些人同時屬於兩公司)主張,若沒有壟斷權,貿易成本和風險將使他們的貿易無利可圖。這圈子以外的人則痛斥這只圖一己之私的主張,質疑國王無權給予特別關照。其中最具殺傷力的批評,將矛頭指向東印度公司,指責它所進口的商品,只能透過出口金銀塊才能買進,因而減少國內錢幣供應,進而減少需求。私人獲利,卻讓大眾受害。最有力的辯護主張則是指出,從印度帶進來的商品將轉出口至歐洲,其間價格成長的幅度,用來支應運往東方購買該商品的白銀成本還綽綽有餘。到了十七世紀晚期,這轉口貿易原則已牢不可破。

			提倡這一觀點且解釋得最透徹的人,或許是布里斯托商人約翰.凱里(John Cary, 1650?-1720?)。在其《論英格蘭國與其貿易、窮人、稅的關係》(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 in Relation to its Trade, its Poor and its Taxes, 1695)中,凱里強調種植園在創造就業與貿易上的價值。

			因為我把英格蘭和其全部的種植園當作一個大身體,把那些種植園當作屬於它的許多腿臂或郡,因此,當我們盡情享用它們栽種出的成果時,我們可以說,就是在享用自己土地的果實,而我們把這些果實賣給鄰國換取白銀,或換取得用錢才能購的大宗商品,此舉帶給全民第二利潤……在海外設立種植園的首要用意,乃是讓英格蘭人得以更順利維持內部的商業和貿易,主要獲利則歸於中央……註27

			凱里接著解釋道,但如果要讓中央成為最大獲利者,一如當時多數人所認為的,就得將殖民地貿易納入管理──英格蘭航運業者將因而首先獲益。在一六九六年,革命後政權正面臨財務、軍事危機之際,航海法(Navigation Laws)得到補強。規定嚴格(但執行寬鬆)的一套制度開始施行,以使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的未加工產品必得先運到英國,且不管最終要運至哪個市場,都務必由英國船運送。英國將發展為大西洋世界的最大轉口貿易中心,變得既富且強。註28

			「轉口貿易帝國主義」自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起,成為主流觀點,直到一七七○、八○年代的重大美洲危機爆發方才式微。它掩蓋了殖民事務上的意見分歧,也掩蓋了紛然雜陳的種種帝國認定,並實質上表示,唯一值得擁有的帝國,是其大宗商品盡皆出口至英國,然後轉出口,以讓其商人獲利、收入增加的帝國。它將一道束縛強加在殖民地經濟體上,而巴貝多的種植園主和信仰新教的英格蘭裔愛爾蘭人都對此束縛深惡痛絕,斥之為侵犯自由之舉:巴貝多行政長官不服道:「自由貿易是所有殖民地的命脈。」註29英國本土支持此觀點者,希望敲開西班牙的美洲帝國,但因為得在歐洲表現得明智審慎而無法放手一摶。作為政治信條,它既正式承認移居者、種植園主的自治權,也間歇性的確立英國議會的自主立法權,而後一觀點受到殖民地議會的激烈抵抗。本土的英格蘭人也未將移居者、種植園主熱情吹捧為英勇的帝國建造者。一名走訪巴貝多(當時英格蘭最有價值的殖民地)的英格蘭人於一六五五年論道,「這座島是英格蘭棄置垃圾的糞堆,垃圾指的是流氓、妓女和諸如此類的人……」註30來自巴貝多的觀點,可想而知,必然不同於此:「我們的血管裡流著英國血,我們的心裡跳動著英格蘭人的精神。」當地一名愛國者如此嚴正表示。註31海運貿易帝國是自由的祕鑰──「英國人絕不會是奴隸」──這個意識形態性主張,因而與非洲奴隸買賣和蓄奴制是該帝國真正的成長引擎這坦然的認知並列,卻不致令人備感矛盾。「沒有非洲貿易,就沒有黑人;沒有黑人,就沒有糖、薑、靛藍之類商品;沒有糖之類的商品,就沒有島嶼;沒有島嶼,就沒有大陸;沒有大陸,就沒有貿易,」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於一七一三年如此說道。註32倫敦未抑制種植園主引進更多奴隸的要求,反而否決殖民地議會(唯恐奴隸造反)欲限制奴隸流入的作為。註33

			就印度的情況來說,轉口貿易帝國主義完全無意於征服或統治,其中道理很清楚,以行動征服或統治太不切實際,且荒謬至極。一六九四年,輝格黨控制的眾議院廢除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被該公司總經理喬賽亞.柴爾德(Josiah Child)斥為「連自己私事都幾乎處理不好的一些無知鄉紳的胡鬧」,註34但該公司未因失去壟斷權而垮掉,而且已在約十四年前吸併其對手「新公司」(New Company)。自由貿易原則敗於東印度公司之手,意味著一種認知,認知到英格蘭在亞洲的貿易「不同」於他地貿易。那裡沒有海軍保護該貿易,沒有工具來保護其免受不友善統治者侵犯,沒有法庭提供仲裁。該公司得自力更生,並自行承擔管理費用:它重武裝的「大貨船」、它的要塞和守備部隊、它在當地的商業管理階層,都需要錢來維持。要合資投資人如此持續不斷注入資金得付出代價,那就是禁止外人和撿現成者參與英格蘭、印度間的長距離貿易。直到這世紀下半葉才為人注意的是,這印度「例外」創造出勢力甚大、有自我主張的新利益集團,而且大到不能倒,遠到無法控制,變成強大新帝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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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1:Thes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can be followed in the magisterial volumes of F. Madden (ed.), 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8 vols., Westport, CN, 1985–2000), esp. vol. 1: ’The Empire of the Bretaignes’ (1985).



				 					註12: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Oxford, 2000), p. 9.



				 					註13:See R. R. Davies, ‘Colonial Wales’, Past and Present 65, 1 (1974), 3–23.



				 					註14:Davies, First English Empire, pp. 121ff.



				 					註15:N. Rodger, The Safeguard of the Sea: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vol. 1: 660–1649 (London, 1997), p. 100.



				 					註16:See L. Colley, Britons (London, 1992).



				 					註17:Rodger, Safeguard, pp. 229–30.



				 					註18:N. Canny, Making Ireland British 1580–1650 (Oxford, 2001), p. 66.



				 					註19:See D. H. Sacks, The Widening Gate: Bristol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1450–1700 (Berkeley, 1991); A. Peacock, ‘The Men of Bristol and the Atlantic Discovery Voyages of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MA thesis, Bristol University,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www.bris.ac.uk/Depts/History/Maritime/Sources/2007mapeacock.htm; E. Jones, ‘The Matthew of Bristol and the Financiers of John Cabot’s Voyage to North America’,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i, 492 (2006), 778–95.



				 					註20:For Drake’s activities, K. R. Andrews, Drake’s Voyages (London, 1967).



				 					註21:This was Richard Hakluyt in 1595–8. See 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2000), p. 108.



				 					註22:See M. Nicholls and P. Williams, ‘Sir Walter Ralegh’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註23:See C. Hill, ‘Ralegh – Scienc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his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1965), p. 154.



				 					註24:Cited in E. Williams (ed.),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492–1655 (Port of Spain, 1963), p. 269.



				 					註25:D. B. Quinn, Raleigh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bk edn, London, 1962), p. 134.



				 					註26:G. Holmes,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 (London, 1967).



				 					註27:Quoted in Sacks, Widening Gate, p. 340.



				 					註28:For a recent survey, K. Morgan, ‘Mercantil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688–1815’, in D. Winch and P. K. O’Bri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Historical Experience, 1688–1914 (London, 2002), pp. 165–92.



				 					註29:E.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new edn, London, 1994), p. 56.



				 					註30: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p. 290.



				 					註31:Quoted in Jack P. Greene, ‘Liberty and Slavery’ in Jack P. Greene (ed.), Exclusionary Empire: English Liberty Overseas 1600–1900 (Cambridge, 2010), p. 61.



				 					註32:P. Earle, The World of Defoe (London, 1976), p. 130.



				 					註33: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pp. 40–41.



				 					註34:Quoted in T. B. 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 (Everyman edn, London, 1906), vol. III, p. 278.





為舊帝國創造的新帝國?


			英國的大西洋帝國,雖有種種內在矛盾,卻仍有可能被視為一個統一體。其(白種)居民(身為「生來自由的英格蘭人」),原都享有選出代表在自己的殖民地議會裡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他們必須效忠英國國王,享有英國使其不受任何外來威脅的保護。他們必須遵守英國議會為帝國貿易通過的法律。至少就理論上來說,他們在帝國經濟裡的地位,乃是在商業排他時代發達致富的保障。在這個「英國」世界裡,把奴隸視為財產,就能讓人對有龐大奴隸人口這個令人尷尬的事實視而不見。這是愛德蒙.勃克(Edmund Burke)譽之為「諸族群之偉大政治聯合」的帝國,註35也是他反對倫敦欲對自治殖民地施行直接稅(印花稅)的錯誤之舉時,極欲捍衛的帝國。一場重大的移民叛亂,在英國於歐洲的對手積極援助下,毀掉帝國大半。而就在帝國瓦解之際,一個對英國世界地位的新「全球」觀於焉成形。新的征服計畫、新的帝國信條、新的統治機器,不久後隨之問世。

			事實上,失去北美十三殖民地並未預示大英帝國勢力的猛然瓦解,反之是該帝國規模與雄心巨幅擴張的前奏。瓦解西班牙的美洲帝國及其對貿易的控制,仍是最大獲益:該帝國盛產白銀的殖民地,此時看來仍前景大好。英國人已於一七六二年拿下哈瓦那(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直布羅陀」),但為了締結和約,又不情不願的將其歸還西班牙。不過,庫克對太平洋的探索(始於一七六九年),表明他們決心挑戰西班牙壟斷太平洋的主張,決心在傳說中的南方陸地(terra australis)尋找新市場和新貿易。最大的野心,莫過於欲打開中國門戶。一七八八年將澳洲博塔尼灣(Botany Bay)闢建為遠離本土的監獄一事,至少有一部分係希望開闢一條「自南方」通往中國海路的心態所促成。四年後的一七九二年,由大使出身的馬嗄爾尼勛爵率領的高規格代表團,奉派到北京,以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和完全打開中國的通商門戶。至少就這一次來說,英國人得到否定的回覆。但從一七九三年對法國開戰起,只要有機會往全球進一步擴張,英國人都不放過。他們從荷蘭人手中奪走南非好望角和錫蘭,以強化他們對通往印度之海路的掌控,然後從法國人手中奪下模里西斯。西班牙與法國的結盟,一七九六年招來失去千里達的懲罰。英國從印度派出的一支遠征軍占領爪哇島,奪走荷蘭海外帝國皇冠上的珍珠。葡萄牙王擔心法國人來犯而將王廷遷到巴西時,為得到英國的保護,葡萄牙王付出將巴西向英國企業開放門戶的代價。英國人甚至試圖於一八○七年「解放」西班牙人統治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結果慘敗收場。一八一五年,英國人吐出他們嘴裡的部分戰利品(最重要者是為協助扶立新尼德蘭王國對抗法國在歐洲的侵略而吐出的爪哇),但拿破崙戰爭的結果促使英國人的帝國觀急速重整。

			最根本的修正(因為它是幾乎其他所有修正的根本),乃是體認到從此之後,他們的轉口貿易帝國主義無法在全球格局下施行,且若沒有像此前那樣投入龐大經費於防守,帝國主義大抵上已無以為繼。其真正基礎是海上霸權的取得。英國與其歐洲境內對手(主要是法國、西班牙、荷蘭)之間粗略的海上均勢已被推翻。一八○五年,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意味著這時沒有任何歐洲強權有力量將英國排除於世上其他地方的市場之外。競逐獲利的重商主義時代,只准帝國內部人士參與的封閉貿易區時代已然結束。其中最大的帝國──西班牙的美洲帝國,已逐漸崩解。英國人不只可自視為帝國的轉口貿易中心,還可自視為世上許多地方的轉口貿易中心。這是規模和胸中天地的驚人擴大,需要一段時間的思量才能理解的擴大。它鞏固了他們著手應對亞、非兩地的貿易、政治時所抱持的高昂自信(乃至傲慢),但它與自多事之秋的一七七○年代起,即漸漸降臨在他們頭上的第二個新發現一起到來。

			這就是被羅伯特.克萊夫(Robert Clive)口中的印度「革命」──一七五七年,東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所開啟的遠景。該公司擔心法國人的陰謀,擔心當地統治者會將公司完全趕出印度的最富裕市場,因而有此舉動,而它之所以有此擔憂,源於一七五六年加爾各答遭到的攻擊和關押英國人的惡名昭彰加爾各答「黑洞」。但英國境內的初步反應,乃是驚愕、厭惡於那些所謂的「內博布」(nabob)──一七五○至一七九○年,在印度處於統治階層藉權牟私的時代裡,瞬間成為大富的職員──所賺到的驚人橫財。該公司後來在戰場上失利、瀕臨破產(造成倫敦金融危機之虞)、約束當地職員莽撞冒險作風的需要(當時人所覺得),清楚點出英國政府有必要施予更強的控制。勃克對孟加拉總督華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著名抨擊,註36特別點出濫權枉法的行徑,而此濫權枉法顯示當地的行政改革勢在必行,特別是藉此可使東印度公司徵得更多稅收。於是,倫敦接掌東印度公司的「政治」部分(至少在理論上說是如此),包括有權選派孟加拉總督。英國政府召募新一批官員,治理公司征服的各地區。這些官員完全不介入商業活動,且絕對不以印度人和歐亞混血兒充任。一七九三年後,英國一直擔心法國會提供與公司為敵的印度人關鍵援助(拿破崙一七九八年占領埃及似乎正表明這一目的),因為這揮之不去的憂心,原被視為法律蕩然、可能危害道德與財政之「蠻荒東方」的印度,獲「平反」為價值無可限量的帝國資產。對面臨法國支配歐洲而處境艱困的倫敦政府來說,東印度公司的海陸軍成為不可或缺的資源。倫敦政府的戰略思維變成全球性和盎格魯─印度的──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仍未消失的一種習性。在中產階級(特別是蘇格蘭中產階級)眼中,赴印度擔任行政官員是極其體面的就業機會。從商業上來說,由於體認到印度對中國的鴉片輸出將使英國在東方的貿易額爆增,東方有望成為前景無可比擬的區域,而印度即成為英國人在這區域大展身手的樞紐。直接統治印度和向被統治的印度人收稅,已成為由倫敦運籌帷幄的新興世界體系裡,不可或缺的一環。

			於是,到了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人已開始試行三種帝國願景和三種不同的帝國。他們已取得一個新的征服帝國,特別是在印度的征服帝國,且已開始為位在印度的帝國逐步打造以開明改革和無私託管統治為內涵的新意識形態。此意識形態建立在以下主張:英國的控制帶來「撥亂反正」,提供了脫離迷信、掠奪、暴力,邁向有秩序、陽光普照之高地的出路。將這意識形態闡述得最透徹者,可說是曾在印度擔任最高階司法官員的政治人物暨史學家湯瑪斯.麥考利(Thomas Macaulay)。他表示,該公司的統治「開啟了一個偉大、令人驚歎的過程」,即是使毀於「專制統治之所有弊病和無政府狀態之弊病」的「腐爛社會得以重建」。註37而將這意識形態闡述得最為精妙的哲學家,則是自由主義大思想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替英國在印度的專制統治辯解,宣稱那是改善該地社會、文化的唯一可靠辦法。註38其論點主張,在停滯不前或退化的社會裡,需要有不受當地惰性包袱拖累的外力注入,才得以進步。還有與此相差無幾的諸多論點,為英國在一七九○年後取得的許多「小印度」施行的威權統治辯護。舊大西洋模式的代議制政體,不適用於欠缺生來自由之英格蘭人傳統的其他民族;若將這體制授予(通常)居人口極少數的白人,他們會予以濫用,引生麻煩。不如讓會向倫敦負責的官員獨攬行政權,相對較理想。

			與法國或德國不同的是,英國沒有行之已久的官僚威權傳統,然而由兢兢業業為殖民地無知民眾服務的開明官員來治理帝國的想法,竟會出現在英國,就顯得很不尋常。這想法出現的時機,正逢與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密不可分的功利主義哲學興起。這哲學理論構思如何藉由有系統的運用至關重要的準則──法律或建制應為最多數人造最大幸福──來打造理想社會。有一批深受這原則影響的行政專家,將成為改變的推手。邊沁的影響可見於維多利亞時代初期英國的一連串行政改革。但它其實在約一七九○年後於印度創立的「文官統治機關」裡真正獲得確立。註39在此,它與更悠久的準軍事性貴族家長主義傳統混合,且常與後一傳統相牴觸。這傳統的立場遠更保守,且不信任改變計畫。但在十九世紀的許多時候,功利主義深印在英國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識形態裡(該政府的年度報告名為《印度的道德、物質進步》),其主張改變費時且不知何時才完成,主張需要開明外人來治理一事,此刻比以往更顯而易見,主張當地人的不妥協使「強硬」對策不可或缺,藉此化解當地人的拒斥和失敗心態(一八五七年印度大叛亂的明顯影響)。註40這帝國主義信條,在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轉而較悲觀,且有很大一部分存續到一九五○、六○年代去殖民化時期。

