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獨裁者養成之路:八個暴君領袖的崛起與衰落,迷亂二十世紀的造神運動

獨裁者養成之路:八個暴君領袖的崛起與衰落,迷亂二十世紀的造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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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崇拜,是暴政的核心

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如何精心打造受人民景仰的虛偽形象

同樣的招數,是否也正在當今社會上演?


《經濟學人》2019年度最佳選書

《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作者

揭露當代中國真相的歷史學家 馮客 全新力作


二十世紀八大獨裁者:

義大利——墨索里尼

德國——希特勒

蘇聯——史達林

中國——毛澤東

北韓——金日成

海地——杜瓦利埃

羅馬尼亞——希奧塞古

衣索比亞——門格斯圖


整個二十世紀,無數的人民在為自己的獨裁領袖喝采,

即使他們因此淪落成了奴隸……


獨裁政權無法光靠恐懼和暴力來統治國家,赤裸裸的權力可以暫時奪過來握在手中,但長遠來看永遠都嫌不夠。有辦法讓人民讚揚自己,才有辦法在位子上待久一點。現代獨裁者的弔詭之處在於,他必須製造出民眾支持的假象。


在《獨裁者養成之路》一書中,馮客回顧了二十世紀八個最有影響力的獨裁元首。從精心編排的遊行到嚴格的審查制度,這些刻意打造而成的神祕面紗,讓獨裁者可以不斷地粉飾自己的形象,並且鼓勵廣大人民來歌頌他們。


馮客以絲絲入扣的敘事,檢視了人格的神化如何生根、茁壯、鞏固,證明個人崇拜就是暴政的核心!


推薦

尹子軒(香港《The Glocal全球政經評論》副總編輯)

許菁芳(作家)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臺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理事長)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書評

跳脫既有的成見,延續馮客之前的毛澤東研究,提醒我們,握有權力的意識形態在目前的「自由主義危機」中是如何控制大量人民的心。他嘗試從各種方面去剖析集權主義,從毛澤東到「爸爸醫生」杜瓦利埃,辛辣地簡述了每一個獨裁者的生平。馮客獨具隻眼地指出,反文明的罪行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紐約客》(New Yorker)


馮客以嚴謹學術態度書寫這本書,他意識到,在政治動盪的時代,這些狂妄自大的傢伙可以一直把人民迷得神魂顛倒。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碑文會傾頹、雕像會倒塌,但這本書讓我們看到,「話術統治」為何歷久不衰。

——美國大眾文化雜誌Paste Magazine


兼具科普和學術的特色,讀者一定可以從本書獲益甚多,又能享受其中的樂趣。馮客這本書的政治意識是反共且反獨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從歷史角度詳述獨裁者如何讓整個社會圍繞著他們的自我頌揚和權力打轉。馮客用全新的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仔細地帶出新穎的細節。書中寫到不太有名的獨裁政權,例如門格斯圖統治的衣索比亞,亦秉持一貫的詳實筆觸,絲毫不馬虎。

——美國文化雜誌Tablet Magazine

Year:
2021
Publisher: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anguage:
chinese
Pages:
320
ISBN 13:
9789570856774
File:
EPUB, 1.11 MB
Download (epub, 1.1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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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鬆

Rok:
2016
Język:
chinese
Plik:
PDF, 1,42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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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客 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其著作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像是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獲獎作品「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記錄了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目前定居香港。





譯者/廖珮杏

自由譯者。偏好議題性的人物故事,從中探討機制縮影、價值與文化衝突等結構問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重返天安門》、《中國的靈魂》(合譯)、《憤怒與希望》(合譯)、《重病的美國》等書籍,以及《電馭叛客2077》(合譯)遊戲。

譯作賜教:peixingliao@gmail.com





目次





推薦序 當獨裁者同在異起/許菁芳





前言





第一章 墨索里尼

第二章 希特勒

第三章 史達林

第四章 毛澤東

第五章 金日成

第六章 杜瓦利埃

第七章 希奧塞古

第八章 門格斯圖





後記

謝詞

資料來源

注釋





推薦序 當獨裁者同在異起

許菁芳(作家)





  馮客(Frank Dikötter)是當代最著名的中國史學者之一,曾任職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之講座教授。他所著「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從一般人民的角度重析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變化,出版不過十年,根本性地影響了現代漢學界的觀點。在馮客最廣為人知的這三本書之中,可以感受到他以簡馭繁的功力,善於使用大量個人紀錄,將小歷史與大歷史的敘事結合;也可以清楚辨識他的立場,直指獨裁者應該為人禍悲劇負責。

  寫完中國近代三大悲劇——饑荒、「解放」、文化大革命——馮客的焦點轉向全世界的獨裁者。緊跟著的這本書,不只寫了他最熟悉的毛澤東,還寫了其他七個二十世紀的大獨裁者。《獨裁者養成之路》以八篇短文,介紹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蘇聯的史達林、中國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還有海地的杜瓦利埃、羅馬尼亞的希奧賽古,最後是衣索比亞的門格斯圖。橫跨歐、亞、非、美四大洲,在迥異的社會政治脈絡中探詢獨裁者的普世追求:個人崇拜。

  獨裁者的面貌複雜,跟你想的不一定一樣。例如,他們不總是優秀的演說家。獨裁者的標準形象,大約像是希特勒那樣,演講是一種天賦,一開口就能驚豔四座:





 他使用一般人能理解的簡單語言……同時搭配越來越誇張的手勢,偶爾手指還會在半空中戳來戳去。他知道如何迎合聽眾講話,為他們的仇恨和希望找到語言。「觀眾在結束的時候報以狂熱的歡呼和掌聲。」(詳見)





  但其實,人不需要很會說話才能成為獨裁者。史達林講話有濃重的口音,聽起來很蹩腳,他講話節奏不好,也沒有什麼手勢動作。而且他論述的能力普通,沒辦法講述共產主義學說。開會的時候,他喜歡坐在擁擠的最末排位置,不發一語。但他成功扭轉這些缺點,把自己形塑成一個謙遜的僕人。他的靜默被描述為一種「不可承受之重」(詳見),知識分子們說他善良而簡樸,而史達林的媽媽很高興地告訴美國記者:「索索一直是個好男孩!」

  獨裁者的出身也不一定好或壞,甚至往往不是橫空出世——事實上,許多獨裁者都是由組織培養出來的,他們一開始是由上頭拔擢的傀儡、接班人、人形立牌。羅馬尼亞的希奧塞古,跟史達林一樣,講話也有地方口音,在年輕的時候甚至有點口吃。在政治監獄裡的時候,還曾經受到其他囚犯的嘲笑。一九六五年,希奧塞古被選為接班人的原因,不是因為有傑出的領導能力,反而是由於他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組織才能也不顯著,成為傀儡的理想人選。希奧塞古在總書記的位置上韜光養晦整整兩年,才開始大鳴大放。衣索比亞的門格斯圖,一開始是軍事首領的副手之一,而且還是不討人喜歡的那個。他喜歡待在幕後,默默主宰謀殺、內鬥與奪權。門格斯圖的出身眾說紛紜,是著名的封建社會八卦主題,有些人甚至說他來自奴隸家庭;總之不屬於衣索比亞高地的統治民族。北韓的金日成,一開始甚至不是蘇聯扶植的對象。本來蘇聯選擇了有「朝鮮的甘地」之稱的曹晚植,作為傀儡政府的門面;但是曹晚植我行我素,拒絕蘇聯的託管。蘇聯將其軟禁,金日成才出場,成為莫斯科認可的「偉大的領袖」。

  也因此,許多獨裁者都有過一段背信忘義的經驗:在權力穩固之後,回頭抹滅痕跡,跟曾經支援過自己的領袖組織切割。中國的毛澤東,在第二次發起大規模鬥爭時,決心成為社會主義的歷史軸心——他宣稱自己承繼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把馬列發展到一個新高度,也就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但是在中共建黨建國之際扮演重要角色的史達林,則不在他的正統系譜之中。北韓的金日成在翦除政敵之後——他也跟毛主席一樣,發起過一場大躍進,叫做「千里馬運動」——就著手重塑自己的過去。宣傳機器開始抹去蘇聯與; 中共的痕跡,重寫民族的革命歷史,吹捧民族解放者的偉大,如何帶領群眾抗日解放國家。新的、單一的歷史敘事,逐漸成為全時性的存在,只有我們人民。北韓建國十五週年,沒有隻字片語提到蘇聯,「當金日成的巨大雕像被抬著穿過平壤街頭時,眾人喊著口號:『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努力。』」(詳見)

  獨裁者雖然喜歡一切都歸功於自己,但也不一定喜歡拋頭露面,接受萬民讚揚。有些獨裁者其實喜歡以神祕的形象示人,甚至鼓勵關於自己的神鬼八卦盛行,海地的杜瓦利埃是箇中翹楚。他受過正統的醫學訓練,是海地大學的畢業生,但卻善於運用神祕元素,將自己塑造成巫毒宗教的神靈。他會用濃厚的鼻音嘟噥,讓人以為他正在念誦咒語。他的辦公室一片黑暗,四周掛著黑色窗簾,桌上放著幾十支黑色蠟燭。民間流傳甚廣的謠言說,在杜瓦利埃的某位政敵過世之後,他派民兵搶走了靈車中的屍體,因為總統要用他的心臟增強自己的魔力。這種訴諸非自然力量的現象並不是海地獨有。在北韓,也有民間傳說認為金日成可以在空中飛行,還可以在山間挖隧道,帶領游擊隊躲避日本人追捕。

  假鬼假怪,不令人特別意外。沒有民意的加冕,獨裁者底氣不足,得如吸星大法般從各種管道汲取權威。傳統宗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管道,知識文化當然也是。所有獨裁者因此必須同時是偉大的理論家,學貫古今中外,思想繼往開來,說什麼都是對的,說什麼都值得萬民傳頌。羅馬尼亞的希奧賽古其實沒有讀過幾年書(他在十一歲就離家成為鞋廠學徒),但是他決心成為重要的思想家。他出版著作與演講集,接手意識形態委員會,成為下屬口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家」。因為他是國家的首席思想家,學術界盛讚他的成就,希奧賽古獲頒大量的榮譽學位:這裡一個經濟學博士學位,那裡一個政治學博士學位。

  另一個我們熟悉的例子是毛主席。毛澤東自詡集哲學家、聖人、詩人於一身。在政治理論上具有原創性,沒有照搬馬克思主義,而是發展出「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發表《實踐論》、《矛盾論》,講述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毛主席當然也是沉浸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書法家,《人民日報》的刊頭題字,至今仍是毛體;毛主席的詩被文人黨人稱為文學史上的創舉,以《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最為經典——當然,這是向《古詩十九首》致敬。

  八個獨裁者的故事,至此,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受逐漸浮現。獨裁者們的控制是缺乏安全感,獨裁者的奢華是一種根本的空虛。人說缺什麼就補什麼,其實獨裁者的內裡是無權無勢,他心知肚明自己的統治隨時可能破碎,才越是需要軍備競賽、歌功頌德、豪華排場、巨大建築——所有你不一定會在正常社會當中看見的榮景,一定會在獨裁政權裡看見。而且一定要被看見,尤其必須被國際的其他文明看見。

  獨裁者原來如此相似。原來同一種相似的恐懼與控制,是以多元的樣貌,在相異的時空之中反覆出現。獨裁者的個人特徵與發展路徑,不會完全一樣,但他們在成為獨裁者之後,會變得越來越像:一樣專制多疑、憤怒焦慮、好大喜功,身心俱疲,至死不得安寧。在任何地理歷史脈絡中,獨裁者都可以被清楚地定位出來——獨裁者想要偽裝成明君、領袖、天才、救世主,但終究,這些自我加冕的稱號都沒有辦法模糊他的真實身分。他是個獨裁者。





前言





  一八四○年,以嘲弄權貴聞名的諷刺小說家威廉.梅克比斯.薩克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發表了一幅關於路易十四的諷刺漫畫。漫畫的左邊立了一個假人,展示著國王(Rex)的寶劍、白鼬毛皮和鳶尾徽長袍、蓬鬆鬈曲的假髮以及貴族高跟鞋。站在中間的男人正是可憐兮兮的路易(Ludovicus),只著內衣,露出細長的雙腿,挺著一顆凸肚子,頭頂光禿禿,還沒有牙齒。而最右邊又變回了衣冠楚楚、盛裝打扮又驕傲的路易國王(Ludovicus Rex)。薩克萊利用漫畫,將這位王中之王的外衣剝除,讓人看見這個男人原本虛弱可悲、沒有權力裝飾的樣子:「如此看來,理髮師和鞋匠創造了我們所崇拜的神。」01

  據說,十七世紀的國王路易十四曾宣稱「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在他看來,他只對上帝負責。他是一個絕對的君主,七十多年來,他利用自己的專制權力削弱貴族的影響力,實行中央集權,以武力擴張國家疆域。他還把自己描繪成無懈可擊的太陽之王,一切萬物都繞著他轉。他確保自己得到所有人的讚揚,全國各地出現各種徽章、繪畫、半身像、雕像、方尖碑和凱旋門。詩人、哲學家和官方歷史學家都在歌頌他的成就,稱讚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把巴黎西南部的一個皇家狩獵小屋,改建成凡爾賽宮,這座宏偉的皇宮有七百個房間,還有一個龐大的莊園,那是他上朝的地方,他的貴族朝臣被迫相互爭寵。02

  路易十四是政治舞台的佼佼者,但其實就某些層面而言,所有的政治家都依賴形象。路易十六,這位太陽王的後裔,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後被送上了斷頭台,神權的觀念也隨之入土。革命者認為,君王的權力歸屬於人民,而非上帝。在接下來兩個世紀中,民主政體逐漸冒出,領導人很清楚他們必須博得選民的好感,否則那些人可以用選票將他們趕下台。

  當然,除了選舉,還有其他獲得權力的方式,例如,可以組織一場政變,或者操縱體制。一九一七年,列寧和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攻占冬宮,宣布成立新政府。後來,他們把這次政變稱作是受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啟發的「革命」。幾年後,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迫使議會交出政權。然而,所有獨裁者都會發現,赤裸的權力是有期限的。藉由暴力奪取而來的權力,必須藉由暴力來維持,即使有時這個暴力手法相當笨拙。獨裁者必須仰賴軍隊、祕密警察、護衛、間諜、告密者、審問者和刑求者。但最好的做法還是偽稱這一切其實都是人民自願的。一個獨裁者必須向他的人民灌輸恐懼,但如果他可以讓人民自己來讚揚他,那他就可以在位子上待得更久一點。簡言之,現代獨裁者的弔詭之處在於,他必須製造出受到民眾支持的假象。

  整個二十世紀,無數的人民為自己的獨裁領袖喝采,即使他們因此淪落成了奴隸。整個世界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獨裁者的面容出現在大型廣告牌和建築物上,每一所學校、辦公室和工廠也看得到他的肖像。老百姓不得不向他的肖像鞠躬,從他的雕像旁邊走過,背誦他的作品,讚美他的名字,歌頌他的才華。從廣播和電視到工業生產的海報、徽章、半身像,現代科技讓獨裁者變得更無所不在,這在路易十四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在海地這樣相對小的國家,成千上萬的民眾也得定期在總統府前為他們的領導人歡呼,這下連凡爾賽宮的慶祝活動都相形見絀。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譴責史達林,細數追究他在統治時期製造的恐懼和恐怖。他稱那些前任領袖「令人生厭的奉承文化」和「追求偉大的狂熱行徑」為「個人崇拜」。雖然這並不是什麼偉大社會科學家提出的嚴謹概念,但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個說法相當恰當。03

  路易十四還年少的時候,貴族們試圖限制國王的權力而發動一連串的叛亂,震盪了全法國。他們雖然沒有成功,卻讓這位年輕國王留下深刻的印象,終生都對叛亂心有餘悸。他將權力中心從巴黎移轉到凡爾賽宮,要求貴族們都得在宮廷裡待上一陣子,讓他可以藉機觀察貴族們如何爭寵。

  同樣地,獨裁者也害怕自己的人民,甚至是身邊的隨從。他們其實很脆弱,如果他們夠強大,其實大多數的民眾都會選擇他們。然而,他們卻決定投機取巧,經常是踩過政敵的屍體走捷徑。但要是他們有辦法藉此掌握權力,當然其他人也可以,未來哪天遭人背後捅刀就不意外了。那些政敵們往往一樣心狠手辣。受到認可的法西斯領導人有很多,墨索里尼只是其中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進軍羅馬之前就曾面臨了黨內叛亂。若論能力,史達林其實也比不上托洛斯基。一九三○年代,毛澤東不斷地被更強大的對手鬥倒。一九四五年,金日成被蘇聯強迫推銷給不怎麼領情的民眾,他身邊其他共產黨領袖的幕後政治能力其實比他要強得多。

  獨裁者要想奪權並剷除對手,採取的策略五花八門,比如血腥清洗、操弄,或是分而治之等等。但長遠來看,搞個人崇拜還是效率最高的。個人崇拜可以讓盟友和政敵都矮上一截,逼他們一起臣服在獨裁者的掌控下共事,甚至要逼所有人在其他人面前稱讚獨裁者。獨裁者將所有人都變成了騙子。當所有人都在說謊,就分不清楚誰說的是真話,這會讓人更難找到同盟,也很難組織政變。

  那麼個人崇拜都是由誰打造出來的呢?參與其中的有歌功頌德式的傳記作家(hagiographer)、攝影師、劇作家、作曲家、詩人、編輯和編舞家,還有強大的宣傳部長,有時甚至一整個產業。但最終的主導人仍是獨裁者自己。毛澤東的醫生在其著名的回憶錄中寫道:「專制政治與專制者的個性息息相關。」04書中八位獨裁者的個性迥然不同,但每一個人都做出了關鍵決定,走向了自我頌揚。有一些人自己動手的程度比其他人要高。據說,墨索里尼花了大半輩子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可或缺的義大利統治者——同時掌管六個政府部會。史達林不斷地修剪自己的個人崇拜,修掉他認為太過度的讚揚,只為了幾年後待時機成熟時再發揚光大。尼古拉.希奧塞古則強行提拔他自己的人馬。與其他獨裁者相比,希特勒雖然在他晚期的時候將權力分給更多人,但早年的他也是十分注重自己形象的每一個細節。上述提到的獨裁者皆傾全國資源來宣傳他們自己,他們就是國家。

  並不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會將焦點放在獨裁者。伊恩.克索(Ian Kershaw)曾說過一段很著名的話,他形容希特勒是一個「非人」,他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光靠個人特質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受歡迎。他認為,重點應該放在「德國人民」以及他們對他的看法上。05但是,言論自由總是獨裁統治第一個犧牲掉的東西,那這樣要如何知道人們對領導人真正的看法呢?希特勒在選舉時,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在他上台後一年內,納粹就把大約十萬名老百姓丟進集中營。蓋世太保、褐衫軍和官員們毫不猶豫地將那些不好好讚揚領袖的人關起來。

  有時,人民向獨裁者表示忠誠時,表現得太過自然,結果讓旁觀者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都以為他們是真心誠意的。一位蘇聯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數百萬的蘇聯人民,無論什麼階層、無論老少,或來自哪個行業,尤其是都市裡的人,廣泛接受且深信」史達林的個人崇拜。06這種說法其實相當含糊不清,而且沒有事實根據,就好比我們沒辦法反過來說,數百萬來自不同背景的蘇聯人,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都不相信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即使是狂熱的支持者也會發現,他們不可能讀懂領導人的想法,更不用說要怎麼探究政權底下那數百萬人的想法了。

  能生存下去的獨裁者,通常具備許多技能。許多人擅長隱藏自己的情感。像墨索里尼就自視為義大利最厲害的演員。希特勒也曾脫口而出,稱自己是歐洲最偉大的表演者。但在獨裁統治之下,許多老百姓也學會了如何演戲。他們必須服從命令微笑,模仿黨的路線,喊口號,高聲向他們的領袖致敬。總之,他們必須製造出他們自願的假象,那些不配合的人會被罰款、監禁,有時還會被槍斃。

  很少有臣民真心敬仰他們的獨裁者,但這不是重點,因為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到底誰相信了什麼。個人崇拜的目的,並不是要讓人相信或被說服,而是要製造混亂、摧毀常識、強制服從,讓每個人變得孤立並碾碎他們的尊嚴。人們必須自我審查,並且反過來監視其他人,譴責那些對領袖獻殷勤不夠真誠的人。在整齊劃一的表象之下,什麼樣的人都有,例如有些人是真的將領袖理想化,像是那些信徒、投機者、惡棍,也有另一些人漠不關心、無動於衷,甚至懷有敵意。

  獨裁者在國內很受歡迎,但也很受外國人的尊敬,例如傑出的知識分子或知名政治家。二十世紀一些偉大的思想家願意以更大的利益為名,忽視甚至為暴政辯護,並協助鞏固他們鍾愛的獨裁者的聲望。這些人我在這本書只有略微提及,因為已有一些優秀的研究在講這個主題,特別是賀蘭德(Paul Hollander)。07

  由於個人崇拜要求呈現出確實受歡迎的樣子,而且要像是從人們內心中湧發出來那般,所以它總是帶有迷信和魔法的色彩。在一些有很鮮明的宗教色彩的國家,人們可能會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世俗崇拜形式。但不管如何,這一切都是刻意從上而下培養出來的。希特勒自詡為彌賽亞,以一種神祕、半宗教的方式將大眾團結在一起。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則努力裝出一副巫毒教祭司的樣子,鼓勵人散播他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謠言。

  共產主義政權,尤其需要利用傳統來製造共鳴。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俄羅斯、中國、北韓或衣索比亞等以務農為主的國家,很少人懂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鄉村裡大部分人是文盲,將領導人塑造成某種神來讓人朝拜,比辯證唯物主義的抽象政治哲學更容易成功。

  在獨裁統治之下,對一個人的忠誠,比對一個信條忠誠更重要。畢竟,意識形態會有分歧。同一部作品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詮釋,就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派別。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最大的敵人是孟什維克(Mensheviks),他們兩派都會被馬克思痛罵一頓。墨索里尼斷然拒絕意識形態,故意讓法西斯主義很含糊不清。他不是那種會被一套僵化思想綁住的人,他對自己的直覺很感自豪,總是依循自己的直覺行動,而非擁護某個一致的世界觀。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一樣,他在呼籲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之外,能貢獻的也只有他自己。

  共產主義政權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他們本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一般老百姓跟黨員來說,花太多時間研讀馬克思的著作是不智之舉。例如,史達林統治下的史達林主義者,毛澤東統治下的毛澤東主義者,還有金日成統治下的金日成主義者。

  說到門格斯圖,除了強制配戴紅星拿紅旗之外,其實他根本也沒在遵循社會主義的原則。在衣索比亞到處都看得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三位一體的海報,但是最吸引門格斯圖的可不是馬克思,而是列寧。馬克思提出平等的願景,而列寧卻說「革命先烈」是奪取權力的工具。他們沒有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等工人們萌生階級意識再一舉推翻資本主義,而是一群職業革命家們依循嚴格的軍事路線,組織起來領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由上而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並且無情地消滅所有阻礙進步的敵人。對門格斯圖來說,農村集體化或許很馬克思主義,但更重要的,這是一種從農村榨取更多糧食,讓他能夠建立自己軍團的手段。

  共產主義的獨裁者把馬克思主義改造得面目全非。馬克思說,全世界的工人應該聯合起來發動一場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史達林卻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論,他認為蘇聯在將革命輸出國外之前,應該先強化自己。毛澤東讀過馬克思的著作,卻顛覆馬克思的思想,讓農民——而非工人——成為革命的先鋒。金日成沒有堅持認為物質條件是歷史變革的主要力量,反而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聲稱人們可以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來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一九七二年,「偉大領袖」的思想被寫入了憲法,馬克思主義逐漸從北韓銷聲匿跡。然而無論如何,列寧主義的革命先鋒概念是保持不變的。

  意識形態往往是一種信仰行為,一種對忠誠的考驗。但這並不是說獨裁者缺乏任何世界觀或一套信仰。例如,墨索里尼相信經濟自給自足,像咒語一樣一直掛在嘴邊。門格斯圖執迷於厄利垂亞這個叛亂省分,他確信無情的戰爭是唯一的解決方法。但最終的意識形態還是獨裁者說的算,而獨裁者所頒布的法令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獨裁者把權力個人化,他的話語就是法律。

  獨裁者欺騙了他們的人民,但他們也欺騙了自己。一些人沉迷於自己的世界,相信自己是天才;其他人則完全不信任自己身邊的人。所有人都被馬屁精包圍。他們在傲慢和偏執之間擺盪,結果最後只靠自己做出重大決定,而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另一些人完全與現實脫節,像是在生命晚期的希特勒,希奧塞古更是嚴重。但也有不少人順利度過餘生,比如史達林和毛澤東都是壽終正寢,死後還繼續受人崇拜好幾十年。杜瓦利埃成功將權力傳給了兒子,延續自己的個人崇拜長達十二年。其中有史以來最奢侈的崇拜莫過於北韓的金氏家族,現在已經傳到第三代了。

  通常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政府有不同的部門,各自擁有獨立的權力,有彼此制衡的機制、反對黨、新聞自由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如果我們把某個力圖鞏固壟斷權力,完全走跟三權分立相反方向的政權稱作獨裁的話,那麼全世界可以被視為現代獨裁者的領導人可能超過一百位,一些人只執政幾個月,一些人則執政了幾十年。其中不少例子其實也滿適合寫進書裡的,例如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阿爾巴尼亞的霍查(Hoxha)、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古巴的卡斯楚(Castro)、剛果的蒙博托(Mobutu)、中非的卜卡薩(Bokassa)、利比亞的格達費(Gaddafi)、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Saddam)、敘利亞的阿薩德(Assad)父子、伊朗的何梅尼(Khomeini),以及辛巴威的穆加比(Mugabe)。

  這些人大多都有某種形式的個人崇拜,只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呈現。有一些人則沒有建立個人崇拜,例如柬埔寨前總理波布(Pol Pot)。甚至在他掌權的兩年後,其確切身分還是爭議十足。柬埔寨人民服從於「安卡」(Angkar,高棉文「組織」的意思),但歷史學家亨利.洛卡德(Henri Locard)指出,不建立個人崇拜的決定為紅色高棉(Khmer Rouge)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個組織以隱匿在幕後的方式,扼殺所有一切反對聲音,很快就適得其反。「柬埔寨共產黨無法誘使人們奉承和服從,只會激發怨恨。」08就連歐威爾《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也有一張臉,從每個街角緊盯人們的一舉一動。

  能活下來的獨裁者通常仰賴兩種權力工具:個人崇拜和恐怖統治。然而,這種崇拜常常被視為一種心理失常,這個現象令人感到厭惡但又無足輕重。這本書還原了個人崇拜的歷史脈絡,讓我們了解個人崇拜就是暴政的核心。





薩克萊(W. M. Thackeray):《巴黎小品集》(The Paris Sketch Book)倫敦:Collins’ Clear-Type Press出版社,1840年。