			由招募自英國且習於高高在上姿態的僑居官員治理的帝國,不可能和傑佛遜及其友人於一七七○年代所痛斥的「第一個」大英帝國不同。然那個舊的半自治帝國此時並未消失。它在加拿大倖存下來,且在澳洲、紐西蘭的移居者族群裡重新現身。一八三○、四○年代,它受到龐大壓力,尤以在魁北克至為嚴重。在該地,宗教性、種族性的反感,激化政治摩擦(詳見第八章)。在英國的激進人士圈裡,有人想出解決辦法;該給予移居者西敏式「問責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向當地議會負責的政府),行政權由行政長官轉移給由民選議員組成的內閣。到了一八四○年代晚期,這已得到倫敦的帝國政府務實採用,將其視為雖不理想,至少比其他任何選項可取的出路,儘管當時仍普遍認為,附屬地與脫離自立之間的任何折衷辦法都不可能持久:這些殖民地不久就會和北美十三殖民地一樣走自己的路。事實上,在母土和移居者社會,都突然出現嶄新且引人注意的帝國願景。它頌揚某些人眼中,英國人在殖民開拓新土地上獨有的本事,宣稱帝國促成進步且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移居者將不被視為「瑕疵品」或廢品,反而該珍視與移居者的這層關係,把移居者社會視為新「更大不列顛」(Greater Britain)的組成部分。「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我追隨英格蘭繞行世界一圈」,激進派政治人物查爾斯.迪爾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他的世界之旅。註41歷史學家詹姆斯.佛魯德(James Anthony Froude)聲稱,在「舊英格蘭」正變得喧鬧、倚賴工業、墮落之際,移居者社會重現了穩定的、農業的英格蘭所具有的那些現已佚失的自耕農美德。註42在極富影響力且非常暢銷的一八八三年著作《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中,作者劍橋大學教授約翰.席利(John Robert Seeley)將移居者國家描寫為英格蘭的自然延伸。二十年後,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開始大力鼓吹成立帝國聯邦,以使那些國家不致脫離英國。就連不接受其政治方案者都承認,更大不列顛是英國的真正帝國。多數澳洲人、紐西蘭人、說英語的加拿大和南非人,都持這觀點。但他們所想像的帝國,是由伙伴、平起平坐者組成的帝國,而非由依賴者、臣民組成的帝國。

			但對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對英國最有利且帶來最大道德回報的帝國,其實是第三種帝國。亞當.斯密歌頌自由貿易的著作《國富論》(1776),勾勒出這種帝國的輪廓。在「自由貿易的帝國」(非亞當.斯密所用詞語)裡,規則是多餘的,或應該是多餘的。自由貿易關係將使觀念得以自由流動。想當然耳,不同的經濟體也將和而為不同的文化體,世上最富裕、最複雜、最多元的文化,將其建制和價值觀,連同其製造品,一起輸出。維多利亞時代倡論自由貿易的大將理察.科布登(Richard Cobden)嚴正表示,「從我們土地出去的每一包貨品,都含有智慧和有益思想的種子,給某個較無見識之族群的成員……我們的汽船……和我們的神奇鐵路,乃是我們開明建制的廣告和證明文件。」註43商業、文化上的吸引力,將使英國成為合作性大聯邦的中心,向英國本土和其海外伙伴預示和平、繁榮的到來。自由貿易論者認為,相對的,在印度見識到的統治型帝國,是浪費寶貴資源的、暴力的,如同緊抓權力不放的過時貴族,好鬥卻終歸徒勞。這是份令人心動的說明書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註44。支持自由貿易理念者,大力支持自由勞動理念,支持對奴隸買賣、蓄奴的抨擊。它是英國「軟實力」的意識形態矛尖,鼓勵英國人以解放者自居,鼓勵他們打開「封閉」社會,釋放那些社會的人民,使其成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也是讓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侵華行動合理化的主要依據。但一如這場戰爭所揭露的,理察.科布登所謂自由貿易的理想將贏得普世支持的看法太過樂觀。他的政治死對頭帕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認為,如果自由貿易遭到抵拒,誰都看得出,英國人該著手強迫對方接受自由貿易,以造福所有人,特別是造福英國人自己。他以一貫的生動文筆寫道,「從某個角度而言,或許不該以砲彈來遂行貿易,但另一方面,沒有安定,貿易不可能興旺,而沒有武力保謢,安定往往不可得。」註45

			統治型帝國有利於自由貿易這個大目標,這觀點難以反駁。畢竟,將印度強行打開,使其成為蘭開夏郡和該郡所生產之大量紡織品之最大市場者,便是帝國。一九一四年時,英國輿論仍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繁榮的至要憑藉。但那時,民眾已普遍認同,自由貿易四面受敵,在幾乎已被西方五強和正在摸索強權之路的日本瓜分的世界裡,英國難以捍衛其的龐大利益。在吉卜林的悲觀詩作〈曲終人散〉(Recessional, 1897)中,日益衰敗的大不列顛凝望著深淵。具影響力的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六年後發出較為冷靜的宣告,言明世局已變,曾使英國稱霸世界的制海權,不再是支配世界的關鍵。如今,將廣大空間、資源、人力統合為一者是鐵路。自哥倫布時代以來,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將首度足以支配世上各大陸塊,使海權變得無足輕重註46。一九○五年,俄羅斯敗於日本之手,似乎讓英國人誤以為當下可高枕無憂,未料一九一八年,當德國征服俄羅斯,使日後希特勒所追求的支配歐洲夢想有可能完全實現時,麥金德想像的大英帝國已是強弩之末的景象,有幾個月時間,更是真實得令人惶恐。一九四○年六月,這想像景象,以更駭人的形態,重現英國人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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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5: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22 March 1775, in Burke’s Speeches and Letters on American Affairs (Everyman edn, London, 1908), p. 105.



				 					註36:The classic study of this is P. J. Marshall,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Oxford, 1965).



				 					註37:Macaulay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10 July 1833. A. B. Keith (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Indian Policy 1750–1921 (Oxford, 1922), vol. 2, p. 244.



				 					註38:J. S. Mill,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 ch. 18.



				 					註39:See E. T.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1959).



				 					註40:For the Indian case, T.R. Metcalf, Ideologies of the Raj (Cambridge, 1995).



				 					註41:C. Dilke, Greater Britain (1869), p. vii.



				 					註42:J. A. Froude, Oceana (1886).



				 					註43:R. Cobden, England, Ireland and America (1835), p. 11.



				 					註44:R. Cobden, ‘How Wars Are Got Up in India’,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vol. 2 (1868), pp. 105ff.



				 					註45:C. W. Newbury (ed.),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 Documents 1786–1874 (Oxford, 1965), p. 120: Palmerston’s Minute, 22 April 1860.



				 					註46: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4 (1904), 231–47.





異議逆流


			喬納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帝國觀則是一貫的毫不留情:

			一幫海盜被暴風雨推著走,不知往何處去;最後有個男孩從中桅發現陸地;他們上岸搶劫掠奪;看到沒有傷人之意的民族,並受到親切的款待;他們替這地方取了新名字;為國王正式占有此地;他們立起一根腐爛的木板或一塊石頭作紀念碑;殺了二、三十名土著,另外強行帶走兩人作為樣本,而後返國,罪行因而得到原諒。新領土在此問世,那是神權所授予;派船過去……土著被趕走或消滅;他們的君主遭折磨,以找出黃金;各種不人道、貪婪行徑一再得到許可;土地散發其居民之血的腥臭味;在如此高潔的遠征行動中用到的這幫可惡屠夫,乃是被派去使崇拜偶像的野蠻民族皈依主,使他們文明開化的一支現代殖民團。註47

			當然,幾乎時時都有人拒斥追求富、強、威望的帝國願景,拒斥包裝那些願景的道德高調。在美洲殖民開拓時的暴力行徑激起良心不安,特別是因為英格蘭人曾大談西班牙帝國主義的變態殘酷(所謂的「黑色傳說」),以合理化他們本身「較溫和」的作風。人們急欲擬出最適切的道德說詞來辯解,出於他們心中有不安的體認在作祟:體認到種植園(聽來無害的字眼)的運行涉及到迫使人流離失所。這股不安久久未消,原因之一是道德說詞再怎麼理想,都始終含糊不清,且一再被令人不樂見的殖民地真實狀況消息推翻。以下問題引發的長期爭執,更強化這份不安:英國的擴張是否該藉由博取好感和納入的作為來吸收其他民族,還是該將他們視為格格不入、無法同化的過時殘餘,並將他們拒於門外;納入作為是否得經過一段漫長(無明確期限?)的臣服期,再給予他們平等地位才妥當。誠如後面會提到的,傳教士特別困惑於這問題。但他們也深信,只要是歐洲的擴張勢力(和其掠奪成性的白人)鞭長莫及,而無法嚴密控制之處,(酗酒和性剝削所導致的)社會退化和暴力都到處可見。原住民「天真」之性的消失,是帝國招致的道德重債,深深加重基督教救贖的重擔。要還清這重債,需要極嚴厲的道德訓導。

			但對大部分不願受惑於帝國未來遠景的人來說,被征服者的命運並非他們最看重的事。他們的不信任,有一部分源於對海外英國人的厭惡。本土英國人始終懷疑殖民地的財富乃是不義之財。內博布人和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受懷疑的程度不相上下。相當多的英國人一想到種植園主如何利用他們奴隸的身體(特別是女奴身體),就憤慨不已。註48如此無法無天的恣意妄為,例如內博布人的放肆,意味著道德淪喪。隨著內博布人和種植園主返國,這腐敗的道德會像病毒般散播。事實上,對此最清楚有力的批評,乃出於一種憂心,憂心帝國會扭曲英國內政或使內政脫軌。勃克痛批內博布在印度枉法惡行的大作,利用了對返國「東印度人」會用錢買到議員席位和權力的憂心,藉此強化他的論點。理察.科布登抨擊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時,則援引其貴族階層利用這恩庇帝國執意抓住權力的主張。科布登說,印度把英國吸進它終歸徒勞的擴張戰爭和過時的對抗(在此指與俄羅斯的對抗)中,從而攪亂歐洲的和平,延遲自由貿易與改革的勝利之日到來。註49與他同屬激進派陣營的牛津大學教授戈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則示警道,在印度駐軍以防範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印度反英暴動再生,已令英國兵力吃緊,將迫使英國採徵兵制,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而那是英國人普遍無法容忍的事。註50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1902)是一九一四年前最具說服力的反帝國著作,把金融家形容成操縱帝國擴張的幕後推手,把總督與行政長官發動的戰爭(例如在南非的戰爭)視為他們欲以侵略行動轉移世人注意力,藉以阻止社會改革的詭計,從而使科布登的觀點有了符合當下時代的意涵。帝國把英國人的儲蓄轉投到海外:有朝一日,英國終得為本土消費如此嚴重不足和此事導致的財富分配扭曲付出代價,而帝國一味推遲這一天的到來。在霍布森眼中,一如在科布登眼中,最有力的反帝國理由,乃是帝國充當了反動勢力的靠山,更是本土政治、社會進步的障礙。這不滿久久未消。在一九五○、六○年代帝國行將入土之時,仍有人將帝國斥為戰後英國社會現代化的阻力。

			但在此應指出的是,這些批評帝國者始終只能得到極少數人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為,在於針砭時弊,戳痛人的良心,而非提倡另一個可行的方針。此外,他們鮮少反對英國擴張本身:只反對他們眼中為某個局部利益服務或阻礙英國本身社會需要的擴張形式。一八四三年,理察.科布登在眾議院向全場議員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樣急切希望英格蘭人擴散到全世界。」註51就連霍布森都認為英國的殖民地是「有益的民族擴張」:英國人的民主建制和平等精神是值得效法的榜樣。科布登主義者期盼全球自由貿易的到來,認為代議制政體亦隨之出現。英國的反帝國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民族主義友人會把自由主義英國視為他們的典範和盟友。對批評帝國者來說,一如對多數帝國主義狂熱者來說,以解放者、保護者、改造者、(某些人口中的)歐洲以外世界的福音傳道者身分,居中領導世界,乃是英國的天定命運。他們眼中的大英帝國是最恢宏的想像帝國,壽命最長且捱過多次挫敗仍屹立不搖的想像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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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47:J.Swift, ‘A Voyage to the Houyhnhnms’ in Gulliver’s Travels (1726).



				 					註48:For a graphic account of what they did, T.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Thomas Thistlewood and his Slaves in the Anglo-Jamaican World (Chapel Hill, NC, 2004).



				 					註49:See Cobden, ‘How Wars Are Got Up in India’, pp. 105ff.



				 					註50:In his The Empire (1863).



				 					註51:Quoted in K. 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Toronto, 1944), p. 373.





第二章 接觸


			在腦海中想像帝國是一回事,打造帝國則是另一回事。有意建造帝國者所提的主張,認為在異國土地建造勢力乃簡單易懂的假象,讓人以為只需切合實際的技能和某種程度的意志力就能達到。事實上,令人驚訝的是,直到晚近,史學家仍普遍樂於重談此觀點,好似入侵者的成功是必然之事。事後回顧,我們可看出,只要帝國仍是當下彰明較著的事實,仍是未來的可能面貌,帝國便深深影響人們對過去的看法。但有種或許可稱作「入侵者勝利主義」(通常偽裝為「邊疆史」)的傳統,在美國這個世上最富強的移居者社會裡,卻得到最廣泛的認可,且持續最久。註52

			乍看之下,建立「殖民地」(永久占領他人一塊土地,同時仍與母國或宗主國保持持續的聯繫),與著手和所知甚少、與之原沒有持續接觸或在該地沒有慣有的買賣中間人的遙遠市場貿易,有一根本差異。於是,我們或許認為以下這兩件幾乎同時進行的冒險活動並非一樣:一六○七年起殖民維吉尼亞一事和東印度公司試圖在印度西岸設立一「商館」(兼作倉庫與住所的機構)一事。但若更仔細觀察,差異便消失。原因之一是殖民地的開拓最初未必是為了農業墾殖,更可能是為了通商。抵達該地者,未必有久留之意。同樣真切的是,在可能被闢為僑居者的貿易站,而非移居者貿易站的地方,這些外國人與當地強國或組織完善之國家的交往,從一開始被就賦予這些外國人某些「殖民」性質。他們可能覺得,必須保留鮮明的「團體」身分以及自身內部的規範和等級體制。他們可能會需要某些防禦工具,以免遭掠奪或擾亂,即使防禦工具的規模不大。他們也可能會覺得,當地傳統和他們本身的偏好助長居住區的區隔,助長區隔商館與本土住民聚落。註53

			不論接觸目的為何,一開始都遵循類似的模式,且帶給入侵他地的英格蘭人相似的難題。他們得事先決定如何與當地居民打交道,希望當地的政治制度和貿易需求如他們所猜測。他們得選出最理想的地點,做為初次登岸、建立灘頭堡之處。一上岸,他們就得盡快熟悉周邊環境,想辦法掌控該地會帶來危害的事物。除非帶了一大船的糧食過去,或有方便的食物供應來源,在作物生長季結束之前,他們會需要當地人的援助,才能強化糧食配給,以免餓死(在博塔尼灣,即使在一七八八年建立罪犯流放地的二十年後,饑荒仍是一再出現的威脅)。不管入侵的目的是否以通商為主,入侵者得與當地人談好交易條件,而這是很棘手的談判,且如後面會提到的,很容易就會談判破裂。他們得決定與當地人的關係要建立在何種政治形態之下,這一政治形態該如何象徵性的呈現。他們得為協議的達成和爭執的解決找到合用的方案,這意味著得花些心思了解當地人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政治結構以及精神生活。他們得接受為適應此刻他們所置身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文化而做的改變,即使只是為了成本、便利、健康的考量。一般來講,他們的灘頭堡聚落,沒有女人或只有寥寥可數的女人,為了尋求性伴侶,他們離開灘頭堡。但他們調整飲食和衣著、休閒活動、私人道德觀或接受新的親戚關係時,得考慮到需要保有同志的信任,維繫與他們休戚與共的關係,保住岌岌可危的認同,並據此權衡改變的利弊得失──以免同志打道回府。最後,除非有指望得到來自母土的大規模增援,他們得在自身與當地的關係裡求取平衡,希望任何騷亂都不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或安全。

			即使接觸的難題沒有地域之分,我們還是可以從英國人解決那些難題的作為中,觀察到兩種大致不同的接觸模式。一六○○至一七五○年間,英國人在大西洋和亞洲建立了一連串橋頭堡。到了十八世紀初期,他們已創造出一個「英格蘭的大西洋」,即以種植園和定居地為基礎且彼此聯繫的帝國體系。註54與此同時,在亞洲,他們仍是海上通商民族,在數個地方有相當零星的商館。他們對當地統治者之權力的挑戰似乎無效,以致貿易倚賴那些統治者的善意。印度境內的一場革命,使英國在十八世紀後半葉擁有一個次大陸帝國,而這場革命並非全是他們一手促成。但這個帝國大不同於他們已在英格蘭的大西洋裡打造的那個帝國:靠征服得來、統治掛帥的帝國,但遠比後一帝國更倚賴當地的代理人和盟友,且在英國移居者和移民眼中,遠不如後一帝國來得吸引人。早期的接觸模式就此投下長長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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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52:See D. K. 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Cambridge, MA, 2001), pp. 8–10.



				 					註53:See R. Law, Ouidah: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West African Slaving Port (Oxford, 2004), ch. 1, for the practice of separate quarters in West Africa.



				 					註54:I have adopted this useful term from I. K. Steele, The English Atlantic 1675–1740: 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1986).





大西洋邊疆


			十七世紀晚期,英格蘭人已在一個呈大圓弧形的動線上忙碌著(一七○七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國國會合併之前,蘇格蘭人大抵無緣參與這活動)。這個大圓弧一端起於西非的甘比亞和「奴隸海岸」(今貝寧),經英屬加勒比海地區的巴貝多、牙買加,到北美大陸上的南、北卡羅來納州、乞沙比克、新英格蘭,最北至有著廣闊鱈魚場的紐芬蘭。加勒比海地區是這整條動線的樞紐。英格蘭人彷彿被磁石吸引般引到該地。大西洋擴張行動晚於西班牙人的英格蘭人,希望在這地區的島嶼上或其附近的大陸上,如已在無意中找到金銀寶藏的西班牙人那般得到同樣的收穫。羅利遠赴今日委內瑞拉境內的奧利諾科河探察,用意即在此。他們除了決意找到屬於自己的金銀寶藏,也決定偷襲有船隊護送、運送金銀塊返國的西班牙船,並盡可能截走船上金銀。加勒比海的特殊地理形勢,致使這種勾當值得一試。

			關鍵在於如何進入該地區。哥倫布以行動說明前往該地區的方法之後,從歐洲抵達西印度群島變得相當容易,且無疑比頂著盛行西風直直橫越大西洋容易得多。從歐洲出航的船隻,來到亞速群島或馬德拉群島區域後,乘著貿易風,往往(五或六星期)就會抵達加勒比海東沿的向風群島、背風群島(或小安地列斯群島)。西班牙人當初來時,根本看不上這些小島和巴貝多島,繼續往前挺進,來到伊斯帕尼奧拉島和古巴島,然後從古巴島渡海到墨西哥探險。如果說墨西哥的銀和(往北運到巴拿馬再轉運歐洲的)西屬秘魯的銀激起英格蘭人的貪念,加勒比海的地理形勢則決定了英格蘭人的手段。面對西班牙的要塞網和其在當地的強大海軍,英格蘭人不可能在中美洲大陸近旁建立基地。好似反映他們之實力較弱似的,他們的第一批永久殖民地設在遙遠的邊陲,即一六二四年設於聖基茨島(St Kitts)的殖民地和一六二七年的巴貝多殖民地。這兩個地方都不是攔截運銀船隊的理想地點,因為較受青睞的返歐航道穿過古巴與佛羅里達之間的佛羅里達海峽(船隻到了該海峽可乘著墨西哥灣流航行),然後沿著北美大陸海岸往北、往東行,最後藉盛行西風之力航向歐洲。佛羅里達海峽有哈瓦那扼守,那是西班牙的最大要塞,由西班牙人用心擇址興建,用以保護返國海上航路裡最重要也最難守的一段。

			因此,英格蘭人幾乎是後來才意識到北美大陸。吉爾伯特和羅利都夢想在美洲建立一殖民地。只是羅利選擇在今北卡羅來納州的勞諾克島,乃是出於較精確仔細的盤算。它距南邊西班牙的佛羅里達部隊駐地剛好夠遠,不必擔心遭該部隊攻擊,卻或許仍可作為出發洗劫西班牙船隊的基地。註55一六○七年詹姆斯敦(Jamestown)的選址,反映了需防範西班牙人來犯的同樣考量(其距海岸頗遠),且可能反映了欲掠奪西班牙返國船隊的期待。英格蘭人也把對「加勒比海」的期望和在該地區的經驗,帶到他們的大陸冒險事業上。註56他們對自己所需要的是何種殖民地和認為會在該地碰到哪種民族,有自己的看法,而這看法的形成,受到前述期望和經驗很大的影響。事實上,第一趟前往詹姆斯敦的遠航,在東加勒比海地區逗留了一個月,才繼續啟程前往乞沙比克。由於該地區風系的制約,加勒比海實質上仍是前往美洲的門戶。加勒比海地區的英格蘭殖民地,建立年代大部分晚於維吉尼亞和一六二○年清教徒前輩移民(Pilgrim Fathers)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但它們的地位迅即趕上較早建立的這兩個殖民地,吸引來更多移民,預示了更龐大的財富。十七世紀時,約二十一萬人從不列顛群島移到加勒比海地區;約十七萬五千人移到乞沙比克、中殖民地(middle colonies,今紐約、德拉瓦、紐澤西、賓夕法尼亞四州)、新英格蘭。事實上,英格蘭人在南、北卡羅來納州北美東岸建立的第三個橋頭堡(繼乞沙比克、新英格蘭之後),其實是「英屬」巴貝多島、背風群島的分支。





			英屬加勒比海地區是頗怪異的一種邊疆區。英格蘭人在此遇到名為加勒比人(Caribs)的原住民,而由於西班牙人的種種說法,加勒比人的形象這時已被抹黑。十七世紀初期一份受歡迎的英格蘭人記述,稱他們沉迷於雞姦、亂倫、通姦、食人肉的行為,提醒人與他們接觸時絕不可掉以輕心。註57事實上,西班牙人之所以未征服東加勒比海諸島,也就是英格蘭人開始開拓殖民地的那些島嶼,原因之一是加勒比人的反抗。一如其他美洲原住民族,加勒比人因對歐亞、非洲的疾病不具免疫力,幾遭滅族:他們的人數從一四九二至一七○○年減少可能九成。而在聖露西亞、聖文森、巴布達(Barbuda)、安提瓜(Antigua)諸島,他們的確是難以對付的敵人,不是趕走英格蘭人就是殺害英格蘭人種植園主。英格蘭人於一六七五年入侵加勒比人的最大據點多米尼克島(Dominica),屠殺島上居民,但島民從未停止反抗,因為加勒比人不願成為奴工或不願放棄土地。註58在一六五五年取得牙買加之前,巴貝多是英格蘭最有價值的殖民地,而或許英格蘭人該感到慶幸的,巴貝多島上沒有加勒比人,事實上他們初次登上該島時,島上毫無人煙。

			有加勒比人反抗的邊疆區,不是英格蘭人所遇過的唯一邊疆區,卻或許是他們所遇過最棘手的邊疆區。英國人在加勒比海首度體驗到熱帶環境和該環境的種種危險與新奇事物,這令英格蘭人深深著迷。英格蘭醫生暨植物學家漢斯.史隆爵士(Hans Sloane, 1660-1753),由於擔任牙買加行政長官的醫學顧問,因而展開他在該地區的事業(然行政長官不久後就死去,他擔任此職期間甚短)。史隆蒐集並精心分類的大量植物和其他樣本,以及他皇皇兩巨冊對牙買加的描述,使他聲名大噪,成為當時最偉大科學家暨收藏家之一和皇家學會的主要人物之一。其他來到此地區的英格蘭人,也表現出欲蒐集、記錄牙買加異國環境產物的類似衝勁,無疑反映了當時英格蘭人的興趣。註59但影響他們最直接者,乃是對他們健康的威脅。對前去該地區的英格蘭人來說,加勒比海地區是疾病與死亡率的新邊疆。瘧疾、黃熱病、登革熱(全是透過蚊子傳播的病),與傷寒、斑疹傷寒,搶著要他們倒下。白痢、血痢這兩種痢疾,奪取他們性命的效率同樣高。還有會導致癱瘓的「乾腹痛」,只是那是自己招來的病痛,喝用鉛鍋蒸餾的蘭姆酒所致。

			面對這些駭人的疾病,英格蘭人幾乎束手無策。學識豐富的特拉法姆(Trapham)醫生,於一六七九年出版了《論牙買加島的衛生狀況》(Discourse of the State of Health in the Island of Jamaica)。一如當時許多醫生,他恪守體液掛帥的醫學理論,將健康的崩壞視為四種體液(血液、黏液、膽汁、憂鬱液)失衡所致。燒灼、放血、通腸是最受推崇的療法,但如果它們治了病,那也是透過將病人殺死達成。英格蘭人懷抱著發財夢大批前來,大批死去:一七○○至一七五○年來到牙買加的歐洲人高達五萬,到一七五二年時,在該地活著的歐洲人只有一萬。註60他們漸漸改造住屋,以減少熱氣、濕氣的影響,在某些例子裡,則改變日常飲食和衣著。而為適應環境所做的最大改變(財力足夠者才做得起的改變),乃是不久居,其作法是到歐洲度長假,前往較北邊的大陸上充電,最重要的,盡快退休回英格蘭,把事業交給代理人或親人主持。

			對(不久後將有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猶太人前來助陣的)英格蘭人來說,加勒比海地區也是科技的邊疆。在十七世紀中葉,他們領會到糖的生產將帶來的好處時,他們得學習糖生產方面的技術性細節,畢竟糖的生產並非易事,據說他們通常從在巴西拓荒的荷蘭人那兒習得這方面的知識。製糖廠是種植園存在的最重要理由,帶來對甘蔗、勞力、燃料的無情需求。糖是促使英屬加勒比海成為有錢人的邊疆的推手,因為購買甘蔗園或為甘蔗園籌措資金(甘蔗園高度倚賴貸款)需要極高的資金成本,沒錢的人玩不起。在以糖作為加勒比海島嶼(特別是巴貝多)的主要作物的同時,原本的白種契約工也迅速被黑奴取代,此一轉變帶來了另一個重大後果:導致英屬加勒比海成為「文明」的邊疆,在這個邊疆裡,英格蘭人(後來的英國人)對種族與奴隸工的看法遭到無情改造,以迎合當地的私利。非洲黑奴被視為財產,黑奴主人有權利將他們的勞動成果納為己有,脫逃的黑奴因而犯下非比尋常的偷竊罪。法律認為奴隸具有人的意志力(必得承認的一點,因為奴隸的確會叛亂),就此來說,奴隸被認為具有犯罪能力。事實上,為將蓄奴制和藉以保住蓄奴制的野蠻壓制性機構合理化所提出的基本理由,乃是奴隸本身無法抹除的野蠻本性。這一論點同時主張,野蠻本性乃是奴隸之非洲出身的產物。註61一六八八年的巴貝多奴隸法,宣稱黑人「天性野蠻、原始、殘暴……完全沒資格受(白種)本國法律、習俗、慣例的指導。」註62蓄奴制所激起的一個重要議題,是該不該管制奴隸主對女奴和其身體的所有權和她們所生的小孩具有何種社會、法律地位。已有人提出一有力的論點,直指對女奴的性剝削(在某例子裡有一百三十多名女奴遭到糟蹋),是白種男人對奴隸身體支配的刻意表現。註63

			隨著奴隸增加(一六六○年在巴貝多,一六七○年在牙買加,一六八○年代在背風群島,奴隸人數已超過白人),註64白人開始擔心奴隸騷亂、叛亂,這種擔心屬於這些島嶼社會的「內部邊疆」。然這些社會的情勢為何仍緊繃、不安定,這不過是原因之一。變化無常的氣候、具威脅性的發病率、債務負擔、榮枯取決於遙遠市場和價格、為邊界和土地所有權生起的爭吵和訴訟(突然且常有的死亡更加劇這方面的爭吵和訴訟),皆是使這些島嶼處於焦慮、不安穩社會實驗狀態的因素。來過這些島嶼的英國人,以輕蔑口吻指出,經過百餘年,白人社會的風氣仍是俗氣的物質至上主義,而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如果不計較本土長大的英國人那種宗主國人民的優越感的話),反映了有閒階級偏愛在英格蘭休閒的事實。除了內部邊疆的身、心不安全感,在英屬牙買加境內,還有一外部邊疆。逃亡黑奴(Maroon)避難於這外部邊疆之外,是征討的目標。而隱隱然籠罩整個地區的威脅,則是外人入侵的風險。英屬加勒比海地區構成一地緣政治斷層線的一段,西班牙、法國、英國(更別提荷蘭和丹麥)的利益和野心在這裡相互對抗,鮮有寧日。這些拓殖土地者緊緊相依,休戚與共,一旦母國或他們的加勒比海後院發生危機,引來外敵乘船來犯,傷害他們的對外貿易,甚至說不定取他們而代之,他們事先不可能指望有什麼預警。歐洲本土均勢的外交規則,阻止加勒比海土地歸屬大洗牌(英國於一七六二年耗費龐大人力、物力拿下哈瓦那,卻受迫於這一外交規則,將其歸還西班牙),但從一五六○年代英格蘭劫掠者來到加勒比海起,這地區就是歐洲各國人征服、掠奪、行使暴力的場域,直到一八一五年為止:一段悲情的歷史。

			一條臍帶把英屬加勒比海地區與另一個大西洋邊疆──西非沿岸,繫在一塊。在此,英格蘭人也是較晚進場者。葡萄牙人率先抵達,荷蘭人繼之。英格蘭商船船長約翰.霍金斯於一五六○年代來到這處海岸,買了一些奴隸。他駕著名字取得並不妥當的「耶穌號」航向西印度群島,希望把奴隸賣給西班牙人。但這時,英格蘭人參與奴隸買賣還不深:「我們是不從事這類大宗商品買賣的民族,我們本國人之間也不買賣這類商品。」一六二○年,有人向甘比亞河上的英格蘭商人理察.喬布森(Richard Jobson)兜售奴隸時,喬布森如此說。註65吸引他們前來且使他們繼續前來者,乃是黃金和象牙、蜂蠟、染料木、胡椒之類熱帶產品。而真正的改變,則是隨著巴貝多島大幅轉向擁抱糖和奴隸而產生。到了一七六二年,擁有特許的壟斷企業皇家非洲公司,已著手建造一連串商館,以處理該處海岸之黑奴的出口事宜。即使如此,該公司仍業務仍以其他大宗商品為主,其要塞(例如今迦納境內著名的開普海岸要塞)的主要目標,乃是保護黃金貿易,防止歐洲海盜掠奪。註66

			對英格蘭人來說,西非是經商、航海的邊疆:該處看不到會成為加勒比海地區那種種植園或殖民地的跡象。這出於幾個原因。來往西非的海上航道較容易航行,然加勒比海仍是大西洋航行與貿易的十字路口(風系和西班牙在美洲大陸的白銀帝國所致)。其次,西非供應熱帶產品,且是惡名昭彰的奴隸資源庫,卻缺乏使英格蘭人和其他歐洲人得以在加勒比海地區(和美洲其他地方)創建種植園體系的條件。首先,那個體系需有易於抵達海邊且供應充足的可耕地。再者,且同樣重要的,那些土地必須是可讓歐洲人(就此來說是英格蘭人)將其獨特的財產觀強加於其上的土地。財產所有權乃是在商業信貸與債務的迷宮裡通行無阻的憑藉,它使所有人得以借到錢,藉這筆錢去買地或開闢土地、買進勞力或支付勞動工資,而不致在將作物運往遙遠市場出售時餓死。它同時吸取投資資金,促進擴張。在加勒比海,儘管有加勒比人的反抗,取得土地、強制施行財產制,相對容易。西非則不是這麼回事。

			西非諸社會的人民穿越撒哈拉沙漠以和中東、北非貿易已有很長歷史,而中東、北非正是伊斯蘭勢力和宗教的源頭。基於此以及其他因素,來到這裡的歐洲人,碰到的不是散落各地的原始部落,而是高度組織化的國家,包括阿善提(Ashanti,今迦納境內)、阿拉達(Allada)、達荷美、貝寧、奧尤(Oyo,今奈及利亞境內)。註67要他們臣服於歐洲人的支配或屈服於入侵,是不可能的事。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植園主或許會把他們的非洲奴隸斥為野蠻、殘暴,反觀西非的英格蘭人,對非洲人就尊敬多了。而他們這麼做當然有其理由,因為他們的貿易取決於當地統治者的善意,如果惹得統治者不悅,貿易可能遭斷然叫停。

			因此,非洲人的實力決定了在西非接觸的條件,西非的地理形勢更強化這一態勢。除開少數例外,這段海岸極不利於從海上入侵。沙洲和激浪迫使歐洲船無法近岸:要上岸,只能靠當地船民。在沿海某些區域,英格蘭人的要塞和商館(例如開普海岸城堡)可從海上輕鬆抵達,但即便在這些地方,英格蘭人也無法從附近內陸的統治者手中奪走對該內陸地區的支配權,也沒什麼誘因鼓勵他們如此一試。事實上,要塞中的英格蘭人少得可憐:原因之一是氣候和疾病,另一個原因則是英格蘭人從西非能得到的好處有限。今貝寧境內的維達港(Ouidah或Whydah),乃是當年奴隸買賣的最大中心,而在這裡,這模式特別清楚。維達港位在沿岸瀉湖之後,距海有段距離,英格蘭商人要到維達,得先登上海岸,穿過瀉湖。他們得從更西邊的黃金海岸召募獨木舟船伕協助他們上岸。在維達,他們的「要塞」被限在該城邊緣,要塞有土牆、土木工事、火炮,乃至有一道護城河(蚊子無疑得其所哉),然這些設施是為了防禦他們的法國鄰居和對手,而非當地的非洲人。事實上,若未能扼控登陸地點(他們欲建造海濱據點但受阻),這要塞的二十名白人和他們的百名奴隸幫手,可能很快就餓得開門投降。它其實是座臨時安置所,安置他們在位於內陸的首都薩維(Savi)買到的奴隸,並待下艘奴隸船來時再運走,而安置在那裡的奴隸通常在六百至八百人之間。註68