第一章





MUSSOLINI





EUR區位在羅馬歷史中心近郊,是這個城市風格最一絲不苟的一區。筆直的條條大路縱橫交錯,宏偉的建築物覆蓋著光潔的白色石灰華大理石,與建造古羅馬競技場用的是同一種材質。EUR是「羅馬萬國博覽會」(Esposizione Universale di Roma)的簡稱,這是一個巨大的世界博覽會會場,也是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設計來紀念一九四二年進軍羅馬(March on Rome)二十週年的標誌。協助打造這個地方的建築大師馬賽羅.皮亞琴蒂尼(Marcello Piacentini)說,這項建築計畫將展示出一個全新、永恆的文明,一個「法西斯文明」。儘管世博會因二戰爆發而從未舉行,但許多建築物仍在二十世紀五○年代建成。其中EUR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就建在一個像古羅馬神廟一樣的高台上,周圍環繞著雄偉的義大利石松。這裡珍藏著許多國家檔案。01

  在一間有著高聳圓柱的宏偉閱覽室裡,收藏許多塵封發黃的信件,人們可以讀到老百姓寫給統帥的信。在統帥的鼎盛時期,每天收到的信多達一千五百封。所有信件都由祕書處先行處理。祕書處僱用了大約五十位專員,他們會從信堆中挑選出幾百封供統帥親自閱讀。直至墨索里尼一九四三年夏天下台,檔案館藏已有五十萬份卷宗。02

  一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義大利正式進入法西斯紀元。當天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報,每一封都是對「至高無上且高貴尊榮的閣下」的謳歌,例如,某個叫沙陸第.吉歐貝(Salustri Giobbe)的人,讚揚他是「戰勝了世界上所有風暴的絕頂天才」。來自第里雅斯特(Trieste)的長官甚至傳來話說,全體人民都崇拜他的天賦;另一座城市亞歷山德里亞(Alessandria)則正式尊稱他為「偉大年代的創造者」(the Creator of Greatness)。03

  這位統帥的簽名照片更是讓人趨之若鶩。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紛紛寫信來索求簽名照,有的是致上耶誕祝賀的學童,有的是哀悼陣亡軍人兒子的母親,墨索里尼通常來者不拒。一位來自威尼斯的九十五歲老嫗佛朗切絲卡.柯納(Francesca Corner)收到回覆時,她被信中「流瀉出的強烈情感」給折服了。當時也在場的威尼斯當地長官盡責地見證了一切,並向人傳頌這段經過。04

  和大多數獨裁者一樣,墨索里尼讓人們相信,他與人民站在一起,所有人都可以親近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在同聚一堂的領導高層面前,他吹噓道,祕書總共提報了一百八十八萬七千一百一十二件案子,他每一件都親自回覆。「每一次公民來向我提出請求,哪怕是來自最偏遠的村莊,他們都得到了答覆。」05這個聲稱相當大膽,但據檔案資料,他的話並非空穴來風。據說,墨索里尼超過大半輩子的時間都花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上。06他是終極的宣傳大師,同時是演員、舞台總監、演說家,以及出色的自我宣傳家。

  從來沒有人預料到這個人會掌權。年輕的墨索里尼先是在義大利社會黨的黨報謀職,但因為他鼓吹義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黨羽排擠出門。他後來被徵召入伍,卻在一九一七年的一場迫擊砲彈意外爆炸中受了傷。

  義大利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都在戰爭結束後進入一段工業動盪期。在歷經數年戰場殺戮以及工廠的壓迫,工人開始參與罷工,導致經濟陷入癱瘓。自從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成功奪取政權之後,義大利所有的自治區都擁抱了社會主義,開始懸掛紅旗,宣告自己支持無產階級專政。到了一九二○年,社會黨的成員已成長到超過二十萬人,而義大利工人總聯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的成員則超過兩百萬人,進入了史稱「紅色兩年」(Red Years)的時期。07

  一九一九年,墨索里尼發起一場運動,後來發展成了國家法西斯黨(Fascist Party)。黨綱模糊地帶有自由主義、愛國主義和反教權主義的色彩,並且受到墨索里尼辦的報紙《義大利人民報》(Popolo d’Italia)大力推廣。但是當時法西斯主義還未能在大選中贏得足夠的民眾支持,以至於在議會中連一個席位也沒有。黨員一批一批地流失,全國只剩下不到四千名堅定的追隨者。墨索里尼遭受政治對手的嘲笑,他痛苦地宣稱「法西斯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公開表示自己可能會完全放棄政壇,跑去劇院工作。08

  但這樣的喪志沒有持續很久。一九一九年九月,詩人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帶領一百八十六名反叛者突襲了阜姆(Fiume)。這座城市在一年前奧匈帝國解體後就被義大利占領。墨索里尼這才發現,之前未透過自由選舉獲得權力,如今竟可以用暴力來奪取。但鄧南遮也在其他方面啟發了墨索里尼。在阜姆,這位行事浮誇的詩人自稱為「統帥」(Duce),這個詞源自拉丁語的dux,「領導者」的意思。在被軍隊驅趕之前的十五個月裡,鄧南遮完全控制了這個伊斯特里亞半島的海港城市。他經常親自走上陽台,向樓下的追隨者發表演說。追隨者們身穿黑色上衣,筆直地伸出手臂敬禮迎接他們的領袖。每天都有遊行、吹奏喇叭、分發獎章,和沒完沒了的口號呼聲。一位歷史學家如此表示,法西斯主義從鄧南遮身上學到的不是政治信條,而是如何操作政治。墨索里尼發現,盛大的慶典和華麗的排場,比煽動性的社論更能吸引群眾。09

  在那之前的法西斯主義一直都還有點模糊,但墨索里尼現在卻抓到了這個意識形態的具體形狀:他將成為命運之神派來復興國家的領袖。一九二○年,他開始學開飛機,扮演一位有遠見、且有動力進行一場革命的未來新星。而之前擔任記者累積出來的能力,讓他知道如何使用簡潔、直接、樸實的風格來傳達真誠與決心;現在,他又化身成演員,句句停頓地說話,動作少但專橫:頭向後斜,下巴前傾,雙手叉腰,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個不屈不撓的領導者。10

  一九二一年,政府開始向法西斯分子示好,希望利用他們來削弱左翼反對黨的力量。軍隊也站在他們這邊。有些時候,地方政府會保護法西斯兵團,任由他們在街上遊蕩、毆打對手、襲擊數百個工會總部和社會黨中心。隨著國家逐漸走向內戰,墨索里尼開始編造謠言,說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即將威脅國家,另一方面也將法西斯團體塑造成一個致力於摧毀社會主義的政黨。他寫道,義大利需要一個獨裁者,才能免於共產主義的崛起暴亂。一九二二年秋天,法西斯勢力已經強大到足以控制整個國家大部分的地區。墨索里尼威脅著要派三十萬武裝法西斯分子到首都,但事實上卻只有不到三萬名「黑衫軍」(blackshirts)能用,而且他們之中大多數裝備太差,根本無法與駐羅馬的正規軍隊抗衡。然而,恐嚇奏效了。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法西斯分子開始占領米蘭和其他地方的政府辦公室。當時的國王維克多.艾曼紐三世(Victor Emmanuel)擔心自己步上一九一七年俄國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覆滅的後塵,便將墨索里尼召到羅馬,任命他為總理。11

  不過王室任命是一回事,公眾形象又是另一回事。仍在米蘭的墨索里尼希望塑造出向羅馬進軍的神話,神話中的他騎著馬領著他的軍團,帶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進入首都,準備好將他的意志強壓在軟弱的議會之上。但即使在他被要求組建政府之後,首都的法西斯分子也不過幾千名。一場假冒的遊行倉促地組織起來。黑衫軍湧入首都,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摧毀反對派報紙的印刷機,藉此確保法西斯版本的新聞優先出版。墨索里尼則於十月三十日上午乘著火車抵達。他凱旋的法西斯軍隊接受國王的檢閱,第二天就被遣送回老家。七年之後,為了慶祝進軍羅馬的週年紀念,一尊五公尺高、騎著馬的雕像在波隆那(Bologna)落成。這位統帥一手握著韁繩,一手舉著旗幟,向著未來望去。12





  那時,墨索里尼才三十九歲。他個子矮小,但因為總是挺直著背脊,僵直著軀幹,給人一種長得很高的印象。「他的面部蠟黃,黑髮的髮線快速後退因而露出高聳的額頭,他嘴巴很大,表情很多,下巴碩大,銳利的雙眼又大又黑,幾乎要從他的臉上凸出來。」更顯眼的是,他說話的方式和誇張的姿勢——頭向後半仰,下巴向前突出,眼睛轉動——帶給人的感覺是充滿力量和活力。私底下,他可以說是彬彬有禮,魅力十足。英國記者喬治.史洛肯(George Slocombe)在一九二二年遇到他時注意到,在一對一會面中的墨索里尼與他平日的公眾形象截然不同,他的肌肉不再那麼緊繃,緊張的下巴柔和下來,聲音也變得親切。史洛肯指出,墨索里尼終其一生時時刻刻都在戒備。「他認為自己是侵略者,讓他無法輕易地拋開不信任陌生人的本能。」13

  他終其一生都在提防身邊的人,包括他自己的部長和黨高層。英國大使館敏銳的伊馮.柯克派屈克(Ivone Kirkpatrick)觀察道:「他對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都很敏感,懂得對所有人察言觀色。」14

  他要擔心的競爭對手相當多。儘管他展現出鐵腕領導的形象,當時的法西斯主義卻並非統一的運動,反而比較像地方山頭的鬆散聯合。一年前,墨索里尼還面臨一些法西斯元老的造反,像是伊塔洛.巴爾博(Italo Balbo)、羅貝托.法連納齊(Roberto Farinacci)以及迪諾.格蘭迪(Dino Grandi)。他們指責墨索里尼與羅馬的國會議員走得太近。格蘭迪在波隆那是以暴力聞名的法西斯領導人,曾試圖趕墨索里尼下台。巴爾博這位頂著一頭散亂頭髮、身材削瘦的年輕人,是極受歡迎的一號人物,他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一直都是個勁敵。墨索里尼組建了聯合政府來予以還擊,將所有著名的法西斯分子都排除在外。他第一次以首相身分出現時,恐嚇充滿敵意的眾議院,奉承對他友好的參議院。更重要的是,他向他們保證自己會尊重憲法。大多數人聽到這句話,都安心地把權力雙手奉上,某些人甚至反過來懇求墨索里尼建立一個獨裁政府。15

  墨索里尼曾短暫現身國際舞台,他跑到洛桑(Lausanne)和倫敦去尋求潛在盟友。當他和隨行人員抵達維多利亞車站,受到凱旋般的歡迎,他們必須穿越「尖叫的人群,和閃瞎眼的攝影機鎂光燈」。他被媒體譽為義大利的克倫威爾(Cromwell)、義大利拿破崙、穿著黑衫的加里波第(Garibaldi),完全沉浸在向羅馬進軍的榮耀中。儘管他的國際形象日益壯大,但卻是直到十六年後,他才再次越過義大利的邊境。16

  國內很少有人見過這位統帥。墨索里尼渴望讓人民臣服於自己的魅力之下,他旋風式地造訪全國各地,不斷地暗訪村莊、聚集工人進行宣講,以及參加公共建設的開工典禮。他很快就擁有自己專屬的火車,並且要求在途經一大群人時放緩車速。他總是要在窗邊站定位,他跟他的管家解釋道:「他們應該都要有辦法看到我。」這位管家專門負責提醒他,群眾會聚集在哪一邊。最初這麼做只是為了政治需要,隨著時間過去,慢慢變成了一種強迫症。17

  墨索里尼對自己的對手小心翼翼,他立刻把自己最可靠的同謀之一派到內政部負責新聞工作,而內政部是統帥親自管理的部門。西薩爾.羅西(Cesare Rossi)的任務就是在新聞界宣揚法西斯主義,利用祕密資金贊助墨索里尼的出版物,並把獨立報紙拉進政府的管轄範圍。羅西同時還資助了一個祕密的法西斯武裝分子組織,負責消滅該政權的敵人。其中一個就是阿梅里戈.杜米尼(Amerigo Dumini),他是一位年輕的冒險家,人稱「統帥的殺手」。一九二四年六月,他和幾名同夥綁架了曾公開批評墨索里尼的社會黨領導人及副主席吉亞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他們用木匠的銼刀捅死了馬泰奧蒂,然後將他的屍體埋在羅馬郊外的溝渠裡。18

  馬泰奧蒂之死引發了廣大的反感聲浪,公眾輿論群起反對墨索里尼,現在他比任何時候都來得孤立。墨索里尼的追隨者受到議會和媒體的攻擊,他發表了一場演說試圖安撫人心,卻反而更加疏遠了這些追隨者。由於擔心群眾會轉而反對自己,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墨索里尼在眾議院發表了一場激烈的演講,終於拉開獨裁政治的序幕。他態度強硬地宣布,努力建立議會聯盟是徒勞的,他現在要走的是一條完全由法西斯統治的道路,甚至大膽宣稱,這所有發生的一切都由他一個人負責。「如果法西斯主義是一個犯罪組織,那我就是這個犯罪組織的頭目了。」他是那個撥亂反正的救主,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會用武力執行個人獨裁。19





  各種層級的恐嚇運動接踵而來,公民自由被踐踏。幾天之內,警察在法西斯民兵的幫助下,搜查數百間房屋,逮捕了反對派的成員。

  新聞界也被箝制。甚至早在墨索里尼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的演講之前,一九二四年七月就頒布了一項法令,賦予地方行政長官權力,可以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關閉任何出版單位。但是自由派的報紙仍然每天狂賣四百萬份,以十二倍的銷售量賣超過法西斯主義的報紙。其中有許多報社現在已遭關閉,任職的大多數具批判力的記者都遭到迫害。為確保國家的宣傳觸及所有人,警察專員被派去進駐仍允許經營的印刷廠。《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這個最重要的反對派報紙,被轉變成法西斯主義的報紙。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頒布的一項關於公共安全的嚴厲法律,詳列了會立即被警方查封的原因,其中包含「有損國家或當局聲譽」的文章。整個國家頓時變得神祕兮兮,電話線和郵件都被監控,街道也被黑衫人和便衣警察監視著。20

  幾次暗殺墨索里尼的行動,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一位名叫薇爾萊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的愛爾蘭貴族,向統帥開了一槍,擦破了他的鼻子。六個月後在慶祝進軍羅馬大遊行上,統帥又遭一名十五歲的男孩開槍。行凶的男孩馬上被法西斯主義者就地以私刑處死,令人懷疑這一事件的發生有政治目的。從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所有公民組織和政黨都歸國家管轄。結社自由被廢掉,即使是三、四人的小團體也被禁止。正如墨索里尼所宣稱的:「一切都在國家之內,沒有國家之外,一切都跟國家有關。」21

  一九二五年耶誕節前夕,墨索里尼順利登上新政府首腦的位子,被賦予完全的行政權力,不必再受議會的干預。某位外賓形容,他現在「在義大利可說是暢行無阻,就像一名獄卒,腰帶上繫著所有鑰匙,手裡握著左輪手槍,走在巨大監獄裡安靜又陰沉的走廊上」。22

  然而,墨索里尼也並非完全相信法西斯。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任命羅貝托.法連納齊為國家法西斯黨的祕書長,這個黨是目前國內唯一合法的組織。法連納齊開始約束法西斯的勢力,他摧毀黨機器,為墨索里尼主導的個人統治體系開闢了道路。數千名更為激進的黨員遭到清洗。雖然墨索里尼一九二二年時曾拒絕任命法西斯領導人進入聯合政府,但他現在靠著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地方官來控制國家。墨索里尼喜歡分而治之,確保黨內官員和國家官僚機構相互監督,把實質的權力留給自己。23

  當一些黨員被清洗,另一些黨員則開始奉承他們的領導人。法連納齊就是其中一員,他不遺餘力地推動主子的個人崇拜。一九二三年,當墨索里尼回到家鄉皮雷達皮奧(Predappio),當地的長官提議用一塊青銅牌匾來紀念他的出生地。兩年後,紀念碑落成由法連納齊揭幕,他宣布,每個黨員都應該到皮雷達皮奧來一趟宗教朝聖,向這位統帥「宣誓效忠」。24

  在意識到自己的生死取決於偉大獨裁者的神話時,其他的政黨領袖也加入了讚揚行列,把墨索里尼描繪成救世主,一個「近乎神聖」的奇蹟創造者。他們的命運與墨索里尼緊密相連,墨索里尼是唯一能夠團結法西斯主義的人。法西斯領袖如格蘭迪和法連納齊,彼此立場南轅北轍,卻可以在墨索里尼的統領之下合作。25

  法連納齊清洗了同黨的成員,一九二六年卻反被開除,被奧古斯托.圖拉蒂(Augusto Turati)取而代之。後者在法西斯運動早期,從記者變成軍隊的小隊長。圖拉蒂著手鞏固墨索里尼的個人崇拜,為確保所有人絕對服從統帥,他要求黨員做出效忠宣示。一九二七年,他寫了第一本教義書,書名是《革命與領袖》(A Revolution and a Leader),他在書中解釋道,儘管有個大議會,統帥仍是「唯一的領袖,擁有所有的權力」。他說,這是「一種精神、一種靈魂、一線光明、一種良知,在這種良知中,所有的弟兄都能找到自己,並認識自己:這便是墨索里尼的精神、良善與熱情所在」。一年之後,在一本關於法西斯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教科書序言中,他把革命與墨索里尼畫上等號,墨索里尼等同於國家,他寫道:「當整個國家走在法西斯主義道路上時,它的面貌、精神和信仰就與統帥融為一體。」26

  墨索里尼有時很討厭那些繞著他轉的狂熱崇拜,但事實上塑造這種結構的人正是他本人。他仔細研究了某些特定的手勢和姿勢,在投射自我形象方面,他堪稱藝術大師。他都在托洛尼亞別墅(Villa Torlonia)排演,那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別墅,坐落的區域幅員廣大,一九二五年成了他的住所。晚上,他會坐在放映室內一張舒服的椅子上,鑽研公開演講的眉眉角角。墨索里尼認為自己是義大利最偉大的演員。多年之後,當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訪問羅馬時,他整張臉都垮了下來,他完全不想讓任何人搶走他的鎂光燈。27

  他的節目表隨著時間改變。原本的他以皺眉怒容著稱,還備受追隨者法連納齊模仿,一九二八年時,他卻一改昔日的苦瓜臉,原來強硬的形象漸漸柔軟下來。下巴不再那麼僵硬,一九二二年最引人注目的那雙怒視的眼睛,也變得安詳許多,他的笑容現在看起來也和善許多。喬治.史洛肯曾言:「除了史達林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位歐洲領袖的表現像他一樣冷靜、沉著和自信。這是他多年來一直維持至高無上權威的結果。」28

  《義大利人民報》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一直是為墨索里尼服務的報紙,多年來,他一直在報紙上標榜自己是天生的領袖。一九二二年,他將編輯職務移交給弟弟阿諾德(Arnaldo)之後,報紙開始將統帥描述成「半神」。29

  一九二二年被任命為媒體負責人的西薩爾.羅西,在馬泰奧蒂遇刺身亡後,他不得不流亡出國,但他的部門卻繼續蓬勃發展。自一九二四年起,新聞處確保所有報紙都充滿對墨索里尼的好話,一位評論家稱之為「令人作嘔的頌揚」。他的演講內容被大量複印。黑衫軍的領導者之一巴爾博說:「義大利就像一份報紙,每日的第一頁都由墨索里尼撰寫。」30

  一九二五年,新聞處接管了盧斯電影資料館(Istituto Luce),一家專門製作和發行電影素材的機構。墨索里尼直接掌控它的運作,他在托洛尼亞別墅自己的放映室裡,事先看過並編輯新聞報導。幾年之內,從工人階級社區的破舊劇院,到家具鍍金、地毯華麗的電影宮,每一間電影院都被法律強制規定放映盧斯製作的新聞短片,主題就是墨索里尼。31

  盧斯電影資料館還印製了墨索里尼的肖像,放在相冊裡供他欣賞。在馬泰奧蒂遇刺事件之後,關於他的負面宣傳鬧得沸沸揚揚,這時照片成了關鍵,將墨索里尼的形象變得更有人情味。托洛尼亞別墅裡有他和家人的照片。攝影師以別墅的庭院當背景,拍攝這位統帥早上坐在馬鞍上的英姿,以及騎著馬跳過木柵欄的畫面。另外還有他參加賽車、跟小獅子一起打鬧、向人群演講、打麥或是拉小提琴的照片。他既是擊劍士,又是帆船運動員、游泳選手和飛行員。一九二九年法國記者亨利.貝侯(Henri Béraud)觀察道:「無論你看向何方,無論你走到何處,你都會發現這裡也墨索里尼,那裡也墨索里尼,滿地都是墨索里尼。」他出現在肖像畫上、獎章上、蝕刻版畫上,甚至肥皂上。他的名字點綴在報紙、書籍、牆壁和柵欄上。「墨索里尼無所不在,宛如神明,他從各個角度觀察著你,而你在每個角落都能看見他。」32

  一九二五年,在第一本英文版傳記中的墨索里尼也很有人情味。這本書名為《貝尼托.墨索里尼的一生》(The Life of Benito Mussolini),隔年出版義大利文版,書名改為《領袖》(Dux)。接下來又發行了十七個版本和十八種譯文本。這本書的作者是他之前的情婦瑪格麗塔.薩法第(Margherita Sarfatti),書中把墨索里尼的童年描繪得宛如神話。他是一名鐵匠的兒子,出生在某個星期天的下午兩點鐘,「八天前太陽已經進入了獅子座」。這個「非常淘氣,又愛惹麻煩的小男孩」,還沒學會走路就懂得指使別人。人們總是「臣服於他的魅力和他獨有的說服力」,他就是那種「天生就能獲得周遭人欽佩和熱愛的人」。他一九一七年受了傷,「他的肉體被箭刺穿,傷痕累累,鮮血淋漓」,但他依然溫柔地對著周圍的人微笑。這段受傷過程的描述讓他受到幾近宗教的崇拜。33

  儘管墨索里尼親自編輯了《領袖》這本書,但他其實更喜歡喬治歐.彼尼(Giorgio Pini)寫的官方版傳記,然而這本書護航得太過明顯,直到一九三九年才有翻譯版。彼尼寫的《墨索里尼傳》(Life of Mussolini)免費在學校發送,學生們也可以在課堂上讀到薩法第版本的長篇摘錄。還出現了專門寫給學童的法西斯主義教科書,皆在延續統帥的傳奇,墨索里尼勤勉不倦地在服務他的人民。一九二七年在教育部的大力背書之下,文森佐.德.蓋塔諾(Vincenzo de Gaetano)撰寫的《給年輕法西斯主義者的書》(Book for the Young Fascist)與墨索里尼推行的運動結合在一起:「只要提到法西斯主義,就一定要提到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源自於他,而他創造了法西斯主義,並且在其中注入了他的精神,賦予法西斯生命。」有些孩子把他的生平故事背得滾瓜爛熟。開篇第一句就定調了一切:「至高無上的統帥就是我的信仰,他是黑衫軍的創造者,在耶穌基督眼中,他也是唯一的救主。」所有學校的牆面都掛上標語,寫著「從墨索里尼到義大利的孩子」(From Mussolini to the Children of Italy);所有學童的寫字練習簿封面,都是他的肖像。34

  墨索里尼無時無刻不精細地調整自己的形象。因為全國人民都以為他從不睡覺,為了國家的福祉總是工作到凌晨,所以他就讓威尼斯宮(Palazzo Venezia)的辦公室保持燈火通明。威尼斯宮是羅馬教皇在十五世紀時建造的重要建築。這個國家的權力中心位在「地圖廳」(Sala del Mappamondo),一個約十八公尺乘十五公尺大的大廳空間。這裡幾乎沒有家具,墨索里尼的書桌在遠遠的角落,背對著窗戶。當訪客們被引導進門之後,必須橫越整個廳堂才能見到墨索里尼本人,而在那之前,他們會先被空間的氣勢給震懾住。

  墨索里尼的辦公室有個延伸出去的小陽台,他就站在上面向底下的人群講話。他字斟句酌地精心編排自己的演講,有時會將講稿記在腦袋裡,有時則是寫下來,一邊在「地圖廳」踱步,一邊排練。但他也會臨場發揮,根據現場群眾的情緒,改變講稿台詞以及調整自己的手勢。他用金屬般的嗓音,說著簡短又簡單的語句,聽起來像是鐵鎚在敲擊。他的記憶力之好令人津津樂道,不過他也會使用不同的策略來維持自己的聲譽,例如放入許多提問,或是把百科全書的內容抄來當自己的話。35

  無論是在托洛尼亞別墅還是在地圖廳,墨索里尼都有辦法讓前來的那一大堆民眾變成他的追隨者。每一天他都會吸引到一定人數的粉絲,像是「來自澳洲的教師、英國朋友的遠房親戚、美國商人、匈牙利的童子軍、來自遠東的詩人,無論是誰,只要是渴望走進這個尊榮之地的人,他都熱情地歡迎他們」。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記者佩西.威納(Percy Winner)相當精闢地評論道,多年來墨索里尼一直接見絡繹不絕的奉承者,完全不會因此覺得不耐煩,這就在在證明他喜愛奉承勝於真話。36

  這些接見是有戰略目的的,都是為了鞏固他國際強人的聲譽。國外對他推崇備至,壓制了國內對他的諸多批評。他煞費苦心地用他的魅力來愚弄外國記者和作家,得到的回報是產出大量頌揚他的文章和書籍,讓法西斯媒體拿去大肆報導。提出批評的外國記者則成了拒絕往來戶。

  他的辦公空間寬闊地令人望之肅然起敬,但一看到聲名如此顯赫的人那樣泰然自若,而且熱情地接待來客,讓人如釋重負。許多人離開時,還以為遇到了一位先知。常常僅是一抹微笑,就足以讓惶恐的來訪者放下心來。法國最富盛名的龔固爾文學獎(the Prix Goncourt)得主法國作家勒內.班傑曼(René Benjamin)就曾被現場的景況嚇了好大一跳,從門口到墨索里尼辦公桌前的這段路幾乎寸步難行,一見到墨索里尼立刻被他燦爛的笑容給征服了。同樣贏得龔固爾文學獎的另一名法國作家莫里斯.貝德爾(Maurice Bedel)曾用一整章的篇幅描繪統帥的笑容。他好奇地想:「這位被暴力命運挾持的半神,可曾停下來過,哪怕是短暫的片刻?」其他人則被他的雙眼給迷住了。詩人艾達.尼格里(Ada Negri)就認為他的雙眼很有「魔性」,但同時也注意到:「他有雙極其美麗的雙手,很具靈性,張開的時候像極了一對翅膀。」37

  一些偉大的領袖也來致敬。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就來訪兩次,稱墨索里尼為「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而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九三三年則稱其為「羅馬天才」,是「世上最偉大的立法者」。在眾多美國來訪者之中,墨索里尼就曾接待了媒體巨頭威廉.藍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紐約州州長艾爾.史密斯(Al Smith)、銀行家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W. Lamont)、未來的副總統候選人法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上校,以及波士頓紅衣大主教奧康內爾(William Cardinal O’Connell)。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在跟墨索里尼短暫會面後,稱他為「現代最偉大的天才」。38