			一直到十八世紀晚期,仍沒什麼跡象顯示,這一薄弱的駐在勢力和它對非洲統治者不得不的尊敬,會有多大的改變。晚至一七一四年,維達當地英格蘭要塞的司令在與法國人爭吵後,被當地統治者驅逐出境。就非洲人的立場來說,英格蘭人的存在可以容忍,因為他們有利於對外通商,卻又不構成政治威脅,其中主要原因或許在於奴隸買賣本身。若是別種通商模式,說不定會助長當地商人階級的興起,而這一商人階級與英格蘭人的關係和他們的商業利益,可能遲早招來統治精英的反感。但相對的,奴隸買賣強化那些有錢買進透過戰爭或強制手段抓來的新奴隸者的權力:亦即有助於西非強大國家的興起,促使這些國家更有能力抵抗外來入侵。事實上,直到奴隸買賣遭廢除(對英國人來說是一八○七年)後,英國人才找到將西非內陸地區納入控制的動機和(更晚時)手段。一七五○年時,這般的遠景似乎只是一小撮「沿海航行者」最不羈的夢想。

			在北美大陸上,英格蘭人(和英國人)才不知不覺陷入與原住民和當地本土環境最激烈且最漫長的交手。一五八五年遠赴勞諾克之行,出師不利:一五九○年救援船回到勞諾克時,留在該地的英格蘭人已全部消失無蹤,他們的遭遇至今仍是個謎。一六○七年,在詹姆斯敦,第二次嘗試建立殖民地,差點災難收場。儘管此次經過詳盡策畫,吸取了先前在加勒比海和勞諾克的經驗,誠如考古證據所顯示,配備格外周全,帶了大量工具和醫療裝置,仍不免陷入這樣的險境。這一次的領導者約翰.史密斯船長,是個閱歷豐富的軍人,母國給他的指示也經過縝密的思考──要他們往上游走,以避開西班牙人的攻擊,但要時時留心海岸動態;別觸怒土著,也絕不要讓他們帶走你的火器,不要讓他們看出你有多少病號;新拓殖民地的街道務必筆直,以免開槍時射擊線受阻;避開林木濃密的區域,選擇理想地點做買賣。事實上,史密斯所收到的指示表明,為這趟冒險活動出資的維吉尼亞公司,未把這新殖民地設想為農業性定居地。他們希望史密斯找到礦物(金銀夢難消),與印第安人做買賣,此外,他們也要他尋找「通往另一個海」的航道。因他們和當時許多人一樣,深信「亞美利加」是塊狹長的陸塊(或許從他們所知道的中美洲推斷而來),深信一旦翻越分水嶺,就會迅即下到另一邊的海岸。維吉尼亞將是前往那些重要目的地(東印度地方和中國)的中繼補給站。註69為何第一批詹姆斯敦遠征隊的隊員裡,斯文的紳士(而非工人或工匠)占了如此大比例(似乎占了約一半),這一預期心態或許是原因之一。那或許也說明了為何完全沒有女人同行。

			儘管經過縝密策畫,這一殖民地初闢的頭幾十年,幾乎處處事與願違。選在詹姆斯敦建立殖民地,在於其接近深水(而對船隻航行安全)、易於防守、有充沛飲水供應的優勢。英格蘭人甚至以為能捕到大量漁獲,使他們除了向印第安人購買食物,亦能在糧食取得多一分保障。未想詹姆斯敦竟成了生態上的死亡陷阱──幾個月內就有半數登陸者死亡。主要原因似乎是該地位於淡水、鹹水交會處,丟入河中的廢棄物未被沖入大海。英格蘭人飲用了自己造成的污水,丟掉性命。至於漁獲,實際捕撈後發現少得驚人,就連野味都難以獵得。「維吉尼亞」陷入五年乾旱(1607-1612)和「小冰河期」,前者導到糧食和淡水供應減少,後者則帶來一六○七至一六○八年的酷寒。這裡也是瘴癘之地。一六○九至一六一○年那個挨餓的冬天,殖民地的居民死亡殆盡。註70

			在這樣的情勢下與印第安人打交道,天時地利都不盡理想。在這方面,英格蘭也經過縝密的規畫。他們預期印第安人會是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且熱中通商。他們知道印第安人很看重銅,便帶了大量的銅過來。註71他們推測不久後就會近鄰失和,希望與更遙遠而可能成為有利盟友的族群結交。這一連串有關該殖民地未來發展的認定,全背離現實。英格蘭人在乞沙比克灣周邊遇到的政治單位,乃是「威望商品掛帥的酋邦」註72(prestige-goods chiefdom),不但獲史密斯贈予一套紅布、一隻格雷伊獵犬、一頂帽子的波瓦坦部落聯盟首領,還透過將威望商品分配給其追隨者,取得他的權威。他可能曾打算利用其與英格蘭人的關係強化其作為中間人的地位:拿食物換取他們帶來的銅,將銅轉賣給內陸的族群。英格蘭人寄望這種互蒙其利的前景帶來穩定的關係,但事實表明,這個願望幾乎立即就破滅。

			摩擦的根源之一,乃是印第安人犯下微不足道的偷竊罪後,英格蘭人的反應。英格蘭人來自階層嚴明的社會,在那社會裡,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所有權的紛爭循制式化的法律、法院途徑解決。最微不足道的偷竊,可能遭到毫不留情的處罰。這些開拓殖民地者服從這一殘暴體制,且不斷被(他們牧師等人)告知它是敬畏上帝、有秩序之社群的基礎,以致難以接受較寬鬆的財產觀。從印第安人的角度看,他們的行為具侵略性,乃至不符道德,但他們不可能理解此點。他們收到禮物,卻未有相應的回報。他們不斷倚賴印第安人取得食物一事,更加劇這些緊張。在食物全面短缺的時期,向波瓦坦人強索食物「貢品」,必然引發麻煩,尤以在地區性乾旱和饑荒時期為然。更雪上加霜的是,他們與印第安人的貿易失去了表達善意的的大部分作用。拓殖者把大量商品輸入當地市場,使他們在印第安人眼中的價值迅速貶值。史密斯抱怨道,他們「輸入的大宗商品多到超過這些野蠻人所需」。註73而且他們允許私人買賣,打破了波瓦坦首領對他們所兜售之威望商品的分配權。註74

			結果就是使不請自來的英格蘭人和在非自願下當起東道主的當地人之間隱伏的敵意白熱化。波瓦坦首領原以為(或者說我們可以推斷他這麼以為),英格蘭人會一直處於依賴狀態,即使只是在糧食的取得上依賴他,也以為他們用商品付款會壯大自己的權力。他把他們當成有用的輔助者,而英格蘭人也決意使他依賴於他們。英格蘭人有增無減,已開始把女人送過來。他們幾無意與印第安人通婚(原因之一或許是通婚未讓他們得以控制印第安人勞力或土地)。註75他們不再是窩居一隅的小撮商人,反倒開始自種作物。他們和鄰近部落共謀對付波瓦坦首領。一六二二年,詹姆斯敦建立十五年後,他決心掃除這股日益惱人的勢力。波瓦坦人向英格蘭人開戰,殺死一千兩百名移居者的四分之一多(日後英方的記述竟稱此為「叛亂」,一副他們是在向合法統治當局反抗一樣)。可惜這時才動手已太遲。英格蘭人捱過這波衝擊,反過來施以凶殘的報復。事實上,這場戰爭標誌著一個轉捩點,維吉尼亞自此漸漸轉變為定居型殖民地,並結束了土地可以共享的觀念。對此,行政長官法蘭西斯.懷亞特(Francis Wyatt)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他嚴正表示,「我們的首要之務乃是把這些野蠻人趕走,以便取得免費的牧場,豢養更多的牛、豬之類……比起和他們和平相處、與他們結盟,肅清我們周遭的異教徒,會好上千百倍,他們再怎麼說都只是我們的心腹大患……」。註76隔離與拒於門外,將成為未來英格蘭人處事準則。與此同時,這座殖民地已開始發展其菸草種植業(用從千里達帶來的植物):第一批運出的菸草於一六一四年銷售。一六一九年,第一批奴隸抵達。從接觸到建立殖民地,只花了十餘年時間。

			然而,這不過是個灘頭堡:前方還有廣大內陸。印第安人被迫後退。從北邊的新英格蘭(第一批英格蘭人於一六二○年抵達該地),到南邊的南、北卡羅來納(一六七○年代首度有英格蘭人定居該地),在距海幾乎只有一百六十公里的內陸,有一個「印第安邊疆」倖存。在南卡羅來納,一七○○年時只有五千名英格蘭人,大部分住在首府查爾斯頓(Charleston)方圓僅數公里處。註77英格蘭人雖有增無減(且這時還有威爾斯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德國人──賓夕法尼亞的德裔──加入壯大其陣營),實力卻還不足以將印第安人逼退到山脈的另一邊。到了十七世紀晚期,印第安人已懂得利用英國人、法國人兩者日益升高的地緣政治對立,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一六九○年代法國人大批來到密西西比河下游,代表法國欲將北美大陸內陸劃為勢力範圍,將英國人阻絕在其外的野心,走到一個重大的新階段。註78到了一七一七年,法國的先遣部隊已來到阿拉巴馬。註79有位英國官員抱怨道,「保住我們與法國人之間的均勢,乃是現今處理印第安政治事務的最高指導原則。」註80英國擴張的壓力也已促成更多易洛魁(Iroquois)模式的印第安部落聯盟問世(例如克里克聯盟),甚至催生出印第安人認同感:一七二六年某場印第安人聚會嚴正表示,「我們是共聚一堂的紅人。」註81他們的防禦措施不只這些。印第安人是毛皮和鹿皮的供應者──喬治亞州薩凡納(Savannah)河邊,以美國高爾夫大師賽的舉辦地點而最為今人所知的奧古斯塔(Augusta),就是當年最大的鹿皮貿易中心──因而是英國人有價值的伙伴。而他們的森林聚居地是很有力的安全屏障。美洲的森林雖具有引人無限懷想的魅力,卻充滿凶險。沒有專業的嚮導帶領,闖入者很快就會迷路。沼澤和小河不斷阻撓闖入者前進。一年中大部分時間,行走於森林中得隨身帶著所有糧食,也可能因險惡的氣候延宕行程,陷入幾乎要命的險境。經驗豐富的邊疆區居民康拉德.維瑟(Conrad Weiser),一七三七年曾經歷過一趟苦不堪言的森林之行,在旅程接近尾聲時,他覺得「好似從地獄逃出來一般」。註82

			因此,在移居者已牢牢掌控沿海低地將近百年後,移居者仍不得不將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居住區」視為殖民地生活不變的一部分。移居者往所謂的「後方」(Back Parts)斷斷續續拓居,尤以在賓夕法尼亞最為快速。在該地,一七○一年時約有白人兩萬,四十年後白人人口數就增加了四倍;註83而在由強大的易洛魁部落聯盟支配河邊腹地的紐約,則幾乎沒有白人。邊疆戰爭暗暗鬱積、爆發、沉寂;有一部分最慘烈的邊疆戰爭發生於南卡羅來納,白人在該地出兵擄人為奴,迫使沿海諸部落滅族。註84但在邊界沿線的許多地方,雙方努力欲藉由磋商或仲裁平息不可避免的摩擦。註85印第安人的物質文化,包括他們的狩獵習慣、作物(特別是玉米、菜豆、南瓜)、樺樹皮獨木舟、雪鞋、莫卡辛鞋(通常用鹿皮製的無後跟軟牙鞋)、鹿皮裝、煙斗,讓拓殖者受用不少。拓殖者行走於森林中或貿易小徑上時,極倚賴印第安人嚮導。混雜語,例如德拉瓦混雜語(Delaware jargon),迅速發展出來,以利雙方交談。註86而與印第安人打交道時,英格蘭人不得不採納冗長乏味的印第安人外交禮儀:大批民眾與會(反映了在去集中化的世界裡取得共識的需要);交換禮物;沒完沒了的講話;用「貝殼串珠」,而不用(印第安人所不信任的)紙和文字記錄條款。

			這勉強稱得上平衡,但不是穩定的平衡。註87歐洲人(除了英格蘭人,還有西班牙人、法國人、荷蘭人)入侵北美,為拓殖者和印第安人雙方創造了一個新世界。註88這一入侵帶給印第安人劇增的可買賣商品,他們得以豐富儀式和典禮的內容,包括有更多的手工製品可陪葬。鐵刃武器和工具,還有接下來出現的火器,乃是引進美洲的重要新物品之一。據考古資料,到了十七世紀中期,印第安人所用的工具和物品,已有一半仰賴與白人的買賣取得。註89事實上,他們堅持訂製商品,以符合他們的習慣和喜好,例如超輕滑膛槍,然而他們能拿來交易的貨物,通常是鹿皮和毛皮,則愈來愈少。一旦沒了這些商品,他們所擁有的,就只剩土地。他們的兵力縮減更為急劇:據認天花於一七三八年奪走徹羅基人(Cherokee)一半人口。拓殖者愛喝成癮的烈酒(有人計算過,他們通常一天喝七小杯烈酒)註90,則是腐蝕身心的進口品:拓殖者有社會上、生理上、乃至飲食上的適應機制,減輕烈酒在移居者社會裡的衝擊,印第安人卻沒有這樣的機制。雖有很長時間被迫並存於一地,印第安社會和移居者社會也沒有真正的思想交會。兩者的自然觀(一者是物質性且功利主義的,另一者是充斥著幽靈和過去事件),仍各成一體,互不相干。移居者極厭惡森林,想將它毀掉。在合作的表象下,彼此厭惡甚深。在移居者社會裡,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一心想取得更多土地,以便闢為農田或進行投機買賣牟利;抗拒這種掛著義行幌子的私利,就是政治死亡。因此,追根究柢,印第安人與移居者間的平衡,乃是地緣政治上的平衡。這一平衡的維繫,取決於印第安人能否挑動爭奪北美大陸支配權的諸勢力相鬥從中得利。當英國人於一七五九年九月拿下魁北克,在接下來的巴黎條約中將法國人逐出北美大陸內陸時,他們對印第安人發動了(令他們自己後來驚愕的)正面攻擊。不到百年,這一作為就把北美由「位於兩洋之間」的大地,變成「白人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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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55:See D. B.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London, 1974), p. 288.



				 					註56:See P. D. Morgan, ‘Virginia’s Other Prototype: the Caribbean’ in P. C. Mancall (ed.), The Atlantic World and Virginia 1550–1624 (Chapel Hill, NC, 2007).



				 					註57:P. P. Boucher, ‘First Impressions: Europeans and Island Caribs in the Pre-Colonial Era, 1492–1623’ in V. Shepherd and H. McD. Beckles (eds.), Caribbean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Oxford, 2000), p. 109.



				 					註58:See H. McD. Beckles, ‘Kalinago (Carib) Resistance to European Colonization of the Caribbean’, in Shepherd and Beckles, Caribbean Slavery, pp. 117–26.



				 					註59:See D. Buisseret, ‘The Taylor Manuscript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Jamaica’, in R. A. McDonald (ed.), West Indian Accounts (Kingston, Jamaica, 1996).



				 					註60:T. Burnard, ‘European Migration to Jamaica, 1655–178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52, 4 (1996), 769–96.



				 					註61:For some of these ideas, see G. Lewis, ‘Pro-slavery Ideology’ and E. Goveia, ‘West Indian Slave Law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th in Shepherd and Beckles, Caribbean Slavery.



				 					註62:H. McD. Beckles, ‘Property Rights in Pleasure: The Marketing of Enslaved Women’s Sexuality’, in Shepherd and Beckles, Caribbean Slavery, p. 701.



				 					註63:The case was Thomas Thistlewood (1721–86). See D. Hall, In Miserable Slavery: Thomas Thistlewood in Jamaica 1750–86 (Basingstoke, 1989). For the motive/intention, T.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Thomas Thistlewood and his Slaves in the Anglo-Jamaican World (Chapel Hill, NC, 2004).



				 					註64:R. S. Dunn,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Chapel Hill, NC, 1972), p. 231.



				 					註65:Quoted in A. G.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1973), p. 87.



				 					註66:D. Elti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laves and Commodities in the Atlantic Trade of Seventeenth-Century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5 (1994), 244–5.



				 					註67:For an introduction, see R. S. Smith, Warfare and Diplomacy in Pre-colonial West Africa (London, 1976); R. Law, The Slave Coast of West Africa 1550–1750 (Oxford, 1991).



				 					註68:I have drawn on Law, Ouidah, for this description.



				 					註69:Smith’s instructions can be found on the highly informative website Virtual Jamestown, www.virtualjamestown.org.



				 					註70:See D. Blanton, ‘Jamestown’s Environment’ in Virtual Jamestown.



				 					註71:See S. Mallios, The Deadly Politics of Giving: Exchange and Violence at Ajacan, Roanoke and Jamestown (Tuscaloosa, AL, 2006).



				 					註72:See D. K. Richter, ‘Tsenacommacah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Mancall, Atlantic World and Virginia, p. 33.



				 					註73:Mallios, Deadly Politics of Giving, p. 85.



				 					註74:Richter, ‘Tsenacommacah and the Atlantic World’, p. 57.



				 					註75:See Kathleen M. Brown, ‘Women in Early Jamestown’ in Virtual Jamestown.



				 					註76:Richter, Facing East, p. 74.



				 					註77:V. W. Crane, The Southern Frontier 1670–1732 (Durham, NC, 1928), p. 22.



				 					註78:Ibid. pp. 39ff.



				 					註79:Ibid., p. 256.



				 					註80:Richter, Facing East, p. 164.



				 					註81:N. Shoemaker, Strange Likeness: Becoming Red and White i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Oxford, 2004), p. 131.



				 					註82:See J. M. Merrell, Into the American Woods: Negotiators on the Pennsylvania Frontier (New York, 1999), p. 130.



				 					註83:Ibid., p. 176.



				 					註84:See G. C. Rogers, The History of Georgetown County,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C, 1970), p. 10.



				 					註85:This is the main theme of Merrell, American Woods.



				 					註86:See J. O. Spady, ‘Colonialism and the Discursive Precedents of “Penn’s Treaty with the Indians”’, in W. A. Pencak and D. K. Richter (ed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Penn’s Woods (University Park, PA, 2004), p. 21.



				 					註87:The classic study is F.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pel Hill, NC, 1975).



				 					註88:I owe this point to Richter, Facing East, p. 41.



				 					註89:Ibid., p. 51.



				 					註90:P. C. Mancall, Deadly Medicine: Indians and Alcohol in Early America (London, 1995), p. 14.





亞洲的邊疆


			海上亞洲的世界與西元約一七○○年時英國人已非常熟稔的北大西洋世界大相逕庭,然其範圍大上許多:從莫三比克到日本的遼闊水世界;也遠上許多:從英格蘭出航,乘著順風,六或七星期可到巴貝多,而從英格蘭到印度的航程,很少短於四個月,動輒六個月。大西洋一年到頭都可橫越(只是舒適、安全程度隨年中不同時期而有異)。英格蘭人要到印度,得趕上五至十月間的西南季風,才能從好望角乘著這風往東北航行抵達目的地。如果想返國,得等東北季風吹起:十一月至四月間這風會把他帶回好望角。行程所花的時間和費用,使人難以頻頻往來這兩地(但很有權勢、地位的人士例外),因而加深距離感和差異感。在大西洋地區的英國種植園,英國人能找到英國特色鮮明的群體,只有在西非例外。在加勒比海地區的英國奴隸殖民地,英國人或許類似一支(病弱的)駐軍,至少體制、法律、財產都是他們的。在美洲大陸和島嶼上,一七○○年時已有約二十五萬英國人。反觀在海上亞洲的沿岸,有英國人的地方,人數可能是以數十計,僅在極少數地方以數百人計。從英國過來加入他們行列的女人少之又少。一七五○年之前,印度境內的英國人大概不會超過四千或五千,可能還更少。在他們的小小飛地裡,他們在美洲拓殖的同胞已迅速生出的那種天定命運感,大概只會讓他們覺得荒謬。統率部隊威脅或恫嚇周遭的當地統治者,對他們來說,乃是天方夜譚。在西方的大西洋世界,英國人是定居者或種植園主、開拓殖民地者和靠土地生活者;在東方,英國人是過客、邊緣人。

			他們所進入之國家的強大,更凸顯他們地位的卑微。在整個海上亞洲,通商需要得到亞洲朝廷和其代理人的同意(正式同意或默然同意)。在紅海和波斯灣,那指的是奧圖曼帝國和波斯的薩法維王朝統治者。在西印度和孟加拉,那指的是德里的蒙兀兒皇帝,儘管到了十七世紀晚期,與孟買後方內陸造反的馬拉塔聯盟(Maratha confederation)交好也有助於通商。在東南印度,那指的是遭蒙兀兒人入侵推翻前的高康達蘇丹國(Sultanate of Golkonda)。在孟加拉灣的對岸,以今日曼谷上游處的大城(Ayudhya)為都城的泰人王國暹邏,從十六世紀晚期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支配東南亞大陸:註91要想與該地通商,就該討好該王國統治者。在東亞,即便明清改朝換代帶來漫長動亂,特別是在華南,但沒有當地官員的許可,沒有歐洲人敢在中國大陸做買賣。日本的「開放世紀」於一六四○年代嗄然而止。此後,只有荷蘭人獲准保留位於出島(長崎港中小島)上的一座商館。

			對英格蘭人來說,不只是博取亞洲君王與大臣的好感就可成事(這些君王與大臣幾乎毫不掩飾對這些粗魯多毛野蠻人的輕蔑,而後來英國人所表現出的傲慢,可能因先前難堪的屈從記憶而激化)。英格蘭人同時遭遇一批重商主義對手的激烈競爭。他們進入印度的腳步晚於葡萄牙人,希望利用印尼群島的胡椒、香料貿易發財,卻受挫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阻撓:該公司武器更精良、組織更完善、財力更雄厚。以布列塔尼的洛里昂(Lorient,即L’Orient,意為「東方」)為總部所在的法國東印度公司,一六七三年起成為英格蘭人在孟加拉金德訥格爾(Chandernagore)的強勁對手,一六九九年起成為他們在南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強勁對手。位於通往印度之海路上的模里西斯島,一七一五年遭法國奪走。在亞洲內部的貿易裡,有大批亞洲本土商人來往於在歐洲船到來之前數百年就存在的貿易路線上。除了中國人,還有東非境內的阿拉伯、史瓦希利(Swahili)商人、來自南阿拉伯半島的哈德拉毛人(Hadramis)、來自蘇拉特的印度人、來自西里伯斯島(Celebes)的布吉人(Bugis),並同操持了印度洋、孟加拉灣、南中國海的大部貿易。註92在這些群體中,貿易成就受到最多歐洲人嫉羨者,乃是總部設在薩法維王朝伊斯法罕城(Isfahan)新焦勒法區(New Julfa)的亞美尼亞人。誠如後面會提到的,位於亞洲的英格蘭人急於將自己的前途與這一傑出的經商群體網絡的前途掛鉤。

			為打進這個世界,並從該地的貿易中牟利,英格蘭商人已合組為一個共有的企業。每次東航,他們都募集「投資資金」,以購買貨物,支付租船費。根據一六○○年十二月國王授予的特許狀,他們的東印度公司有權壟斷英格蘭與東方之間的商品直接貿易。為執行他們在當地的業務,倫敦的公司董事派出商船「押運員」和「代理人」,負責從船上,或從他們打算在任何前景看好之地設立的商館,與當地人通商。這些派到當地的人不久後就不得不學習大量新知。他們得懂亞洲的海上航線和其複雜的沿海地理,得懂亞洲的季候、洋流、風。為避免觸怒當地人,他們得懂欲討好的統治者的宮廷禮儀和外交程序。對於亞洲大國內部和亞洲諸大國之間可能左右他們未來禍福的政治劇變、地緣政治劇變,他們不能視而不見。他們得對所置身之文化體的宗教和宇宙論有所了解,以免激起義憤、驅逐、乃至更糟的事。他們在這過程中學得一混種語,那語言源自波斯與中國之間的廣大海上世界所共通的語言,諸如Topass(傭兵,通常是基督徒,可能是土耳其語top-chi〔炮手〕的訛誤)、bafta(某種白棉布,源自意為編織的波斯語)、cooly(苦力,大概源自泰米爾語koli)、cot(幼兒床,源自印第語,經葡萄牙語傳入)、curry(咖哩,源自葡萄牙語)、godown(倉庫,源自泰米爾語)、kedgeree(以米飯為材料且多油的一道菜,源自印第語)、shroff(錢幣兌換商,源自阿拉伯語sarraf)之類單詞,一七○○年前便流行於印度境內英格蘭人之間。註93身為位於遼闊文明國度邊緣極渺小的群體,他們感受到充滿魅力的統治者、包容一切宗教、深奧之哲學磁吸般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他們比較像是侏儒,而非主子。

			英格蘭人所認識的亞洲,是一連串的沿海地帶:波斯灣的阿拉伯、波斯沿岸;西印度的古吉拉特(Gujarat);今印度泰米爾納德省(Tamil Nadu)的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沿海地區;作為進入孟加拉之門戶的胡格利(Hooghly)河三角洲;丹那沙林(Tenasserim)沿海地區(通往暹邏的捷徑);印度尼西亞群島裡數不清的海岸;華南沿海地區,以及非常短暫的,日本西部沿海地區。最初他們非常倚賴對手的專門技術:跟隨葡萄牙人、荷蘭人,一路航行做買賣。英國東印度公司頭幾次遠航,以爪哇島的萬丹為目的地,英格蘭人希望在此處切斷荷蘭人的香料貿易。直到一六○八年的第三次遠航,他們才到印度。一六一三年,他們在長崎附近的平戶和暹邏各設了一處商館。但這兩處商館發展都不順利,位於平戶的商館十年後就放棄。他們創立了許多互通聲息的貿易據點,以利用香料群島(特別是摩碌加群島)的資源。他們數次欲打開中國門戶,並於一六三七年第一次抵達廣州,以砲火互轟收場,直到一七○○年,才獲准每年一次到廈門、廣州通商。這時,勢力日益壯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已幾乎把他們趕出印尼群島;英格蘭人只能死守住蘇門答臘西岸的一處立足點。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退回印度,而此舉並非出於有意的安排,而是形勢使然。註94

			古吉拉特的蘇拉特是該公司在印度的第一處商館。它是北印度的最大港,對亞格拉與德里的蒙兀兒資本家、對前去麥加朝覲的印度穆斯林來說,都是如此。英格蘭人獲蒙兀兒皇帝允許通商,但那是在一六一二年底英格蘭人於蘇瓦里小灣(Swally Hole,蘇拉特的深水泊地)擊敗葡萄牙人的一支船隊後才獲得。英格蘭人獲准設立一處商館,以供居住、通商之用,但條件非常嚴苛:他們不能買屋置產,商館也不得近河。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的地點靠近清真寺,「而我們的人對著牆粗魯的撒尿,做其他齷齪的事,特別令穆斯林不悅。」註95或許同樣有力的因素,乃是擔心英格蘭人會把此處闢為他們下船可輕鬆抵達的要塞。這座英格蘭商館占地甚廣(甚至有土耳其浴室),且一如其他歐洲人,英格蘭人獲准設立墓地這個基本設施。在蘇瓦里小灣泊地,有碼頭和倉庫,但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留在那裡的英格蘭人仍住在海灘上的帳篷裡。註96短暫、容忍、監視乃是他們在該地生活的寫照。

			一到蘇拉特,該公司代理人迅即往更遠處探索。一六一四年,他們派了兩個自己人走陸路經坎達哈到伊斯法罕的波斯阿巴斯國王(Shah Abbas)的王廷。阿巴斯表示,願讓英格蘭人自由通商,或許希望聯合英格蘭人一起對付勢力最強的葡萄牙人和葡萄牙人用以扼守波斯灣入口的大要塞兼商業中心荷姆茲(Hormuz)。英格蘭人欣然接受,一六二二年英、波聯軍夷平荷姆茲。英格蘭人得到的回報,乃是在該王國的新港市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即英格蘭人口中的岡布龍(Gombroon),有了一處商館,該港關稅收入一半歸英格蘭人。絲織品是波斯的最大出口商品,也是吸引英格蘭人前來通商的主因。但對英格蘭人來說,生活艱苦,氣候惡劣,水質不佳,死亡率高(一六一七至一六五二年每年可能達四分之一)又沒什麼消遣。去過那裡的約翰.佛萊爾(John Fryer)說,「岡布龍和地獄之間只隔著一塊一英吋厚的松木板。」註97痢疾、肝炎、瘧疾、霍亂、乃至鼠疫,時時在側。喝酒和玩女人──用該公司的話,「棕櫚酒、亞力酒、女人」──是英格蘭人主要的休閒活動(城裡的妓女住在敞開著門的草屋裡),而在該公司眼中,這兩者是身體敗壞的主要原因。該公司在距港頗遠處有自己的鄉間別墅和花園,那裡環境較涼爽。只是與港務長(shahbandar)的關係經常陷入緊張。在某次的鬥毆中,六名英格蘭人遇害。註98而在波斯灣,一如在東方其他任何地方,英格蘭人苦苦追趕無所不在的荷蘭人擴張腳步。

			該公司人員和船隻在印度海岸線四處尋找市場和可交易的商品。一六四○年代,他們來到孟加拉,此時,面朝孟加拉灣的科羅曼德爾沿岸已成為他們主要的貿易活動區:用該公司用語來說,這是「the Coast」和「the Bay」。一六一七年時,他們已在該公司位於默蘇利柏德姆(Masulipatam)的商業中心設了一處商館。然後,一六三九年,為從統治者手中得到更優越的條件,他們把總部搬到更北邊約三百公里處的馬德拉斯帕特南(Madraspatnam)。不久後,該地名稱簡化為馬德拉德(如今則稱作清奈)。從那之後直到一七五○年代晚期,羅伯特.克萊夫展開英國征服孟加拉的大業之際,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Fort St George)一直是該公司在印度次大陸最重要的據點。

			克萊夫第一次從英國來到馬德拉斯,共耗時四個月(一七四三年來此,則花掉一年多時間,因船在巴西擱淺,在該地耽擱了很長時間)。註99這位旅人寫下第一次見到馬德拉斯的印象:「往船的左邊望去,你會見到一脈長而低矮的陸地,聳立在暗沉、翻騰的藍色大海上。」不久可見到聖母堂的尖塔。「然後聖喬治堡接著映入眼簾,眼前是蓋得很密的房子,以及北邊不遠處一大片低矮、雜亂的深色建築……」。註100沒有碼頭或突碼頭,船停在距岸約三公里的遠處,乘客和船貨由特別的騎浪艇(masela),穿過凶險的激浪,送上海灘。初來乍到者,從海灘往上走,左手邊會看到有城牆環繞的白城(White Town)和城中緊挨在一塊的平頂磚屋、護城河、開合橋──亦即聖喬治堡──前方則可看到黑城(White Town),印度人城區。在黑城裡也可見到葡萄牙人、亞美尼亞人的房產和事業(「娛樂屋」)。註101該公司以一年約四百英鎊的租金租得的土地,沿著海岸綿延八公里,往內陸延伸一點六公里;釋出這塊租借地,需要行政長官的允許。它南邊相接的,就是頗有歷史的葡萄牙人移居地聖多美(São Tomé),即據說十二使徒之一的聖多馬殉道之地。馬德拉斯的「創建者」法蘭西斯.戴伊(Francis Day)會來這裡,葡萄牙人主動表示歡迎,乃是原因之一。

			馬德拉德創建不到五十年,就有約三十萬人擠進該公司的這處采邑。註102英格蘭人少得可憐。六十年後,據估計英格蘭平民只有一一四人:二十七名該公司職員、二十九名獲該公司允許定居該地的「自由民」、三十九名水手、十一名寡婦和八個「姑娘」。駐軍成長到四百人左右。註103該公司職員(階層分明的一群人,從最高階的行政長官和顧問委員會,到「資深」、「資淺」商人,到剛來的「文書」),骨子裡再怎麼排外,依舊歡迎英格蘭民間商人前來(理論上,這些商人只能從事亞洲境內貿易)。他們從倫敦帶來的資本,擴大了可取得的借貸資金。他們往往就此定居下來,因而賦予白城居民較久居性的一面。事實上,馬德拉斯比較像是殖民地(即使是最小規模的殖民地),不若渴望回家之僑民的海外據點,甚至有些英格蘭人一住數代。註104但除開城裡的印度人,馬德拉斯的居民並非全是英國人,甚至不是以英國人居多。該城的大族包括來自聖多美的葡萄牙家族,卡瓦柳什家族(Carvalhos)和瑪德羅家族(Madeiros),英格蘭人與他們通婚。該城裡還有被與附近高康達的鑽石貿易吸引來的猶太人,達派瓦(Da Paiva)、羅德里格斯(Rodrigues)、多波爾托(Do Porto)、豐塞卡(Fonseca)。他們絕非賤民,反倒社會地位很高:葬禮有該公司派駐當地的長官和顧問委員會成員出席。該公司熱中於吸引亞美尼亞人到其轄下的移民聚居地。一六八八年的一份正式協議,承諾他們在該公司的領土上擁有和英格蘭人一樣的權利,搭乘該公司船旅行的權利,擔任公職的權利。該公司會出資為他們建教堂。「他們是單純、無害的人……穩重、節儉,對印度的所有大宗商品和地方都非常了解。」有無上權力的該公司董事長喬賽亞.柴爾德(Josiah Child)爵士如此嚴正表示。註105