  墨索里尼總是懷疑別人,他身邊不乏平庸的追隨者,他也很常汰換這些人。大多數資料顯示最糟糕的追隨者非史塔拉契(Achille Starace)莫屬,他阿諛奉承但缺乏幽默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時從圖拉蒂手中接過黨祕書長一職。某位追隨者曾抗議:「史塔拉契是個白痴。」「我知道,」墨索里尼不置可否,「但他是一個很聽話的白痴。」39

  史塔拉契是個狂熱分子,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讓整個黨更進一步地服從墨索里尼的意志。他首先剔除了不願服從命令的法西斯高層,然後招收新黨員。黨員人數從一九三一年的八十二萬五千人,成長到一九三六年的兩百多萬,足足增加了一倍多。許多新成員與其說是意識形態擁護者,不如說是投機者,相較於法西斯主義的教條,他們對自己事業的利益更感興趣。一九三九年一位評論家指出,讓這麼多普通百姓加入行列的結果是,這個黨的政治色彩褪色不少。「法西斯主義殺死了反法西斯和法西斯,」他指出,「法西斯的優勢,在於沒有法西斯主義者。」無論是在法西斯黨內還是黨外,對領導人的忠誠比對法西斯主義的信仰更至關重要,而且所有人都必須這麼做。在史塔拉契的領導下,雖然許多黨員並非法西斯主義者,卻很少有人不是墨索里尼的擁護者。40

  這讓墨索里尼更稱心如意了。他為自己的直覺、本能和純粹的意志力,而非單純的才智感到驕傲,並一再鄙視意識形態一致的世界觀。「我們不相信教條,也不應該拘泥於死板的方針來遏制和違抗不斷變化、充滿未知的複雜現實世界。」在位時只要有需要,他會毫不猶豫地改變方向。他無法發展出一套政治哲學,而且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被任何原則、道德、意識形態或其他東西所束縛。「行動,行動,繼續行動——這就是他所信奉的一切」,他的一位傳記作家如此寫道。41

  政治變成了個人的集體慶典。「墨索里尼永遠是正確的」是這個政權的座右銘。墨索里尼不僅是上天派來的,而且是天意的化身。每一個義大利人現在都要盲目服從。「相信、服從、戰鬥」這幾個大大的黑色字體就寫在建築物上、印在牆上,裝飾著全國各地。

  史塔拉契鼓勵所謂的法西斯主義風格,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深受影響。現在每一次的會議都是以「向統帥致敬」作為開場,原本的握手禮儀變成了伸出右臂的羅馬式敬禮。所有人都穿上了制服,甚至連嬰兒都穿著黑衣服擺姿勢拍照。一九三五年大議會(Grand Council)宣布星期六是「法西斯星期六」。每到這一天,孩子們都穿上黑色制服到當地政府報到,每個人肩上扛著玩具步槍,步伐一致地練習行軍。42

  大眾文化部(A Ministry of Popular Culture)取代了幾年前由西薩爾.羅西建立的新聞處。墨索里尼的女婿加利亞佐.齊亞諾(Galeazzo Ciano)接掌了新部門,這位能幹的年輕人仿效了德意志國(German Reich)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Ministry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的做法,每天向編輯們發布指示,詳細說明什麼內容應該提到,什麼則不准提到。在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下,新聞處的祕密基金也迅速膨脹。從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三年,全國各地的報紙上宣傳該政權與其領導人所花費的金額超過四億里拉(lire),當時大約相當於兩千萬美元。到了一九三九年,連墨索里尼的座右銘都出現在受資助的日報刊頭上。《編年史》(Cronaca Prealpina)援引了墨索里尼一九三○年五月在佛羅倫斯發表的演講,寫著「非友即敵」;《貝加莫之聲》(La Voce di Bergamo)則寫著:「勝利的祕密是服從」。一些外國出版社也收了義大利政府的補貼,例如法國第四大報《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就私下收受兩萬里拉。43

  祕密基金也曾贊助在藝術家、學者和作家身上。據估計,一九三四年共花了一百五十萬里拉,到了一九四二年增加到一億六千兩百萬里拉。其中一個收了資助的人是一位早期的追隨者阿斯維洛.葛維力(Asvero Gravelli),他於一九三八年出版了歌功頌德的傳記《解讀墨索里尼的精神》(Spiritual Interpretations of Mussolini)。「上帝和歷史都跟墨索里尼掛勾在一起,」葛維力大膽地寫道,並拒絕拿他跟拿破崙相提並論:「誰能比得上墨索里尼?答案是,沒有人。若將墨索里尼跟其他種族的政治家放在一起比較,就是在貶低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第一個新義大利人。」這位作者的努力回報是收到了七萬九千五百里拉的報酬。44

  圖拉蒂一九二六年的時候,開始將無線電用來作為宣傳工具,民眾可以定期聽到他的聲音透過無線電波傳來,其他的法西斯領導人,包括墨索里尼也聽得到。統帥本人則是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才首次上廣播,可惜訊號被干擾得很嚴重。一九二○年代的義大利還是個很貧窮且大半務農的國家,廣播還無法完全觸及大部分的平民百姓。一九三一年,全國只有十七萬六千名無線電用戶,他們大部分都住在都市。當老師們抱怨孩子們聽不到墨索里尼的聲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史塔拉契就在小學裡免費安裝了大約四萬台收音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賴於國家補貼,收音機用戶總數飆升至八十萬。然而,這個數字並不能反映廣播的影響範圍,因為城市廣場上安裝了擴音器,到了一九三○年代中期,墨索里尼的演講已迴響在全國各個角落。45

  墨索里尼本人也發展出無所不在的天賦。一九二九年,他第一次走進皇家大廳(Royal Hall),那是一間位在威尼斯宮的大禮堂,專門舉辦大型會議。他走上舞台測試,像個舞台總監一般環視了一下整個空間,覺得舞台太低了,他說「這樣坐在後面的人很難看得到我」,並且下令將舞台墊高。這類的命令在不同場合都出現過,頻繁到讓他的屬下數不清,最後到底為了他們的主子修改了多少個講台。46

  一九三二年,一條四線道的林蔭大道從羅馬競技場(Colosseum)穿過市中心,直通威尼斯宮,為他在陽台上的演講創造了一個巨大的露天空間,吸引了更多的群眾。任何一個義大利人都可以到羅馬見證和傾聽統帥的演講,這個設計理念也成為他傳奇的一部分。一位七十一歲的農民博托洛.佩蘭達(Bortolo Pelanda)從貝盧諾.韋羅內塞(Belluno Veronese)徒步五百公里來到羅馬,實現他聆聽墨索里尼講話的夢想。據報紙報導,還有一位名叫阿圖羅.里茲(Arturo Rizzi)的人,用兩輛腳踏車打造出一個奇妙的玩意兒,從杜林(Turin)載著他一家八口到羅馬去。47

  進軍羅馬之後,墨索里尼開始周遊全國,漸漸地這個儀式變得越來越頻繁,尤其是在一九三二年他宣布了「走向人民」(Going to the People)的政策之後。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是經過精心安排。那一天,學校和商店都會關閉,從鄰近地區招募法西斯青年和黨的運動人士,包車整輛整輛地湧入廣場。他們事先都已講好,聽到命令就歡呼、喊口號和鼓掌。普通市民一大早就收到一張粉紅色的卡片,命令他們要參加這個活動。不遵守規定可能會被罰款或判刑。人群中混有便衣警察,確保每個人都守規矩。48

  更誇張的是,人們被迫枯等,有時一等就是幾個小時,從中午等到黃昏。即使墨索里尼還遠在天邊,成千上萬的人還是緊緊相依,拉長著脖子,熱切地期待著統帥的出現。通常統帥只在暮色降臨後才上台發言。巨大的探照燈打亮陽台,人群中出現火把,附近的建築物也燃起篝火。在如此戲劇化的氛圍中,兩名身穿制服的警衛走上前在陽台的兩邊站定位,群眾開始鼓掌。喇叭吹響時,當地的黨書記走到陽台前高喊:「法西斯!向統帥致敬!」當墨索里尼終於面帶著微笑出現在眾人面前,人群的情緒頓時沸騰起來,在一陣歡聲雷動中,等待許久所累積的壓力也隨之釋放開來。49

  熱情的媒體報導了每一次的訪問,重要的演講則由盧斯電影資料館錄製,並在全國各地的電影院播映。觀眾是精心挑選過的,他們先從銀幕上觀看整場儀式,確切知道如何應對這類場面。城市之間相互競爭討好當局政府,搶著要以更熱情、更歡樂的方式來接待統帥。在深受統帥喜愛的城市米蘭,人們為他的公開演講搭建了巨大的臨時陽台,上面裝飾著紙雕雄鷹。50

  當局辦過最偉大的慶祝活動,應該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幕的法西斯革命展(Mostra della Rivoluzione)了,這場展覽是為了紀念進軍羅馬十週年。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大約有四百萬名遊客湧入展覽宮(Palazzo delle Esposizione),黨員享有入場優惠。墨索里尼是這個展覽的中心人物,展覽按時間順序安排,紀念法西斯革命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策展人迪諾.阿爾菲里(Dino Alfieri)解釋道,這場革命「與墨索里尼的思想和意志密不可分」。展覽的壓軸是獻給統帥的展間T(Room T)*,他的手稿和私人物品都謹慎地陳列在玻璃櫥窗中。其中有一條手帕上的血跡仍依稀可見,那正是一九二六年四月薇爾萊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企圖刺殺他時留下的血漬。這裡還模擬還原了他在《義大利人民報》報社的辦公室,讓參觀者可以更了解他們的領導人。51

  除了展間T,另一個朝聖地是統帥的出生地。一九二五年,黨祕書長羅貝托.法連納齊長途跋涉到皮雷達皮奧去宣誓效忠統帥。七年後,法西斯革命十週年之際,史塔拉契將這個中世紀的小村莊變成了一個舉國歡慶的地方,從墨索里尼的個人崇拜中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城鎮。「從最卑微的人到至高無上的陛下」,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都向這位出生自皮雷達皮奧的領袖致敬,日復一日,成千上萬的朝聖者組織起來或搭乘公車或獨自,有時或步行或騎腳踏車,安安靜靜地走過統帥的家,到他的家族墓穴前鞠躬行禮。他的母親羅莎.馬爾托尼(Rosa Maltoni)被比擬成聖母瑪利亞,在聖羅莎教堂(church of Santa Rosa)裡供人景仰。他的父親被譽為革命英雄,在皮雷達皮奧以外的地方,許多學校、醫院、橋梁和教堂都是以墨索里尼父母的名字命名。52

  墨索里尼不僅收到成千上萬封信件、接見了成千上萬名訪客,還收到了各行各業人民的禮物。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圖拉蒂就下令禁止黨員再捐款給他們的領袖,但仍無法阻止來自黨外崇拜者的心意。美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亦是羅馬的終身居民亨麗耶塔.陶爾(Henrietta Tower),在一九三三年去世的時候遺贈了一棟別墅,裡頭收藏了三千件藝術品,像是陶瓷、掛毯、紡織品和繪畫。她此舉絕非特例,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九年間,墨索里尼就獲贈了三座城堡和七座大莊園,墨索里尼代表國家接受了美意。作家、攝影師、畫家和雕刻家發揮才華創作,將他們的作品寄給統帥,有蠟筆肖像畫和刺繡的半身像。部分作品陳列在托洛尼亞別墅。儘管國家費盡心思阻止老百姓,他們還是每天前仆後繼地向統帥獻上新鮮的農產品。光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這一天,就銷毀了幾十公斤的水果、糖果、餅乾、義大利麵和番茄。53





  從羅馬競技場通往威尼斯宮的林蔭大道,將墨索里尼的陽台變成法西斯勢力的象徵中心,但也同時將統帥與古羅馬直接聯繫起來。這條帝國廣場大道(Via dei Fori Imperiale)筆直地切過該城最著名考古遺跡挖掘區,兩側曾出土巨大的羅馬將軍青銅雕像。

  法西斯的圖騰「束棒」(拉丁語是fasces,音譯即法西斯,義大利語是fasci)源自於古羅馬,是一捆綁在一起的棒子,中間包著一隻斧頭。它不僅象徵著團結的力量,也象徵著昔日輝煌的羅馬帝國的復興。就像德國的納粹符號一樣,這個符號被雕刻在建築物、燈具、噴泉、台階,甚至人孔蓋上。法西斯兵團的階層和陣型都是依據羅馬模式組織,比如羅馬式敬禮,還有一九三五年之後出現的羅馬式踏步。墨索里尼甚至在卡比托利歐博物館(Capitol)展示了一隻羅馬狼。*勞動節不再是五月一日,而是在羅馬的建國日四月二十一日。墨索里尼解釋道:「羅馬式的問候語、歌曲、儀式、週年紀念之類的東西,對煽動讓運動持續下去的熱情之火是必不可少的。在古羅馬就是如此。」54

  墨索里尼不僅在首都留下自己的印記,還著手建設「墨索里尼的羅馬」,這將會是一個讓人回想起帝國光輝歲月的都會區。他在一九二六年宣布:「羅馬必須像奇蹟一般地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要像奧古斯都帝國時代那樣地宏偉、有序、強大。」他認為奧古斯都皇帝之後的世紀是「頹廢的」(decadent)。為了建造新的帝國中心,舊首都整個中世紀街區將拆掉,改建成現代法西斯主義的建築。墨索里尼希望人們記得,他就是那位重建了羅馬的「最偉大的破壞者」。儘管這個城市有十五座教堂和數百座建築被夷為了平地,他的宏大誓言卻始終沒有實現。55