			這個多民族雜處的歐洲人社會如何適應在南亞的生活?為此所體現的主要作為之一,是保留英格蘭生活方式。火腿、牛舌、乳酪、奶油從英格蘭帶過來,且愚蠢的裝進小鉛盒裡。耗費在英格蘭衣服和進口葡萄酒上的開銷很大(「設拉子」葡萄酒從波斯經阿巴斯港運進來)。註106宗教仍是英格蘭特質的指標,且一名英國國教會神職人員的存在、每天兩次的禱告、聖母堂的建造,強化了這一特質。但在其他方面,英格蘭人配合當地氣候和風土而有所讓步。他們的窗戶裡用藤簾,而不用玻璃。他們比在國內時遠更勤於梳洗,但用意主要是為了涼爽而非身體乾淨。他們開始習慣於一天至少有部分時間穿所謂的「摩爾服」,即穆斯林所愛穿的寬鬆短上衣、寬大長褲、拖鞋(後來該公司職員被禁止如此穿著),儘管上教堂禮拜時仍得穿歐洲服。可結婚女性人數少,導致養情婦的情形非常普遍。在這同時,無聊、焦慮、炎熱三者的結合,加劇其他不良的習性。男女菸癮都很重(約一七○○年後愛水煙管更甚於煙斗),註107且都嚼檳榔(以致齒變髒且需要痰盂)。酒的消耗驚人並帶來不可避免的後果(官方宣導一次勿喝超過半品脫的白蘭地)。爭吵處處可見。結婚、生子之事明顯少於死亡埋葬之事。事實上,葬禮肯定是最常見的社交活動之一。

			在其他方面,英格蘭人也幾乎無法忽略他們在南亞飛地的孤立和脆弱。為安撫轄下的葡萄牙籍子民,他們以當時國內無法想像的方式容忍天主教。他們得管理已湧入黑城的大批印度人,意味著必須透過當地的「法律人」(adhikari)來仲裁糾紛,維持秩序,且為表示尊重當地人的觀念,得避免動用死刑,儘管在當時的英格蘭,死刑大概是稀鬆平常的事。在馬德拉斯的該公司法院裡,允許以印度教的方式宣誓。註108一六八八年,該公司有更進一步的作為。為更便於向其印度籍居民徵稅,該公司創立了以十三名高級市政官組合而成的市政委員會:三名英格蘭人、三名葡萄牙人、七名「摩爾人和真圖人」(moors and gentoos,即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註109而揮之不去的隱憂,則是附近印度統治者的干預威脅或更嚴重的威脅。英格蘭人小心翼翼維持與陸上大國高康達蘇丹國交好,避免不時傳來的封鎖威脅。一六八八年,得知馬拉塔人可能來犯,他們大為驚惶。蒙兀兒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討平高康達時,他們在馬德拉斯舉辦巴結該皇帝的公開慶祝活動,把服從對象轉為他的封臣海德拉巴藩王(Nizam of Hyderabad)和卡納蒂克太守(Nawab of the Carnatic),並為後者在馬德拉斯建造一座府邸。但十七世紀晚期黑城本身的防禦工事,說明馬德拉斯時時擔心動蕩的鄰邦突然來犯。

			或許就是此朝不保夕的心理,促使馬德拉斯瀰漫著拚命賺錢的氣氛。不管該公司如何三令五申,其職員和民間商人仍私自把貨運回英國,仍私自從事亞洲境內貿易,牟取私利。事實上,該公司容忍這一作為,儘管偶爾心血來潮試圖落實公司規定,都徒勞無功。該公司派駐馬德拉斯的行政長官中,有兩位就靠這兩種方式致富。伊萊休.耶魯(Elihu Yale)生於麻塞諸塞的波士頓,一六七二年來到馬德拉斯,一六八七年當上馬德拉斯行政長官。他將猶太裔鑽石商人達派瓦的遺孀納為情婦,兩人一起經營生意,私人貿易觸角遠及菲律賓。一六九九年返鄉時,已能過起氣派的生活,能大做善事──捐資行善的對象,包括康乃狄克紐哈芬一地一座當時還沒沒無聞的學院(後來以他的姓取名為耶魯學院),以及福音傳道會(Societ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派傳教士到馬德拉斯的英國國教會傳教機構)。註110外號「鑽石」的湯瑪斯.皮特(Thomas “Diamond” Pitt)更是惡名昭彰。他是英格蘭多塞特郡布蘭德福德(Blandford)教區長之子,一六七三年,由於蔑視該公司壟斷地位,便以「非法自營商」(interloper)的身分來到印度。十年後返鄉時,已有錢買地置產,躋身國會議員。一六九○年代中期,與該公司化敵為友之後,以馬德拉斯行政長官的身分光榮返回印度。他告訴國內某通訊員,「我閒暇時通常勤於園藝、種花草。」註111一七○二年,他以兩萬英鎊的高價買下著名的皮特鑽:一七一七年該鑽以十二萬五千英鎊賣給法國攝政王一事,有助於日後皮特家的飛黃騰達。湯瑪斯的孫子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威廉.皮特於一七五七至一七六○年間擔任陸軍部長,曾孫「小皮特」則當上首相。註112

			英格蘭人在馬德拉斯(和印度)的活動模式,一七四○年代遭到粗暴且意想不到的改變。僅十餘年時間,該公司的業務就不再以貿易為主,反倒以戰爭和外交為主軸。它募兵建軍,派兵出征。在德里的蒙兀兒皇帝已名存實亡之際,它在印度次大陸的諸統治者間合縱連橫,並開始取得廣大地區的收稅權,有時則是出兵援助某統治者所得到的回報。要在該公司爬到高層,有賴戰功(例如克萊夫),或替該公司籌措資金,以滿足其軍事、行政需求。如此驚人的轉變何以致之?

			歐洲境內一場衝突,啟動此一轉變。一七四四年英法兩國為了奧地利的王位繼承問題(和進而為了歐洲境內的均勢)而兵戎相向時,敵對之勢迅即擴延到美洲和印度。法國人看準英國在孟加拉灣海上兵力的薄弱,從他們位於本地治里的飛地出擊,一七四六年拿下馬德拉斯。英國人在附近的聖大衛堡(Fort St David)死守,而法屬印度總督狄普萊(Dupleix),受阻於憤怒、痛恨法國人的阿爾果德太守(Nawab of Arcot,英屬馬德拉斯的盟友和靠山),無法殲滅英國人。一七四八年和平降臨,英國人拿回馬德拉斯。但南印度仍在進行一場未宣之戰。雙方從母國召來更多兵力。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將近兩千人,包括五百名瑞士傭兵,兵力是戰前馬德拉斯駐軍的十倍。藉由向其盟友威脅、賄賂、承諾提供軍援,竭力阻止了法國人提升其對南印度最大國海德拉巴藩國的影響力。未想就在這一努力來到最重要關頭時,該公司在孟加拉的利益面臨驚人的新危機。註113

			一七五六年,孟加拉太守(Nawab of Bengal)將該公司趕離它位於加爾各答的要塞和商館,加之該公司某些職員的遇害、被囚所帶來重大打擊,危及英國勢力在印度的存亡。失去在胡格利的貿易,則讓該公司受到毀滅性打擊。孟加拉已成為該公司最有價值的細棉布來源,細棉布運到歐洲脫手的利潤,占該公司獲利一半以上。只是該公司對這一侵犯行為的反擊,說明了自短暫失去馬德拉斯後的十年來,其行事已有多大的改變。這時它有軍隊可用,而且有了克萊夫這位出色的指揮官。克萊夫不只善於行軍作戰,還善於使計用謀,找出取勝所不可或缺的印度盟友和部隊,使他們不生二心。將馬德拉斯改造為受英國控制,擁有軍隊、稅收、外交本事的政權,乃是欲返回孟加拉的最重要先決條件。接下來的一連串發展更令人震驚。克萊夫在普拉西(Plassey)擊潰孟加拉太守的軍隊(事前先誘降了他的主要部屬)註114之後不到十年,該公司就控制了該省的稅收。有了這第二個大型橋頭堡在手,印度最富裕的地區隨之落入該公司之手。四十年後,該公司的人坐鎮德里統治全印。商人的邊疆區,位於沿海且隨時可能不保的商人據點,轉而變成一個帝國。



* * *



			 				 					註91:V.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Cambridge, 2003), vol. 1, pp. 277–82.



				 					註92:For a fascinating survey, D. Lombard and J. Aubin (eds.), Asian 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South China Sea (Delhi, 2000).



				 					註93:This is a tiny selection from that extraordinary lexicon of Anglo-Indian speech, H. Yule and A. C. Burnell (eds.),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first published in 1886.



				 					註94:For these ventures, W. Foster, England’s Quest of Eastern Trade (London, 1933).



				 					註95:See N. Hiromu, ‘The Factories and Faciliti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in Surat: Locations, Buil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wnership’, in Haneda Masashi (ed.), Asian Port Cities 1600–1800: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s (Tokyo, 2009), p. 221 (quoting Sir Thomas Roe).



				 					註96:Ibid., p. 203, quoting the English traveller John Fryer.



				 					註97:J. Fryer, 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 Being Nine Years’ Travels 1672–1681, ed. W. Crooke (Hakluyt Society, 2nd Series, 1912), p. 165.



				 					註98: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period of Gulf history, W. Floor, The Persian Gulf: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ive Port Cities 1500–1730 (Washington, DC, 2006), chs. 4, 5.



				 					註99:See G. W. Forrest, The Life of Lord Clive (London, 1918), vol. I, pp. 10–12.



				 					註100:H. Dodwell, The Nabobs of Madras (London, 1926), p. 9.



				 					註101:For two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s of c. 1700 by Thomas Salmon and Charles Lockyer, H. D. Love, Vestiges of Old Madras (4 vols., London, 1913), vol. 1, pp. 71–5, 80–84.



				 					註102:J. Talboys Wheeler, Madras in the Olden Time: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1639–1702 from Official Records (Madras, 1861), p. 252.



				 					註103:P. Spear, The Nabobs: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English in Eighteenth Century India (London, 1932), p. 11. The full list with names is in Love, Vestiges, vol. 1, p. 65.



				 					註104:See S. Mentz, The English Gentleman Merchant at Work: Madras and the City of London 1660–1740 (Copenhagen, 2005); Dodwell, Nabobs, p. 21.



				 					註105:Wheeler, Madras in Olden Time, p. 224.



				 					註106:Dodwell, Nabobs of Madras, pp. 177–8.



				 					註107:Spear, Nabobs, p. 98.



				 					註108:Wheeler, Madras in Olden Time, p. 269.



				 					註109:Ibid., p. 199.



				 					註110:See I. B. Watson, ‘Elihu Yale’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註111:Love, Vestiges, vol. 1, p. 60.



				 					註112:See P. Gauci, ‘Thomas Pitt’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註113:The classic account of this undeclared war remains H. Dodwell, Dupleix and Clive: The Beginning of Empire (London, 1920), chs. 1–5. Dodwell was the archivist of the records in Madras. But see now P. 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 1750–1783 (Oxford, 2005), ch. 4.



				 					註114:The best account of Clive’s nerve-racking secret diplomacy, and the doubts and fears that preceded the encounter at Plassey, is A. Mervyn Davies, Clive of Plassey (London, 1939), chs. 13–15.





從接觸到占有


			一七五○、六○年代在北美、南亞發生的事,當然只是前者的移居者帝國和後者的東印度公司帝國最後勝利的序曲。當時沒人能預見到際遇與戰爭的驚人轉折:創造出美利堅共和國,然後使該共和國得以於一八○三年拿下北美廣大內陸(所謂的「路易斯安那購置地」)的轉折;註115或使東印度公司得以在一八一八年時稱霸南亞的轉折。與此同時,有廣闊的「接觸區」──美國「邊疆」、印度「農村地區」(mofussil)──包圍這些日益擴張的政治力量橋頭堡。事實上,只要是有英國(或其他歐洲)商人、移民、傳教士進入新地區之處,都可見到這類接觸區:在南非洲、澳洲、紐西蘭、乃至一八四○年代起的中國境內。在這些尚未被提出主權聲索的「中間地」註116(例如一八四○年前的紐西蘭)裡,或主權聲索再怎麼有力都只是有名無實的「中間地」裡,充當法律的,則是被強行修正過或靠私人協議修正過的該地習俗。沒有哪個群體有力量(或往往有動機)趕走其他群體,將該地納歸自己統治。在此,帝國強硬的那一面──征服、支配、拒於門外、隔開──還未到位。

			至少在某些外來者眼中,這是個為所欲為的時代,令人懷念的時代。一八三三年,從塔斯馬尼亞來到紐西蘭北島的都柏林教授之孫佛雷德里克.曼寧(Frederick Maning)寫道:「啊!我第一次來到紐西蘭時的那些美好時光,我們將永遠無緣再見。」、「那是行政長官尚未問世,還沒有法律、司法之類東西的時代。」註117曼寧很懷念那個時代,那時,寥寥可數的pakeha(白種人)商人被毛利人當成寶一樣,因為稀少而被看重,一名白種商人的價值「大約相當於滑膛槍的二十倍」;註118他也遺憾在遭白人併吞和白人移居後的改變。十八世紀晚期,在印度為當地統治者效力的歐洲人,例如在海德拉巴的米歇爾.雷蒙(Michel Raymond)或在奧德(Awadh)的克羅德.馬丹(Claude Martin),同樣以軍人或「掮客」的身分受到重視,並得到豐厚的賞賜。註119這些「中間地」逐步(有時非常緩慢的逐步)被吞併,反映了帝國建造者能以何種規模和速度從他們的橋頭堡往外開疆拓土,他們從母國得到人力、資金的增援,或(通常且)徵用當地的資源和人力遂行這任務。

			接觸區留給隨後到來的帝國時代一項遺產,有時甚至是極豐厚的遺產。它們已創造出混種文化和混合了不同民族的人民。這些文化在殖民地社會的混合語、混種語、方言裡倖存下來,也在地名裡倖存下來。看一眼紐西蘭地圖,地圖上的毛利地名和英國地名一樣多,但你大概想不到一九一四年時毛利人占全紐西蘭人口幾乎不到百分之五。它們也具體倖存於「穆拉托人」(mulatto,黑人與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兒或有黑白血統者)、「黑種英國人」、「歐亞混血兒」、「梅蒂人」(métis,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開普有色人種」身上,即殖民地種族隔離政策施行之前異族通婚的後代身上。註120或許它們也以記憶的形式倖存下來,那是對於在接觸尚未讓位給占有的時代,生活可如何過、財富可如何積攢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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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15:For a recent survey, F. Furstenber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Appalachian Frontier in Atlantic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8), 647–77.



				 					註116:This expression was coined by the American historian Richard White. See his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1991).



				 					註117:F. E. Maning, Old New Zealand: A Tale of the Good Old Times by a Pakeha Maori [1863], (Auckland, 1930), p. 1.



				 					註118:Ibid., p. 19.



				 					註119:For Raymond, W. Dalrymple, White Mughals: Love and Betray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India (London, 2003); for Martin, R. Llewellyn-Jones, A Very Ingenious Man: Claude Martin in Early Colonial India (Delhi, 1992).



				 					註120:For a superb study of this in the Dutch eastern empire, U. Bosma and R. Raben, Being ‘Dutch’ in the Indies: A History of Creolisation and Empire, 1500–1820 (Singapore, 2008).