  為了擴大權力和聲望,墨索里尼的羅馬必須要再擴大一倍。首都以南約六百平方公里的沼澤被抽乾,變成農田移交給窮人,還建造了新公路。利托里亞(Littoria)這座城市以羅馬時代手持束棒的扈從(lictor)為名,一九三一年由統帥打造而成。隨後幾個城市也變成了模範樣板,個個都建有市政廳、教堂、郵局和法西斯黨總部,建築物沿著街道向廣場外輻射出去。

  就像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把疆域範圍伸向海洋一樣,統帥也籌畫了「羅馬帝國的新度假勝地」(Roma al Mare),與一九四二年預計舉辦的萬國博覽會有關。在萬國博覽會的中心,有一座六十八公尺高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外表覆蓋著白色的大理石,名為「方形競技場」(Square Colosseum),向古老的羅馬地標致敬。

  但是,新帝國如何擴展到海洋的另一邊呢?固然它的殖民地已經擴及到利比亞(Libya)、的黎波里(Tripoli)與索馬利蘭(Somaliland),但這些地方是前政權所征服的,被墨索里尼批評為軟弱和腐敗的政權。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帝王,這位建立新羅馬帝國的現代凱撒必須繼續擴張版圖。另一個原因跟一九三三年上台的希特勒(Adolf Hitler)一樣,墨索里尼也曾試圖與法國和英國對戰,而且也同樣認為發動戰爭的必要條件是先擁有殖民地。

  在尋求聲望的過程中,墨索里尼曾在一九二九年指揮了一場針對利比亞叛亂分子的野蠻戰爭。在其北非殖民地的沿海地區昔蘭尼加(Cyrenaica),軍方以化學武器和大規模處決實行恐怖統治,消滅了當地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十萬名貝都因人(Bedouins)被驅逐,他們的土地落入義大利移民手中。國內的媒體聽話地掩蓋了戰爭的恐怖行徑,一致讚揚墨索里尼將野蠻了幾個世紀的利比亞帶回文明的懷抱。56

  墨索里尼一九三一年開始為戰爭做準備,並要將領們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準備好。第二年,他解雇了格蘭迪,自己接管外交部。一九三三年十月,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統帥又加快了重新武裝國家的步伐。他撤換掉巴爾博後,先是接管陸軍部,然後拿下海軍部和空軍部。現在除了財政部之外,所有政府的權力都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墨索里尼堅信自己是命定之人,是拿破崙和凱撒的合體,是天賜的領袖,將重塑現代世界。





  他自己也開始相信這個政權的最高原則:「墨索里尼永遠是正確的。」他身邊圍繞著眾多的馬屁精,更是讓他執迷不悟。57

  為了備戰,墨索里尼希望國內的經濟能達到自給自足。統帥展開了一個又一個經濟運動,所有人都行動起來。例如為追求糧食自給自足、對抗糧食進口,而發起「糧食之戰」(Battle for Grain),墨索里尼還在脫穀機前合照。另外還有里拉之戰(Battle for the Lira)、土地之戰(Battle for Land)、生育之戰(Battle of Births),以及除蟲大戰(War on Flies)。58

  義大利在非洲之角已經有兩個殖民地,在征服衣索比亞(Ethiopia)之後,又把厄利垂亞(Eritrea)與索馬利亞(Somalia)的領土連起來,完成了墨索里尼一統「義屬東非」(Italian East Africa)的夢想,數百萬的義大利移民將在當地開採黃金、鑽石、銅、鐵、煤炭和石油,供他建立自己的帝國,統治整個大陸。他還希望抹去義大利曾在當地留下的國恥。一八九六年孟尼利克國王(Emperor Menelik)在阿杜瓦(Adwa)重挫了義大利軍隊,這個恥辱依然隱隱作痛。

  墨索里尼在決定開戰之前,除了國王之外,沒有跟任何人商量。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在與衣索比亞發生邊境小衝突的一年後,教堂鐘聲與汽笛聲將各地人民召集到城鎮的廣場上一起聽廣播,他們的領袖正在發表開戰宣言。這份召集令還是史塔拉契精心準備的。據估計,約有兩千七百萬人參與了這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作秀集會。59

  然而,戰爭的經費和軍事資源卻嚴重不足。墨索里尼將他的將軍們排擠到權力中心之外,自己接管了總指揮,然而他所施行的戰略是會害人命的。墨索里尼竟然下令對戰場上的軍人與平民使用數百噸的芥子毒氣。希特勒和史達林實行恐怖統治的前兆,同樣都是工業化的殺戮再加上猖狂的暴行。這一次,衣索比亞人就經歷了在挖好的坑前被斬首或處決的慘劇。當時刺殺魯道夫.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將軍的行動失敗,後來占領軍僅僅三天內就在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殺害了兩萬人。嬰兒被輾碎、孕婦被開腸破肚,許多家族整個被滅門,人們被槍殺、焚燒、用棍棒毆打或刺死。有一家報紙將征服者格拉齊亞尼比作漢尼拔(Hannibal)*時,墨索里尼對此怒不可遏,因為他認為,只有他才能與古羅馬時代的巨人相提並論。一九三五年末至一九三八年間,至少有二十五萬人在衣索比亞的戰爭中殞命。60

  政府的宣傳機器絕口不提自己施行的所有暴行,將這場戰爭描述成是去解放衣索比亞人,為封建種姓制度的受害者帶來自由和文明。當局再一次發放祕密補貼,用於國內外宣傳,有國外記者拿了數千美元造訪阿迪斯阿貝巴,在他們的旅程中做正面報導。61

  義大利王國現在是一個帝國了,矮小的國王維克多.艾曼紐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升格為皇帝,墨索里尼被封為帝國的締造者。在羅馬時代,打勝仗的那一方都會從新征服的領土帶回戰利品。一座重達一百六十噸、可追溯至西元四世紀的阿克蘇姆(Axum)方尖石碑就這樣被運回羅馬,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為紀念進軍羅馬十五週年,在馬克西穆斯競技場(Circus Maximus)揭幕。墨索里尼比照皇帝的規格,也擁有了自己的廣場,名叫墨索里尼廣場(Foro Mussolini),這是為慶祝征服衣索比亞而建造的,上面鑲著描繪坦克車和戰機的馬賽克圖騰。還有其他的紀念標誌遍及整個帝國,像是為了「為子孫後代記錄下帝國的建立」,在一座俯瞰義大利中部佛羅峽谷(Furlo Gorge)的岩石上雕刻著一尊一百五十公尺的墨索里尼雕像。62

  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墨索里尼在他的陽台上宣布帝國成功併吞衣索比亞,群眾興奮地為之瘋狂。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指出:「這大概是第一次,他享受到整個義大利民族五體投地的欽佩和支持。」但這也是這顆巨星閃耀的最後一天,殞落的時刻不遠矣。63

  國內所有人都樂見帝國榮景,但這卻傷及了與法國和英國的關係。國際聯盟譴責義大利,進一步孤立墨索里尼,使得他轉去與德國和好。墨索里尼最初不是很信任希特勒,他視對方為競爭對手。一九三四年六月,身為德國總理的希特勒前往威尼斯首次會晤了墨索里尼,這位統帥身穿全套軍裝在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向歡呼的人群發表演說,可說是搶盡風頭。希特勒穿著一件寬鬆的黃色外套和一雙漆皮皮鞋,臉色蒼白、局促不安,在鄰近皇宮的陽台上,看到這位領袖如此深受人民愛戴,他感到相當著迷。納粹黨的思想領袖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說:「(希特勒)他認為義大利群眾對墨索里尼的愛戴之心是真誠無疑的。」這是希特勒第一次出國,他覺得自己狼狽不堪,表現糟透了。64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國際社會廣泛譴責衣索比亞戰爭的聲浪下,統帥前往了柏林。希特勒傾全力給予他的客人應有的尊重,這一次反而是墨索里尼對這位東道主產生了敬畏之情。近百萬人從各地搭乘特別開出的火車前來為墨索里尼喝采,他們盡忠職守地塞滿首都街頭。大批便衣警察穿梭在人群中,還有警犬在背後潛伏著。統帥「很明顯陶醉於如此壯觀的權力展現,完全被眼前這位盡情揮灑手中權力的男人給迷住了」。風水輪流轉,墨索里尼不再是充滿活力、生氣勃勃,讓人印象深刻的那一方。英國駐柏林的一等祕書觀察道,墨索里尼的外型整個走樣,「他又胖又禿,一副放蕩頹廢的羅馬皇帝樣子」。65

  墨索里尼和他的黑衫軍革命曾經為希特勒帶來許多啟發,但現在這位大師卻開始仿效他的徒弟。從柏林回來幾個月後,他甚至沒有諮詢大議會就加入德國與日本的行列,簽訂了反共的三邊協定。這項協定促使墨索里尼背叛奧地利,後來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兵占領。希特勒曾向包括統帥在內的所有人保證不會動捷克一根寒毛,之後卻又派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這對墨索里尼的聲望無疑是個打擊,畢竟他曾很有把握地告訴他的部長們不會有吞併行動發生。他怒斥:「每次希特勒入侵一個國家,都會第一時間通知我。」他也完全清楚人民對自己有多深的敵意,有人嘲諷他是希特勒在義大利區的區長,這讓墨索里尼怒不可抑。66

  墨索里尼很快又恢復了鎮定,當時納粹德國的領土已一路向南延伸到義大利邊境,他為了追上他的盟友,決定入侵阿爾巴尼亞(Albania)。但最後義大利雖然名義上控制了阿爾巴尼亞,墨索里尼還是出了個大糗。墨索里尼相信希特勒成功的祕訣在於靠自己主導戰略而非靠他的將軍,所以墨索里尼幾乎懶得向遠征部隊指揮官匯報。這次混亂的入侵與其說是受到希特勒的啟發,不如說其實正暴露了墨索里尼的軍隊是多麼缺乏準備和裝備。67

  這兩大國祕密同意準備未來在歐洲發動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五月,與德國的同盟進一步擴大成「鋼鐵公約」(Pact of Steel)。希特勒曾答應三年內避免敵對行動,這給了墨索里尼時間,可以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三個月後,德國入侵波蘭。時任外交部長的齊亞諾,是眾多意識到墨索里尼正在把他的國家拖入深淵的人之一。「我必須戰到最後一刻。否則國家將會毀滅,法西斯會毀滅,統帥本人也會毀滅。」68

  墨索里尼現在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沒能讓他的國家為一場全面戰爭做好準備,但同時又將自己跟希特勒綁在一起。他跟他柏林的夥伴吹噓說有一百五十師共一千兩百萬名後備士兵,實際上卻只有十個師可以用,而且裝備老舊。墨索里尼出乎意料地是個優柔寡斷的人,他外表看似自信十足意志力兼具,內心卻在痛苦掙扎,他改變主意,甚至暗自希望德國人被打敗。但是一九四○年年初,他卻開始相信希特勒會贏。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上寫道:「墨索里尼之所以越來越迷戀希特勒,主因是元首所締造的軍事成就,而這正是他唯一重視且渴望的東西。」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墨索里尼向同盟國宣戰。69

  近二十年來,墨索里尼一直在鼓吹自己是唯一可以被信任的人,而且不會做錯事。他利用人民對領袖的崇拜來貶低他的競爭對手,確保法西斯黨內的潛在對手不會來跟他搶鎂光燈。最後留下來的人都一致對統帥忠心耿耿,馬屁精們爭先恐後地讚揚統帥的才華。他們對他撒謊,一如他也對他們撒謊。但最重要的是,墨索里尼欺騙了自己。他被圍困在自己的世界觀中,用他的傳記作者倫佐.德.菲利斯(Renzo de Felice)的話來說,他成了「自己神話的奴隸」。他清楚他周圍都是來拍馬屁的人,這些人不會透露任何會激怒他的消息。他不相信任何人,沒有真正的朋友,也沒有可以實話實說的可靠夥伴。隨著時間流逝,墨索里尼把自己與他人隔開來,成了威尼斯宮的囚徒。70

  墨索里尼獨自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但不滿足於此,他想要控制一切,卻顯然沒有排優先順序的意識。他的貼身男僕寫道,他的獨裁統治延伸到「燃料發動機、硼砂、腳踏車輪圈、拉丁文翻譯、照相機、鏡子、電燈和礦泉水」。任何大小事他都要插手。戰爭中期,他還抽空把一本婦女雜誌的封面顏色從紫色改為棕色。一九三九年一月,歐洲正走向戰爭,他的女婿在威尼斯宮前視察軍隊的閱兵彩排。「統帥常常站到他的辦公室窗戶邊,躲在藍色的窗簾後面,花上半小時來觀察各個單位的活動。就是他下令要同時打鼓和吹喇叭,樂團指揮用的指揮棒是他挑選的,他還親自教人指揮動作,改變指揮棒的比例和設計。他堅信,在軍隊中也是形式決定了內容。」71

  最後的下場是,義大利備戰不足。墨索里尼領導的經濟自給自足運動在宣傳方面取得了成功,卻讓國家在戰爭開始之前就面臨鋼鐵產量下降,每年還必須進口數百萬噸的煤炭。「糧食之戰」雖然增加了穀物的產量,卻使國內更仰賴進口化肥。儘管史塔拉契已經下令每個人都要穿上軍服,但能提供給士兵的制服數量太少,他們之中許多人的裝備還是陳舊的武器。為了轉移人民對墨索里尼的責怪,史塔拉契自己也被解僱了,就跟其他無數個替罪羔羊一樣,包括許多軍隊高層官員。墨索里尼一人身兼許多職位,甚至擔任空軍部長,卻不知道他的飛機有多過時。他沒有軍事預算,主要軍官也所託非人。72