第三章 占有


			一八六一年八月六日,拉各斯(Lagos)島成為英國領地(該島如今是奈及利亞最大城拉各斯的一部分)。隔天英國領事報告,「昨天」,

			無數民眾聚集在領事館四周目睹此事,下午一點,(拉各斯)國王在七響禮炮聲中從停泊在近旁的普羅米修斯號上岸。與他的四名主要首領簽署條約後,他們由人陪同來到已在外面立起的旗杆處;(割讓)宣言宣讀,英國國旗展開,二十一響禮炮發出;來自教會學校的一隊孩童唱了英國國歌……最後在普羅米修斯船上設宴,(國王)多塞莫和他的部分主要部屬,還有該地幾乎所有歐洲人,皆受邀參加。註121

			割讓條約的第一條簡短扼要:

			我,多塞莫,在我顧問委員會的同意和建議下,將這港口和拉各斯島,連同所有權利、利潤、領土、附帶的物品,永遠轉移……轉讓,確認,給大不列顛女王、她的繼承人、後繼者……直接、完全、絕對的管轄和統治……自願的、徹底的、完全的、絕對的……

			多塞莫本人保住國王頭銜,英國當局承諾給予他養老金。但事實表明,他在條約上簽字並非出於自願。隔天他抱怨道,普羅米修斯號的「艦長逼我簽字,如果不簽,他會砲轟拉各斯島,讓它在一眨眼間灰飛煙滅……」。註122

			在此約九十年前,在澳洲東北角,約克角附近的某座島上,上演了大不相同的一幕。「船載艇和高低桅小帆船,載著船長和諸位紳士,上岸查看這個地方,從某座小山上看了海岸。」庫克船長於一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航海日誌上寫道。「六點,代表國王陛下占有這地方,納歸他旗下;當場小型武器齊射數次,歡呼三次,大船上歡呼回應。」註123除了庫克一行人,沒人在場目睹這一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但有些未被他們看到的「印度人」──庫克口中的澳洲原住民──可能目睹了,因為這天更早時,有人看到這些「印度人」的「煙」),而且沒人質疑庫克「對整個名叫新南威爾斯的……東海岸,和位在這沿海地區上的所有海灣、港口、河川」註124的領土土張。庫克自信尚未有其他歐洲強權發現澳洲這一側,且同樣自信(對後世影響重大的自信)當地沒有他必須尊重其統治地位的酋長或國王,於是輕鬆自在的離開。東澳(在無人知曉下)成為英國的領地。

			更有意思的作為,則是已占有香港這座島嶼殖民地的英國人,於一八六○年吞併隔著港灣與香港島相對的九龍半島時所進行的儀式。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把用紙包著的一塊土交給中國官員,然後由他們交還給英國人,象徵土地的轉讓。然後,割讓聲明朗讀,英國國旗升起,鳴放禮炮。在為「舊英格蘭」歡呼三次,再為「女王」歡呼三次,再次鳴炮後,整個儀式結束:九龍歸英國所有(但有防禦工事的「九龍寨城」不在此列,英國談判人員急於談定,令人費解的忽略掉這一塊)。註125

			前述這類簡陋的儀式,象徵性說明了帝國擴張的關鍵作為:併吞領土。併吞將地位模糊的勢力區、利益區轉化為英國國王的正式領地。從此之後,不管它們如何令人頭疼或多無利可圖,都不可輕易放棄。倫敦也得就新取得的領土如何治理做出指示(有時鉅細靡遺的指示)。倫敦得決定該給予新的「子民」和原統治他們的那些人何種身分地位。倫敦得決定讓他們擁有何種法律,決定是否該尊重他們對財產、懲罰、宗教習俗的看法。不久,倫敦就不得不制定外來移民向當地人買地得遵守的條件,就他們是否該和當地人遵守一樣的體制做出明確指示。這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方案。雖然粗略來說有幾種殖民地統治方式,但幾乎每個新取得的土地都有其特殊的歷史,需要因地制宜的作法。時間和地點都很有關係。有時,當地似乎沒有統治者把入侵者趕走或打斷他們沒意義的占有宣言。有時,就像多塞莫國王,統治者可能被粗暴推到一旁,領養老金頤養天年。有時,例如祖魯國王凱奇瓦尤(Cetswayo),成了階下囚,慘遭流放。而通常,每一次的吞併背後,都有英國國內某個特殊的利益團體(民間或官方的利益團體)在推動,極力遊說當局將這土地納入帝國:當地任何的新體制都得合他們的意。吞併條件和吞併行動本身一樣重要。

			領事麥克羅斯基(McCroskey)和庫克船長所演的戲,說明了吞併所能蘊涵之意義的駁雜。拉各斯島的割讓,有一倫敦所清楚說明的目的:藉由更嚴密控制西非港口來打壓奴隸買賣。雖然西非的統治者承諾驅逐奴隸販子,英國人卻認為仍有奴隸販子潛伏該地區,且未受到懲罰。這一割讓僅限於拉各斯島,大陸內陸不是倫敦的目標。麥克羅斯基的指示,乃是逼多塞莫簽約,以讓英國人在對方自願割讓下取得拉各斯,而非用武力強奪。多塞莫的國王身分和對本土居民的管轄權將獲保留(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庫克的作法完全不同於此。他所接到的指令含糊不清。那些指令鼓勵他將還未有其他歐洲強權造訪而可能有助於英國未來在南太平洋海上利益的土地納為英國領土。按照指令,庫克該先徵得當地人的同意再吞併他們的土地。但等到他登上後來稱作波澤熏島(Possession Island)的島嶼時,他深信當地原住民分布太稀疏零散,沒有永久性的聚居地,因而沒有統治者可與他締結條約,他原打算吞併的土地也就是無主之地。當然,不能根據一次登臨某遼闊大陸海岸的偶然舉動,就率性得出這樣全面性的結論。事實上,庫克對他為喬治國王所納入的領土的本質,了解少得可憐。他所舉行的小小儀式,充斥可笑之處。不妨想像有批西非漁民被暴風雨吹到冰島,上岸後沒見到一個人影,就將歐洲吞併為達荷美的領土。但庫克深信沒有定居居民一事,帶來重大影響。它成為被人信之不移的事。一八一九年英國法律官員說,新南威爾斯(庫克所命名)非「透過征服或割讓取得,而是……當成荒涼、無人居之地占有,後來我國人民前去殖民。」註126在英國法律眼中,澳洲是空無人居之地。從法律上講,它的原住民不存在。這所帶來的後果和義涵,我們後面會探討。

			這兩個事例還凸顯了另一個重大差異。自十五世紀起,歐洲諸國已認知到,除了透過王朝繼承,還有兩種方式可讓他們正當擴大領土。第一個方式是所謂的「發現」。未被「基督徒君主」聲稱為其所有,未有歐洲人造訪過,或未有歐洲人留下蒞臨痕跡的海外國家(歐亞之外的國家),都可正當的據為己有。事實上,那或許意味著與其他基督徒君主達成某種協議以避免紛爭。該如何對待原住民和他們統治者這問題,則被擱到一旁。第二個方式大不同於前一方式,適用於歐洲、大部分亞洲地區、非洲境內有歐洲人眼中堪稱國家之政治組織的地方。在有國家存在的地方,只有透過割讓、征服的其中一種方式使他們臣服。割讓通常明訂於條約裡(例如與多塞莫簽的條約),且條約明訂哪些權利轉讓給新主子。藉以取得協議且往往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未出現於條約中或未影響條約的「合法性」(條約受其他歐洲國家認可的資格)。征服較費事且通常成本高上許多。大體上,英國人,一如其他歐洲人的帝國,偏愛強制性的割讓,更甚於直接派兵遠赴異地讓對方臣服這種帶風險的作法。但理論上來講,征服是最理想的。它消除當地所有權利,使被征服人民的生死完全倚賴握有他們生殺大權的征服者的善意。把發現、割讓、征服當成對待所有民族時依循的原則或許太牽強,但它們不單單是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誠如後面會提到的,它們也左右了占有的條件和那些條件帶來的所有結果。

			但占有終究由個人或群體來執行一事,反映了他們自身偏見、希望、野心的影響。那些想透過吞併合法占有土地者的動機和政府為何願意讓他們為所欲為的理由,攸關對大英帝國締造方式的理解。對那些看準占有後的前景而急欲乘機分一杯羹者來說、對那些被迫成為占有者子民者來說,占有代表何種義涵,並非總是很清楚──有時,誠如我們已看到的,後者是在不知情下,當然更別提在他們同意下,成為被占有者的子民。占有的結果(雖然大多被說成是撥亂反正)往往是一團混亂的局面,充斥著茫然心情、矛盾情緒、未完成的計畫。帝國建造始終是個時時在進展的工程,就像一棟擴建的屋舍,其設計圖、其建造者、乃至所用的建材,都不斷在變。



* * *



			 				 					註121:PP 1862 [2982][3003], Papers Relating to the Occupation of Lagos: Acting Consul McCoskry to Lord J. Russell, 7 August 1861.



				 					註122:Ibid., Docemo to Queen Victoria, 8 August 1861.



				 					註123:C. M. H. Clark (ed.),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1788–1850 (Sydney, 1950), pp. 25–6.



				 					註124:Quoted in N. Thomas, Discoveri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London, 2003), p. 127.



				 					註125:S. H. Peplow, Hong Kong, Around and About (Hong Kong, 1931), p. 9.



				 					註126:F. Madden (ed.), Imperial Reconstruction, 1763–1840: The Evolution of Alternative Systems of Colonial Government. 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vol. III (Westport, CN, 1987), p. 807.





動機


			第一個待解開的謎題是,英國的擴張為何需要吞併行動所體現的那種正式的主權延伸?今人很容易忘記,英國的帝國建造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民間創業家之手,而非國家或「國王」(Crown,就英國來說行政當局的通稱)之手。一五八五年,英格蘭欲在北美大陸的勞諾克建立殖民地的頭幾次嘗試,原是沃爾特.羅利爵士和其伙伴的私人冒險活動。結果卻以災難收場:糧食短缺後被安排在勞諾克留守的那批人從此人間蒸發,未留下任何痕跡,大概是遭厭惡他們存在的印第安人殺害。下一次的冒險活動發生於詹姆斯敦,雖然如願建立殖民地,卻隨時可能不保。它由維吉尼亞公司創建,而該公司的支持者包括索爾茲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和「倫敦城」要人湯瑪斯.史密斯(Thomas Smythe),以及其他商人、貴族。該公司於一六二四年破產,但此後直到十七世紀結束,仍有公司或個別「領主」(proprietor,英王特許獨占某塊殖民地者)繼續籌辦殖民活動。普利茅斯公司(一六二○)和新英格蘭公司(一六三○年更名麻塞諸塞公司)推動「北方殖民地」的移民拓殖。乞沙比克的馬里蘭,則由信奉天主教的貴族巴爾的摩勛爵喬治.卡爾佛特(George Calvert)爵士於一六三四年創建。賓夕法尼亞是威廉.潘(William Penn)所創建,其父親是改信貴格會的艦隊司令。南、北卡羅來納於一六七○年由一組八名領主拓殖,其中包括沙夫茨伯里勛爵(Lord Shaftesbury,約翰.洛克的贊助人)和克拉倫登勛爵(Lord Clarendon,查理二世最親信的顧問)。

			這一模式並非只見於美洲大陸或十七世紀。在後來成為英屬西印度群島的諸島中,小安地列斯群島──巴貝多、聖基茨、尼維斯(Nevis)、蒙塞拉特(Montserrat)──被由卡萊爾伯爵(Earl of Carlisle)、威廉.科爾滕(William Courteen)爵士分別領軍而彼此相對立的兩家英格蘭聯合企業看中。庫爾滕也是「倫敦城」商人,先後對近東和印度的貿易感興趣。一五八八年創立的幾內亞公司(Guniea Company),代表開發西非貿易方面的第一個嘗試,並於一六七二年變成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當時的主要業務是奴隸買賣,而其在甘比亞河邊的要塞和位在今迦納境內開普海岸(Cape Coast)的要塞,乃是英國之西非帝國的開端。兩世紀後,皇家尼日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不列顛東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n Company)、塞昔爾.羅茲的不列顛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則是私人帝國主義的工具,而這些公司拖著背後的倫敦政府走,心裡對此有著程度不一的不情願。紐西蘭起初是紐西蘭公司所主導的英國人拓殖區,一八四○年,倫敦才勉為其難將它吞併。位於印度的不列顛帝國後來成為英國最大殖民地,最初是個「由進入東印度地方貿易……的商人組成的公司」。一七五七年於孟加拉打了激烈的普拉西戰役後,該公司猛然轉型為殖民政府。但一個世紀後的一八五八年,北印度發生大叛亂(印度反英暴動)的浩劫之後,印度自此不再是受公司統治之地。

			私人的帝國建造作為得憑藉倫敦的金主出資才得以遂行(即使只有最初是如此),且一律是帶有投機性的,既有風險,也有不確定性,而風險可估量,不確定性難卜。註127投資人希望藉由撐過風險、控制不確定性以賺大錢。為此,他們壟斷高價值大宗商品市場,或廉價(甚至說不定不花一毛錢)買進土地,再賣給他們所召募的移民。還有其他動機。普利茅斯和麻塞諸塞的建立,係作為受壓迫英格蘭清教徒的避難所,一如馬里蘭作為天主教徒的避難所,較晚建立的喬治亞,係為在母國毫無前途的窮人而設。在十九世紀的東非,不列顛東非公司除了想通商獲利,也有意使當地人改信基督教:該公司的蘇格蘭籍創辦人,受到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基督教、商業、文明」準則的啟發。羅茲的不列顛南非公司,意圖從南邊包圍布耳(Boer)共和國,將那些共和國強塞入一個全英國人的南非。在這些例子裡,某種形式的占有有其需要。就連貿易公司,例如在印度或西非的貿易公司,都想擁有一安穩的基地,讓貨物和人員在該地安全無虞,不致受到當地人掠奪或歐洲對手攻擊。東印度公司透過談判取得在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設立築有防禦工事之商館的權利(由蒙兀兒皇帝敕令授予該權利),而在這之前,在蘇拉特也取得同樣的權利(在蘇拉特,商人共用一屋,吃睡在一塊,一如舊式的牛津學院,住在裡面者外出過夜得經允許)。在以設立移居地為目的的地方,公司和「領主」得買地或奪取土地,得將當地人排除在外,並提供移入者穩固的土地所有權。從政治上而言,只要當地統治者無意或無力將外人趕走,對範圍明確的土地占有權,也可能是對付那些統治者的有利武器。占有權代表有意久居,而非只是過客。這樣一來,要吸引當地勞力和技術為己所有,例如被吸引到該公司之飛地(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的「黑城」)的印度本地商人和工匠,就容易得多。那甚至可能使該公司得以募集組成一支小軍隊,而且使英國人得以在處理本國人內部事務時運用自己的法律。註128

			然而,這些私人帝國主義者為何向倫敦政府求取「特許狀」和「專利特許證」?畢竟他們照理不想受外來控制,厭惡來自母國政府的干預。他們自視為當地政治活動最佳的裁判:他們在當地的人會知道如何處理當地任何難題。但在特許狀和專利特許證裡,他們得承認母國政府對他們在當地的活動有最高的管轄權。他們或許是私人帝國主義者,但在法律上他們也成為帝國的代理人:大不列顛的君權,像一把大傘,涵蓋他們在當地所擁有的東西。因此,當詹姆斯一世於一六二三年同意給予喬治.卡爾佛特爵士在紐芬蘭設立一殖民地的專利特許證時(後來的發展表明這一拓殖行動勝算不大),卡爾佛特承認他如同在英格蘭一般受國王管轄,而卡爾佛特承諾,如果國王蒞臨他的殖民地(儘管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會提供一匹白馬當國王座騎一事,正象徵性說明他這一承認立場。註129一六○六年的維吉尼亞特許狀,保留了國王制訂該殖民地政府形式的權利,以及在倫敦派任具有監督權之該殖民地顧問委員會(council)成員的權利。凡是移居該地者,都將仍是他的子民。註130就連傾向自行其事的麻塞諸塞公司都承認倚賴王國政府,承認自身法律不可與英格蘭通行的法律相忤。註131

			此一接受從屬地位的意願,不自立門戶、建立獨立「共和國」的心理,源於四個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之後才式微的有力約束性因素。第一個是外交援助(和或許軍事援助)的需要。在歐洲的國際政治圈,領土主張得由政府確認才算數:民間的帝國建造者需要政府的背書以排除外國對手。羅茲的「先鋒縱隊」(Pioneer Column)挺進今日辛巴威境內時,靠著索爾茲伯里勛爵發出的最後通牒──威脅斷絕關係(乃至可能動用海軍施壓),才阻止競逐此地的葡萄牙人質疑他的領土主張。在亞洲(特別是在印度和中國)的英國商人,面臨當地統治者以他們只是商人而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的情況時,也傾向有本國國王使者當靠山。第二個因素,且是同樣重要的因素,是需要保護自身利益,使免遭來自本國的「非法自營商」侵犯權益。費心取得特許狀或專利特許證,主要是為了確保對某塊土地或某特定貿易關係的獨占權。詹姆斯一世發予維吉尼亞公司的特許狀寫道,「我的其他任何子民,都不得……在他們的後面或背面種植或居住。」註132獨占權是這類投機性風險事業得以獲利的關鍵:凡是高明的投資人,都不會接受別人分一杯羹。「領主」和合夥人把許多時間耗費在擊退其他的領土聲索者上。為此,他們得搬出官方支持(如有必要的話,在法庭上如此做),來擊退任何挑戰者──需要幾乎時時留意宮廷或政界裡不同勢力的消長才能辦到。政治風向的轉變,可能導致他們的專利特許證遭取消,使他們任人宰割。

			這一保護自身在母國境內地位的需要,讓人體認到,貿易與開拓殖民地的成敗主要取決於國內的資金、人力多寡。但也是出於其他動機──即第三個因素:殖民地的開創者得在他們所招募的移居者和職員一出英格蘭後,就對他們有管轄權。沒有來自母國政府的授權,他們沒有管轄權:沒有權利執行他們所締結的合同;沒有合法的手段阻止他們所帶出去的人主張土地為他們自己所有,或阻止他們逃得無影無蹤;沒有制定當地規則或懲罰違反那些規則者的法定權力。註133沒有某種治外法權,在英格蘭將人綁在一塊的那些約束、義務或建立在合同上的承諾,將隨著踏進無主之地而完全瓦解。當然,理論上,治外法權可能被以殘暴方式強制施行,但這麼做笨拙、代價高且大概徒勞。那也會使開創者所最急於網羅的正派人士卻步。因此,第四個原因,乃是若沒有確保他們能夠保有自身已享有的公民權,特別是財產權和個人自由權,要召募移居者和職員會難上許多。維吉尼亞特許狀寫道,「凡是……將在前述其中任一殖民地……居住者,連同他們的每個小孩……都將擁有、享有自由民和生來就是本國子民者的所有特權、公民權、豁免權……猶如他們居住、出生於我們英格蘭國度一般……」。註134