  一九三○年代中期是墨索里尼最輝煌的時候,他看起來是真的很受歡迎。墨索里尼似乎對所有人都施了某種魔法,許多外國的遊客甚至後來的一些歷史學家,都對他很著迷。因為個人崇拜要求的是對領袖的忠誠,而不是對某一特定政治理念的信仰,所以刻意弄得很淺薄,因為這樣才能夠涵蓋盡可能多的人。人民必須定期在公共廣場上集會,並且為墨索里尼喝采。73

  許多人甚至用幫統帥說話的方式來批評當地法西斯分子的暴行。「要是統帥知道的話」(se lo sapesse il Duce!)就是很常被掛在嘴上的話。人們對法西斯黨感到越挫折或越憤怒,他們就越把墨索里尼描繪成一個無可指責的領導人,因為他要麼是被人蒙在鼓裡而對事實一無所知,要麼是幕僚給他出錯主意。74

  這種個人崇拜也帶有迷信和魔幻的色彩。在這樣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的國家,人們對墨索里尼投射了如基督教般虔誠和崇拜的情感。當時有聖地、聖像、朝聖之旅,甚至還有「治癒之握」——讓統帥碰一下就能治癒病痛。他的照片有時會被當作護身符,隨身攜帶可以帶來好運;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的是一位天賜之人,而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75

  但事實上,人民別無選擇。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埃米利奧.盧蘇(Emilio Lussu)一九三六年曾指出,政權要求人民表現出認同,黑衫軍就手持棍棒去要求人民實踐。當墨索里尼發表演說時,警察命令民眾為他歡呼,「宛如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營造出公共場所充滿狂喜人群的景象,讓報紙有照片可以刊」。76

  表面上看起來忠貞不二是必要的,幾年之後,大多數人對此駕輕就熟。墨索里尼是一位一流的演員,他的幕僚是偉大的表演者,而整個國家是一場精心排練的演出。誰要是破壞角色,就會遭致嚴厲的懲罰。一九二五年馬泰奧蒂事件後,這個國家成了極權主義的警察國家,到了一九三○年代中期,當局有了更大的權力,不遺餘力地對民眾進行監控。政治警察部門(簡稱「政警」〔PolPol〕)與反法西斯思想防治懲戒組織(Organisation for Vigilance and Repression of Anti-Fascism, Ovra)攜手合作監控社會,被人民稱為「章魚」(piovra),它的觸角伸向四面八方。另外還有正規的國家警察和當地的憲兵,兩者都隸屬於軍隊;以及鐵路、公路、郵政、電報電話服務,與港口森林等五支特種兵。首都有一個都市民兵組織,有約一萬兩千名便衣特工負責巡邏。此外,忌妒的鄰居、眼紅的同事,甚至是同一個家族心懷不滿的人都可以呈報可疑的談話,所以很少有人敢在三個以上的人面前公開說話。一位觀察家說,義大利是一個「注定狂熱的囚犯國度」。77

  儘管警察國家的力量十分強大,到了一九三九年,人們對這位領導人的熱情卻消退了。地下報紙的發行量不斷增加,有些顯然是右翼干涉主義報紙《義大利人民報》自己印刷的。統帥的可信度受到了攻擊。一名法西斯追隨者認為,該政權最多只代表三萬人。來自羅馬的一份報告稱,沒有人再相信遊行,而國際聯盟實施的經濟制裁導致商品貨架空無一物,也讓人民感到不滿。電影院播放的新聞短片不再讓人肅然起敬,觀眾們利用現場黑暗的掩護發出噓聲或肆無忌憚的笑聲。為了紀念墨索里尼而四處可見的字母M,被人們取笑說是代表著苦難(misery)。78

  墨索里尼經由特勤組織很清楚知道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他意識到必須在戰爭中迅速取得一連串勝利,顯示自己的光環仍閃耀著光芒。一九四○年六月,他向法國和英國宣戰,準備好賭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他的女婿寫道:「願上帝保佑義大利。」79





  一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凌晨,義大利軍隊越過了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邊境入侵希臘。由於柏林入侵波蘭、荷蘭和法國時也沒有事先通知墨索里尼,統帥認為他要反過來給希特勒一個驚喜。連墨索里尼手下的幕僚也被蒙在鼓裡,時任的陸軍參謀長格拉齊亞尼竟是透過無線電才聽說入侵的消息。然而義大利軍隊並沒有如期進行閃電戰,反而深陷惡劣的天氣,在幾週內就被趕回阿爾巴尼亞。支持希臘的英國出兵干預,摧毀了義大利一半的戰艦。

  十一月十八日,墨索里尼態度強硬地宣稱:「我們將擊垮希臘。」威尼斯宮外面的人群皆盡忠職守地在歡呼。這席話被義大利大眾文化部門(Ministry of Popular Culture)廣為傳播,以七種語言在電台放送。但許多義大利人並不相信自己的統帥,反而轉去向英國廣播電台求證,以便了解自己國內的實況。在接下來的三年裡,當局花了大約六千萬里拉在打擊倫敦的地下電台,然而成效甚微。80

  墨索里尼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救,一九四一年四月,希特勒拯救了他。幾個禮拜的時間,德國推進巴爾幹半島(Balkans),抵達希臘首都雅典(Athens)。義大利則為此付出了代價:許多軍事專家、經濟顧問和祕密特工如今遍及義大利各地,滲透義大利國家事務的各個層面。這位鐵腕獨裁者如今淪為附庸。齊亞諾痛苦地在日記中吐露道:「我們從來就沒被當作夥伴,而是永遠的奴隸。」81

  統帥無論將他的士兵派駐到哪裡都遭遇挫敗。一九四○年九月,第十軍團穿越利比亞沙漠入侵了埃及,幾個月後被英國軍隊擊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義大利軍隊在古老帝都貢達(Gondar)作困獸之鬥,最後仍被盟軍與前來支援的衣索比亞非正規軍所擊敗。墨索里尼派遣了一支軍隊到東線去協助對抗蘇聯,結果也是損失慘重。到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墨索里尼變得身心俱疲,飽受疾病與孤立的折磨,他的光環不再而感到徹底失望。他身邊一位密切往來的人發現,他「臉色發灰、臉頰凹陷,雙眼困惑而疲憊,嘴角透露著一絲苦澀」。82

  那個曾經上天下地無處不在的人,開始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不再公開露面。這個曾經被喻為「世界上拍過最多照片的人」,這六個月來沒有再發布一張新照片,同時他也不再發表任何談話。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為紀念義大利參戰一週年他曾短暫露面,但此後的十八個月裡,沒有再說過一句話。83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墨索里尼打破沉默,證明他還活著。但這一切為時已晚,無足輕重。人們竊竊私語道,他的聲音變了,他的演講內容也很膚淺,他似乎不再如昔日般叱吒風雲、呼風喚雨,反而更像一個受狂妄驅使的領導人正帶著他的國家走向毀滅。演講內容非但沒有讓人激起對敵人的仇恨,反而讓人開始反對他。84

  打從一開始,墨索里尼就必須跟國王和教皇爭奪義大利人民的忠誠。墨索里尼的肖像隨處可見,但能出現在郵票和硬幣上的是國王。墨索里尼只是政府首腦,國王則是一國之首。儘管法西斯主義試圖仿效宗教,但贏得數百萬羅馬天主教徒忠誠的是教皇。

  一九四○年,在墨索里尼宣戰的十天後,同盟國開始轟炸義大利,先出手的是英國,然後是美國。義大利幾乎每個城市都成了攻擊目標。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盟軍的飛機第一次瞄準首都。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穿著骯髒的白色長袍探訪災區,身邊圍繞著虔誠的區民,然而,墨索里尼卻繼續躲在自己的宮殿裡。85

  幾個月來,人們一直指責墨索里尼為國家帶來毀滅和苦難。墨索里尼背叛了義大利,他是一個罪犯、殺人犯、一個嗜血的暴君。有人私下詛咒他,也有人高呼要他去死。86

  國王給了墨索里尼最後一擊。當刺鼻的硝煙仍在羅馬上空盤旋時,大議會對他們的領袖投下反對票。隔日,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維克多.艾曼紐三世逮捕了墨索里尼。那些曾經誓死保護墨索里尼的黨員,沒有一個人出來反抗。許多法西斯高層,如史塔拉契,立刻轉去討好阿迪斯阿貝巴第一任公爵兼政府新領袖巴多格里奧(Pietro Badoglio)。87

  歷史學家埃米里歐.金帝雷(Emilio Gentile)在十年前就曾指出,一個可能會犯錯的神「有多麼受到信徒愛戴,之後注定會被信徒以同樣的力道廢黜與褻瀆」。墨索里尼被捕的那天,義大利許多地區都有憤怒的群眾衝入當地的黨部,將這位獨裁者肖像、半身像和畫像扔出窗外。88

  儘管如此,還有一個人並未棄墨索里尼於不顧。眼見親密盟友如此難堪地垮台,希特勒認為這會對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形象造成威脅,他便組織了一場大膽的營救行動,派一群突擊隊員去解救他,帶他飛往自由。一週前,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義大利簽署了停戰協定,促使德國軍隊接管了這個因戰爭變得支離破碎的國家。他們將墨索里尼安置在薩羅(Salò),負責領導一個新政權——義大利社會共和國(Italian Social Republic)。墨索里尼最重要的功績,是處決大議會最後一次會議上投票反對他的法西斯高層官員。他的女婿齊亞諾被綁在椅子上,背部中彈而亡。

  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接受德國大使館新聞專員的妻子瑪德琳.莫里爾(Madeleine Mollier)採訪時,墨索里尼似乎顯得聽天由命,稱自己「只不過是一具屍體」。「是的,夫人,我玩完了。我的星芒殞落了,」他繼續說道,「我等待著悲劇的結束,奇怪的是,我與一切都脫節了,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演員,而是最後一個觀眾。」幾個月後,他被反法西斯游擊隊逮捕,一切都落幕了。他和幾個追隨者,包括他的情婦克拉拉.貝塔奇(Clara Petacci)全被就地槍決。隔天早晨,他們的屍體被塞進一輛貨車載往米蘭,然後倒掛在一枝大梁上示眾。史塔拉契不久後也落網,他被帶去見統帥的屍體一面,接著被處決,並且被綁在他稱之為神的男人旁邊。89

  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人們唱著明顯在諷刺法西斯的讚美歌,鑿掉過去刻在全國建築和紀念碑上獨裁統治的符號,砸碎這位前領袖的雕像。在個人崇拜的影響下,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罪魁禍首就是墨索里尼一個人,雖說不意外,但仍是相當矛盾。一九四○年十二月,邱吉爾說:「都是那個人的錯啊,不然要怪誰?」一筆勾銷了所有法西斯分子該負的責任。90





* 譯注:一九○五—一九九○,瑞典國寶級電影演員。



* 譯注:又稱「墨索里尼之廳」(Hall of Mussolini),完全由新聞工作者里奧.朗納西(Leo Longanesi)所設計,呈現出這個偉大如天神的領袖仍有很人性的一面,這亦是墨索里尼個人崇拜的重要一環。



* 譯注:即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母狼乳嬰青銅雕像(Capitoline Wolf),源自於著名的羅馬神話故事,一對遭母親拋棄的雙胞胎兄弟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被一隻母狼哺育養大,相傳羅馬就是由這對雙胞胎所建立的。這個雕像如今亦成了羅馬的重要標誌。



* 譯注:西元前二四七—前一八三,北非古國迦太基著名軍事家,曾統領軍隊對抗羅馬人。





第二章





HITLER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德軍正在轟炸莫斯科的日子,那天的晚宴上,希特勒跟他的客人說道:「某次我和他一起走在鮑格才別墅(Villa Borghese)的花園裡,他的輪廓讓我想起某個羅馬半身像,我突然意識到,他就是某個凱撒。」他認為,統帥進軍羅馬是歷史的轉捩點,「沒有黑衫軍,褐衫軍可能就不會存在」。01

  二十年前,納粹黨剛成立之初,黨員不到一萬名。一九二二年,納粹黨對進軍羅馬的消息感到相當振奮,在十一月三日時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譽為「德國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他的人民面前自稱「統帥」,納粹黨也比照辦理,黨員現在也開始稱希特勒「元首」(Führer)。02

  僅僅三年前,希特勒才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館發表他第一次的政治演講,幾乎沒人預料他會掌權。年輕時候的他,曾希望成為維也納的藝術家,但被美術學院拒絕了兩次。他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什麼書都讀,而且熱愛歌劇和建築。

  一九一四年,無法進入奧匈帝國軍隊服役的他,轉而設法投入巴伐利亞軍隊。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些最血腥的戰鬥,一九一八年十月,還被英國的芥子毒氣彈波及,一度失明而進了醫院。當他聽到德軍戰敗的消息,他陷入了絕望,然後很快地燃起了憤恨。他跟許多其他民族主義者一樣,都認為軍隊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而背叛者就是那票推翻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並在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簽署停戰協定的文官代表。

  退伍後,希特勒回到他在戰爭爆發前居住的慕尼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巴伐利亞社會主義總理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在推翻維特爾斯巴赫王朝(Wittelsbach monarchy)後,建立了巴伐利亞自由邦(Free State of Bavaria),登時整個城市都掛滿了紅旗。幾個月後,艾斯納遇刺身亡,引發了一些工人起義。這些人匆忙宣布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但卻是曇花一現,後來就被政府軍隊以及準軍事化的義勇軍給無情鎮壓了。革命失敗後,希特勒得到一份工作,是去向前線回來的士兵們講授共產主義的危險。他成長速度飛快,發現自己有一項天賦:「隱藏在我體內的天賦不知不覺間就發揮出來了,原來我可以『演講』。」03