			但我們應該把這個論點轉一百八十度觀之。為何英格蘭王國政府和後來的英國政府會擔負起將英國統治權擴及遙遠異地的負擔和風險?畢竟此舉始終有可能將他們捲入與對立強權的衝突,危及他們在國外的威望和在本土的安全。從伊莉莎白一世在位起,直到大英帝國瓦解和帝國瓦解之後,這一憂心幾乎可以說無時不存在。更糟糕的是,如果當地的英國人自己招來麻煩,無論他們的行動多有欠考慮,都很難與他們畫清界線,無論他們多罪有應得,都很難不管他們死活,任由他們遭原住民消滅。將統治權擴及那些地方的好處之一,或許是能在這些桀傲不馴的冒險家還沒惹出大麻煩時,輕易控制住他們,至少理論上來說是如此。從十七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倫敦往往就是這麼看待其許多(即使不是所有)移居者後代。在一八五七年東印度公司政府差點覆滅於印度反英暴動後,英國政府終於在一八五八年確立其對該公司印度帝國的統治權。但誠如後面會了解的,統治權不等於控制。

			早期的動機之一是,冀望從中發筆橫財。都鐸、斯圖亞特王朝的君王,必定在其所授予的特許狀、專利特許證裡表明,一旦找到貴重金屬,其中五分之一歸他們所有。註135從西班牙的美洲帝國源源流入西班牙的大量白銀,促使這樣的冀望看來並非奢望。但不久後,這一牟利動機就摻雜了更為精明的政府利益考量。伊莉莎白一世之所以同意給予東印度地方的商人特許狀,是出於擔心與「東印度群島」(今印尼)極有利可圖的貿易遭荷蘭人獨占(這些商人無疑也在旁敲邊鼓,助長這種憂心)。為何女王和其大臣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因為貿易滋養國家,提供國家大量稅收,這觀念已是老生常談。商品通過海關繳納的稅,是最容易徵得的稅。貿易攸關國家強大的看法,此時也漸漸成為眾所認同的觀念。當時的思想家主張,貿易出超是貿易的主要目的,因為商品交易以金或銀為支付工具,出口多於進口代表流入的金銀多於流出的金銀(這是在找到自己銀礦──如西班牙人所做的那般──之外,唯一能增加本國金銀儲量的辦法)。龐大的金銀儲量使國家繁榮且安全。那意味著國內有充足的錢幣在流通,而錢幣是大部分正常交易所不可或缺:沒有錢幣,貿易就停擺。金銀也提供了戰爭基金,提供了在尚不知「戰時經濟」(war economy)為何物的前工業時代,迅速購得武器或雇到傭兵的資金。但如何達到出超?大部分觀察家主張,最有勝算的辦法,是找到能在歐洲脫手賺得高利潤的外地大宗商品:香料、印度織物、中國瓷器和絲織品,以及來自西方殖民地的毛皮、菸草、糖。註136

			國家對通商的興趣,於是成為以行動確立統治權的主要動機之一,或者說使政府必須「管理」貿易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能讓拓殖冒險家想把自家產品運到哪裡就運到哪裡。一六五○年代起的一連串法律──航海法(Navigation Acts)──規定,他們得先將有價值的產品(即enumerated products,只准出口到英格蘭的產品)運到英國港口(在此繳納關稅),然後再轉出口。而且運貨到英國時必須用英國船,英國船上必須以英國人為船員,因為船和船員在戰時都是國家資產,龐大的商船隊是海軍致勝的關鍵。這麼做意在使貿易利潤大部分流到英國,殖民地的生產者除了從英國供應商購買所需的商品之外,幾乎別無選擇。到了十八世紀中期,政府、貿易、統治權的行使,三者已盤根錯結在一龐大的既得利益裡。就倫敦政府而言,它希望東印度公司獨占貿易的壯大能夠提供借款。到了一七七○年代,憂心它垮台而導致倫敦城的其他商業活動停擺,已成為英國政府制定印度政策時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除了追求獲利、國家強大這個因素,還有兩個存在更久且近乎本能的傾向。首先,英國政府,不管是君主制政府,還是代議制政府,都極不願放棄他們要求子民忠誠的權利。這或許反映了統治者的強大與權威源自對人的掌控這一古老的認定:人力,而非土地,才是權力的真正來源。因此,把勞動力和生產潛力收歸自己控制,不再任由他們所應效忠的統治者支配,就是一種背叛,甚至叛國行為。於是,統治權的擴大,一部分是為了保住國家主張其人民的體力和技能(國家最寶貴的資產)歸其所有的權利。其次,特別是在近代之前,統治者對較富有的子民欲在國外建立基地的舉動非常不放心,深怕它們成為叛民的避難所和入侵的跳板。英格蘭與愛爾蘭產生瓜葛,肇始於奉命守衛英格蘭、威爾斯交界地區的大貴族、外號勁弓(Strongbow)的彭布魯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受邀統領愛爾蘭派系戰爭中的其中一方之時。沒有哪位英格蘭國王能容許如此有力的人物建立涵蓋愛爾蘭與威爾斯的領地。一一七一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發兵入侵愛爾蘭,隔年,在教皇支持下,取得愛爾蘭領地(Lordship of Ireland)。只要有機會執行「勁弓規則」(忠誠義務不能因出國而甩除),英格蘭政府都不願錯過。註137於是而有我們已注意到的這條規定,即凡是以移民或移居者身分被帶出國者,仍屬於國王的子民。於是而有一八○一年在「印度人酋長號官司」(Case of the Indian Chief)中定下的規則:住在印度的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即使住在法理上仍由蒙兀兒皇帝管轄的地方,仍是英國子民。該判決主張,「在世界的東部地區,即使只是設了一座商館的地方,不論何處,在那些機構的庇護和保護下貿易的歐洲人,都被認為該根據他們生活、通商時管轄他們的組織,來認定他們的國籍。」註138當不滿於英國人統治的布耳人於一八三○年代遷出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時,英國人主張一切沒變:不管他們喜不喜歡,他們仍是英國子民。一八三六年的好望角懲罰條例(Cape of Good Hope Punishment Act),將英國治安官的管轄權擴大適用於遠至南緯二十五度(今普勒托利亞北邊約八十公里處)境內的「英國子民」。誠如某史學家所譏諷道,「那是需要一個團的軍隊才得以落實的條例。」註139母國政府最不樂見的是,民間個人從當地土著手中直接取得新發現的土地。幾乎從在美洲開拓殖民地之初,母國政府就主張,此事只能透過具有給予「土地所有權」之法定權力的獲授權機構來進行。他們推斷,只要非經這類機構取得土地,都必然引發麻煩。在把合法管理財產視為秩序之衡量基準的政府體制裡,較不符正統的觀點不免驚世駭俗。

			最後,在對外擴張上,政府當然並非總是任由私人帝國主義者帶頭。事實上,帝國的領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國家動用官方力量直接取得,包括牙買加(1655)、紐約(1664)、加拿大許多地方(1763)、東澳洲(1770-1788)、千里達(1797)、開普殖民地、斯里蘭卡、模里西斯(1815)、香港(1842)、肯亞(1895)。在這些事例裡,可見多種推力共同運作。其中有些地方或許可視為基於大不相同的理由而開打的戰爭戰利品。由於擁有海上優勢,英國政府希望透過奪取敵人的殖民地,打斷敵人貿易,來懲罰敵人。「重商主義者」邏輯暗示這將增加國家財富。即使在「自由貿易」已取代重商主義,成為最高的商業意識形態,香港之類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仍有助於迫使惱人的外國人以及其不順從統治者接受開放性經濟。但最主要的,往往是戰略上的考量。倫敦斷定必須將加拿大,而非盛產糖的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拿在手裡,因為法國控制魁北克和該地區的河邊腹地,對英屬美洲威脅太大。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扼控通往印度、東方之海路的好望角。在此,英國人擔心荷蘭人會把該地讓給雄心勃勃的拿破崙(或同樣危險的接班人),因而一八一五年和平終於降臨時,英國人決定不把該地歸還荷蘭。藉由控有模里西斯和斯里蘭卡,英國人使印度洋成為「英國內海」超過一世紀。這些都是透過割讓或征服,而非透過移居,取得的殖民地。如何治理,把占有轉化為統治,成為當下得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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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27:The classic analysis is F.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MA, 1921).



				 					註128:See above, ch. 2.



				 					註129:F. Madden (ed.), ‘The Empire of the Bretaignes’: The Foundations of a Colonial System of Government: Select Documents, vol. I (Westport, CN, 1985), p. 216.



				 					註130:Ibid., pp. 238–41.



				 					註131:Ibid., p. 258: this was the charter granted by Charles I in 1629.



				 					註132:Ibid., p. 239.



				 					註133:See for example, the 1600 charter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bid., p. 236.



				 					註134:Ibid., p. 240.



				 					註135:See for example, Elizabeth’s charter to Sir Humfrey Gilbert in June 1578. Ibid., p. 214.



				 					註136:See below, ch. 6.



				 					註137:For this episode and Henry II’s motives, W. L. Warren, Henry II (Berkeley, 1973), pp. 199–200.



				 					註138:Madden, ‘Empire of the Bretaignes’, p. 48.



				 					註139:C. W. De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1941), p. 61.





治理


			最初,英格蘭國王授予美洲、西印度群島種植園創辦人特許狀和專利特許證時,對當地政府該如何組成一事沒什麼興趣。但不久國王就發現,該讓移居者享有某種代議制政府。早在一六一九年,即初次踏上詹姆斯敦土地的二十年後,便舉行了維吉尼亞議會選舉:十六歲以上的男性移居者有投票權。一六四一年,國王發給該地行政長官的指令中,清楚指示要召開「眾議院議員」(burgess)大會。註140一六六八年,巴貝多的移居者利用相對抗「領主」間的衝突擴張自身權益,確立他們形同自治的權利。一六九一年(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所頒布的修正版麻塞諸塞特許狀,要求該地施行已成定居型殖民地的標準建制模式:由殖民地民選議會成立政府,加上由英國君主委任成立的「顧問委員會」以及從英國派來並向國王和國王的大臣負責的行政長官。註141事實上,到了一七○○年,母國政府欲施行更直接統治的努力(例如要求凡是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律,都應是母國政府率先提出的法律,欲藉此達成更直接的統治),已因為受挫而漸漸收手:移居者的反抗太堅決。一七二二年,作為殖民地事務監督機構的倫敦樞密院概述了對殖民地法制的立場:「……如果有無人居住的新土地為英格蘭子民所發現,由於法律是每個子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不管他們去了哪裡,法律便被帶到哪裡,亦即這類新發現的土地就要受英格蘭的法律支配。」註142最終令人反感之處,在於「矛盾」(repugnancy)原則,即殖民地法律不得與英格蘭法律相牴觸的原則。但從現實的角度看,(在沒有權威性的「法律報告」流通下)很難知道英格蘭普通法的現狀為何。英格蘭議會制定的法律,有哪些意在運用於殖民地,也不容易判定。樞密院採取了務實看法:「這類土地為英格蘭人所進住後,英格蘭議會制定的法律,若未指出適用的外國殖民地,對它們便不具約束力。」註143事實上,從那之後直到那場最後激化為美國革命的大危機為止,倫敦對殖民地的治理干預甚少,只有在貿易事務上例外,畢竟與母國議會議員所代表之利益團體有利害關係的,仍是貿易。

			在並非靠取得特許狀的私人帝國主義者和追隨者占有來取得,而是透過征服或割讓取得的領土上,情況則比較複雜。征服與割讓兩者,理論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卻都透過某種協議(後來被塞進條約正文裡的「投降條件」)確立。協議的要旨,就是限制(有時相當大幅的限制)對受征服人民施行新統治制度的權力。就一七五九至一七六○年被英國人拿下、並於一七六三年的巴黎條約中由法國割讓給英國的魁北克來說,便在危險時期帶來懷疑和混亂。英國人雖承諾尊重法裔加拿大人保留其天主教信仰的權利,但第一任行政長官所接獲的指令,卻要他引進「英格蘭的法律」,按照英屬美洲的標準模式設立議會。不過英格蘭境內的天主教徒無法擔任陪審員,也無法當議員,加上英格蘭法律,特別是財產方面的法律,大不同於盛行於魁北克的法國法律,一旦執行這指令,該省內占人口極少數以英語為主的新教徒(可能是兩百名新來者)將擁有驚人權力:居多數的受征服人民(約六萬名法裔加拿大人)可能被逼造反。待倫敦完全了解這問題時,魁北克緊接在南邊蠢蠢欲動的北美十三殖民地之後叛亂的可能性,已迫使英國當局意識到找出新解決辦法已是刻不容緩。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大膽處理這棘手問題。它否定了居少數的英裔實行英格蘭法律和建制的主張,允許行政長官拋開宗教因素,挑選該殖民地立法機構的成員,允許他維持該地的財產法。從憲法的角度來看,這是革命性的改變,為此後英國所將取得而其境內毫無英國移居者或頂多只有極少數英國移居者的許多領地,立下了遵循的模式。在同年(一七七四年Campbell v. Hall訴訟案)的某個重要判決中,法官裁定,在這類案件中,「英格蘭人……仍留在當地時,不享有與當地人不同的基本權利。」註144一七九五年英國人取得開普殖民地時,行政長官只奉命維持「該移居地舊政府統治時存在的法律和建制。」註145

			因此,事實上,在帝國的極大部分地區,占有絕不代表接下來必會推行英國式的治理。不論是基於條約的約束,或是出於避免引發當地太嚴重反抗的務實考量,英國人承認,有必要保持他們發現該地時當地的行政制度、法律,儘管往往是在他們亂無章法的躋身當地政治舞台過程中,引發一段衝突、不確定的時期之後,才承認此必要。例如在斯里蘭卡,那意味著先試行附近馬德拉斯境內所用的行政制度,然後將其廢除;給予內陸的康提(Kandy)王國形同自治的地位,再將該地與原來荷蘭勢力最強的「沿海」省分重新統合為一。一八四○年,也就是英國征服斯里蘭卡將近五十年後,該島上一名英國官員相當懊喪的論道:「要說有什麼法律是完全不受質疑的,或要去哪裡找這樣的法律,實在很難:有羅馬荷蘭法──舊習慣法──有當地法律──針對印度人和穆斯林而設的不同法典,有在內陸地區的康提法律。其中許多法律,最高法院的法官完全無從了解。」註146在後來被稱作「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的那些地區,大概也不時聽到類似的抱怨。在此,占有頂多是個進行中的工程。

			或許,在愛爾蘭和印度,占有形同什麼這個疑問,最令人困惑也最複雜。英格蘭國王或許在一二○○年前就已取得「愛爾蘭領地」,但除了在幾大港口或都柏林附近腹地內,在愛爾蘭其他地方實行英格蘭法律和習慣法的可能性都不高;要規勸來愛爾蘭的英格蘭人勿與當地人通婚,勿「在地化」,很難。註147十六世紀伊莉莎白一世的征服行動,意在使英格蘭國王成為愛爾蘭永遠的最高統治者,使任何愛爾蘭權貴或首領從此效忠於英格蘭國王。註148可惜征服行動受阻而未能完成,並在下一個世紀裡,英格蘭境內的內戰和革命使愛爾蘭的反抗勢力得以乘機發動兩場反對新教英格蘭統治的大叛亂。一六九○年七月一日,信仰新教的威廉三世在愛爾蘭博因河之役(Battle of the Boyne)的勝利,似乎解決了這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天主教徒沒資格擁有選舉權,不得擔任公職,而許多為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這場戰役中威廉三世的對手)打仗的人,土地則遭沒收。註149只是仍未解決的,還是愛爾蘭究竟是與大不列顛共有一個國王但自成一體的王國,抑或是受英格蘭(後來英國)議會擺布的英國領地。一七一九年,在西敏寺通過的宣告性法案嚴正且清楚表達了對此問題的看法:「……愛爾蘭王國原來是、現在是、按理也應該是,隸屬且依賴大不列顛王國,被不可分割的統一、併入該王國……國王陛下,在參議院……眾議院……同意下,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制定法律和成文法……約束愛爾蘭王國。」註150內閣發言人表示,愛爾蘭居民若非「本土愛爾蘭人」,從而是受征服民族,就是來自英國的拓殖者。註151不管是其中哪一類人,都要服從英國議會。駐守愛爾蘭的新教軍隊不敢抱怨,儘管其領導階層極力減少來自倫敦的干預。但六十年後,在大英帝國因美洲境內叛亂而陷入危機之際,他們逼英國議會宣布放棄其最高統治地位,承認愛爾蘭為英國國王底下自成一體的諸王國之一。經歷(天主教徒)叛亂的創痛、法國的一次入侵以及一場英勇的反貪腐運動,由愛爾蘭新教徒地主組成的議員終於在一八○○年自廢武功,廢除自己的議會,同意愛爾蘭與英國合併。而誠如大家所知,事情並未就此結束。

			一七五七年時,東印度公司已透過正當方式,而非透過印度統治者的賜予,握有位在孟買和馬德拉斯(今清奈)的要塞(該公司以一年一千兩百印度金幣、合約四百英鎊的價錢租借了馬德拉斯),但該公司真正開始往據地稱雄的強權轉變,始於在孟加拉普拉西之役的勝利。一七六五年,該公司取得孟加拉的迪瓦尼權(diwani),即藉由向德里的蒙兀兒皇帝上繳固定費用所換來在該地徵稅的權利。該公司在實質上成為東印度許多地方的統治者。憑藉以武力為後盾的侵略性外交,該公司的控制觸角沿著恆河往上游擴張,從馬德拉斯往內陸擴張,從而在內陸與國力日盛的邁索爾(Mysore)國經歷了數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