  他的演講能力引起了德國工人黨創始人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的注意,該黨是一個組織鬆散的保守派團體,為求吸引更多人,他們將民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混為一談。一九一九年九月希特勒加入了這個黨,很快就成為該黨最有影響力的演說家,人們蜂擁前來聆聽他的演講。一個很早就追隨他的人記得,他看起來一點都不起眼,像「火車站餐廳的服務員」,穿著沉重的靴子、皮背心,留著奇怪的小鬍子。但當希特勒一開口講話,便立刻驚豔四座。「他早年的時候,對聲音、語句和效果的掌握並不穩定,但今晚的他如魚得水。」他使用一般人能理解的簡單語言,先是表現得平靜、矜持,然後口氣逐漸激動起來,當開始切入主題時,就開始攻擊猶太人、譴責德皇、怒斥在戰爭中得利的人。他說話速度越來越快,同時搭配越來越誇張的手勢,偶爾手指還會在半空中戳來戳去。他知道如何迎合聽眾講話,為他們的仇恨和希望找到語言。「觀眾在結束的時候報以狂熱的歡呼和掌聲。」到了一九二一年,希特勒的追隨者高達六千多名,幾乎可以填滿整個慕尼黑皇冠馬戲團(Circus Krone)會場。04

  一九二○年二月,該黨更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或稱納粹黨(Nazi Party)。它很快地收購了一家負債累累的報紙《民族觀察者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該報最初是由圖勒會(Thule Society)出版。這個協會是一個隱密的神祕主義團體,他們將字符號當作組織象徵,並相信德國將有救世主到來,拯救整個國家。報紙的新編輯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原來把希望寄託在一位名叫沃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的記者身上,一九二○年三月,卡普和大約六千名支持者試圖在柏林對威瑪共和發動政變,但在國家行政機關基層罷工後失敗。艾卡特接著轉向希特勒,視他為「祖國的救星」。年長二十歲的艾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導師,幫助他樹立自己的形象,在《民族觀察者報》將希特勒描繪成德國的下一個偉人。05

  一九二一年夏天,黨的領導層迎來了另一位「受歡迎且有影響力的演說家」,正好是死對頭組織德國工人協會(German Working Association)的領導人。他們提議合併,但希特勒認為這對自己的地位是種威脅,於是賭氣辭職。一切靠居中斡旋的艾卡特定奪。高層害怕失去主將,態度開始軟化。然而希特勒現在卻要求成為「大權獨攬的主席」。幾個月後,艾卡特在《民族觀察者報》上滔滔不絕地稱,希特勒用「鐵腕」干預了該黨的命運,沒有人比他更無私、更正直、更忠誠。06

  希特勒在納粹黨內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他建立了一個準軍事組織「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A)。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是忠誠的追隨者,若有人試圖在公開場合對希特勒叫囂,他會負責痛擊那些異議人士。衝鋒隊還在慕尼黑街頭巡邏,毆打他們的敵人,擾亂政治對手組織的活動。

  希特勒孜孜不倦的努力,讓納粹黨變成了屬於元首的政黨。他把招募新成員的傳單設計成豔麗的紅色,他監督每一個吸引更多群眾的遊行、旗幟、三角旗、遊行樂隊和音樂。希特勒是個一絲不苟的舞台總監,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公布了納粹臂章的精準尺寸和如何配色的指示。在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後,還推出了棕色襯衫。07

  和墨索里尼一樣,希特勒也仔細考慮過如何向外界展示最好的自己。有一位資深追隨者建議他,鬍子要麼留好留滿,要麼就剃掉,他完全不為所動。「別擔心,」他說,「我這是在引領風潮。等一段時間後,人們會很樂意來模仿我。」後來小鬍子跟棕色襯衫都成了他個人的註冊商標。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一樣是個近視眼,但他從來不在眾人面前戴眼鏡。又因為擔心被警察認出來,所以一直在閃避攝影師,這點則跟墨索里尼不同。隨著他的名聲越來越大,眾人對他外貌的猜測增添了一種神祕感。直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希特勒才同意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為他拍照。霍夫曼不久後就成了該黨的官方攝影師。最初拍的照片,他看起來表情嚴肅、眉毛揚起、雙唇緊閉,雙臂堅定地交叉在一起,顯示出一股純粹的決心和狂熱的意志力。這些照片在新聞界廣泛流傳,還被製成明信片和肖像照拿去賣。08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年滿三十四歲,對這位領袖的個人崇拜開始了。該黨的喉舌在頭版下標,稱他為「德國的元首」(Germany’s Führer)。另一位早期的盟友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稱讚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領袖」,他寫道,希特勒在慕尼黑與眾多追隨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神祕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希特勒其實非常清楚他的政敵稱他為煽動家、暴君、自大狂「阿道夫一世陛下」,他自嘲自己其實只是「一個鼓手和召集人」,只是一位等待基督的使徒。09

  這個自謙很虛偽。根據艾卡特的說法,他常看到希特勒不耐煩地在院子裡踱來踱去,大喊著:「我必須像基督進入耶路撒冷聖殿那般進入柏林,並且鞭打那些放債者。」為了仿效墨索里尼的做法,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他發動了一場政變,跟著衝鋒隊一起突襲了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並宣布跟一戰德軍參謀總長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將軍一同組建新政府。當時軍隊並沒有加入叛軍。隔天警察很快就收拾了這場政變,希特勒被捕。10

  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以失敗作結。身陷囹圄的希特勒非常沮喪,但他很快又振作起來,意識到自己將成為烈士。廣泛的新聞報導讓他聲名遠播海內外。全國各地都有人送來禮物,甚至當地一些衛兵走進他的牢房時,還低喊了一聲「希特勒萬歲」。審判他的那些法官很同情他,竟允許他將法庭作為宣傳平台,每家報紙都報導了他的發言。他出庭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原告,因為他認為威瑪共和國才是真正的罪犯。他承擔了這次政變的全部責任。「一切責任都由我擔,」他說,「如果今日我是以革命者的身分站在這裡,那也是一個反革命的革命者。反抗那些一九一八年的叛徒,一點也算不上是叛國罪。」有人說他只是一場愛國運動的鼓手,他對此嗤之以鼻:「我最初的目標可是要再高個一千倍……我想要摧毀整個馬克思主義。」11

  叛國罪的刑期意外地短,只有五年,後來又進一步減到十三個月,不過已足以讓希特勒有時間寫他的政治傳記。一九二四年耶誕節前幾天,他被釋放了,那時《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大部分手稿已經完成。這本書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出版,但直到一九三三年才成為暢銷書。

  《我的奮鬥》概括了希特勒在啤酒館演講的大部分內容。這個國家出現的每一個災難背後,無論是腐敗的議會制度,還是共產主義的威脅,都有猶太人插手的痕跡。他的訴求很明確:廢除《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Treaty)、驅逐猶太人、懲罰法國、建設一個更偉大的德國,並且要為了擴展「生存空間」(Lebensraum)而侵略蘇聯。但是同時《我的奮鬥》也寫出了希特勒傳奇的元素。他從小是個天才、求知若渴的讀者、天生的演說家、一個不得志的藝術家,被命運驅使去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他心中滿懷無與倫比的激情,使他說的話「像槌子一般敲開人心大門」。這個男人是上帝挑選來執行其意志的使者。正如一個親密的追隨者所言:希特勒是一個神諭者,一個會在夢中預言的「夢諭者」(Traumlaller)。12





  這位神諭者沉默了一段時間。因為巴伐利亞州禁止希特勒在出獄後公開說話。《民族觀察者報》被禁刊,他的黨也停止運作。雖然這些禁令大多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就取消了,但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宣傳海報上,還看得到元首嘴巴被膠帶封住的照片,上面寫著「禁止說話」。希特勒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受迫害的愛國者。13

  希特勒一踏出布滿飾釘的蘭茨貝格監獄鐵門之後,就開始尋求媒體曝光。霍夫曼正在外面等著為後人留下紀錄,但一名獄警威脅要沒收他的相機。希特勒在老城門前一輛戴姆勒—賓士(Daimler-Benz)的腳踏板旁,堅定地望向鏡頭,他的鬍子修得整整齊齊,頭髮往後梳得服服貼貼。這張照片在世界各地刊出。14

  雖然外界聽不到希特勒的聲音,但他的身影遍及全國各地,霍夫曼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共出版了三本圖文書。最後一卷名為《德國的覺醒圖文集》(Germany’s Awakening in Word and Image),書中將這位領袖描繪成一位救世主:「一個人從人群中站了出來,向世界傳達對祖國的愛之福音。」市面上開始出現一些海報,其中有一些畫著一群聽眾在等待救世主的出現。15

  在返回慕尼黑的路上,霍夫曼問希特勒下一步打算做什麼。「我要重起爐灶,重新開始。」他的黨再次復活,並搬到布林納大街(Brienner Strasse)一個新地點,不久就被稱為「棕色的房子」。希特勒設計了每一個細節,包括紅色皮椅,背上壓印著仿古羅馬的神聖之鷹徽章。在入口的兩邊,有兩塊銅牌,上面寫著在啤酒館政變喪生的亡者姓名,他們現在被視為「在政變中犧牲的烈士」。16

  然而,黨員人數一直沒有起色。截至一九二七年,入黨人員才達到五萬七千人,又回到政變之前的水準。納粹黨歷經一段時間的政治失勢。因為隨著經濟復甦,再加上抑制通貨膨脹的新貨幣和來自美國資本挹注的幫助下,當局政權相當穩定。德國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國際聯盟,重回了國際社會的懷抱。後來的歷史學家把這幾年稱為「威瑪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Weimar)。

  由於納粹黨的支持率一直委靡不振,一九二七年三月禁止講話的禁令解除了。希特勒公開露面時總是很有舞台效果,現場音樂大聲響起,旗幟與橫幅迎風招展,追隨者伸出手來歡迎領袖,儘管如此,會場上仍可以看到許多空位。他的修辭技巧依然寶刀未老,但是他要傳達的訊息已不再吸引人。改變的腳步踏到一半,卡在了空中。17

  然而,即使他的公眾吸引力不若以往,他神聖的人物形象仍在他的追隨者間傳播開來。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聰明人,右腳畸形,才剛剛入黨。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就非常好奇:「這個人是何方神聖?究竟是人還是神!他究竟是真基督,抑或只是個施洗者約翰?」他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一九二七年夏天的第一次紐倫堡黨大會上,即使出席率低於預期,仍有一大票穿著棕色襯衫的衝鋒隊熱烈歡迎他們的領袖。希特勒編排了整場集會,他向聚集的群眾高喊:「關鍵是你們相不相信元首,而不是人性的弱點。」「希特勒萬歲」成了黨內規定的問候方式,他們用這種方式象徵自己與領袖緊密相連。18

  希特勒具備敏銳精明的判斷力。一位早期的追隨者回憶道,他一眼就能打量清楚某個人,像隻能嗅出氣味的動物,他能夠區別出誰對他「無所保留地信任,甚至到宗教信仰般的地步」,而誰則對他有所提防。他讓前者相互為敵,而後者則是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就會馬上被棄之如敝屣。19

  《我的奮鬥》被政敵冷嘲熱諷,在追隨者眼中卻是聖經。這本書反覆強調,選舉是不可能選出天才的。「駱駝穿針的速度,都比選舉選出偉人還要來得快。」他的追隨者自視為元首的使徒,他們認為不信者的心靈是盲目的。戈培爾在一九二八年一封寫給希特勒的公開信中重申了這一觀點,他指出:「偉大的領袖不是靠選舉選出來的。當世人需要他的時候,他必定出現。」領袖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來解放人民的。在充滿懷疑的時候,領袖是那個為信仰指明道路的人。「你是為未來而戰的第一公僕」,他繼續寫道,並建議元首要安排一群全心信仰他的人,讓這些人漫遊全國,向那些陷入絕望的人宣講信仰。一年後,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迎來了他的四十歲生日。他認為理想的領袖將集品格、意志力、能力和運氣於一身。希特勒已經具備了其中三項。戈培爾預言,他的幸運星將大放光明。20

  年底前,納粹黨終於時來運轉。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威瑪民主的支柱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逝世。幾週後,華爾街崩盤,全世界掀起了恐慌性拋售的浪潮。失業人口飆增,在幾個月內就突破三百萬大關,到了一九三二年達到最高峰六百萬。人們對民主的信念瓦解,通貨膨脹肆虐,絕望與無助的情緒蔓延開來。希特勒霎時踏上了時代的巔峰。21

  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展開。當其他政黨還在用郵局發公告或是在報紙登廣告的時候,納粹已經如火如荼地活動起來。希特勒總是強調口語的重要性,一九三○年,他派了一千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演說者深入各地城鎮,到處散發訊息。人們組織集會、舉行會議、發送海報和傳單,還在人行道畫上納粹符號。

  然而,納粹黨傳教的對象都是同溫層。大多數人民對他們仍很排斥,宣傳的範圍很快就到達上限。納粹黨自稱在進行「希特勒運動」,因為對一些心懷不滿的店主、新教徒農民和戰爭老兵來說,宣傳元首的形象相當有效。雖然納粹在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年九月期間的得票率,從百分之二.六飆升至十八.三,但用歷史學家理查德.貝塞爾(Richard Bessel)的話來說,敵營的支持者「顯然對以希特勒為中心的狂熱崇拜完全無動於衷」。22

  一九三一年九月,希特勒同父異母姊姊的女兒吉莉.勞勃(Geli Raubal)拿他的華瑟手槍舉槍自盡。兩年前她剛搬進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自殺時才芳齡二十三,性暴力的傳聞頓時甚囂塵上,甚至有傳言是謀殺。這是一場公關災難,媒體同時也不斷在報導衝鋒隊領袖羅姆是個同性戀。敵營人士聲稱,納粹黨不僅是個脫離家庭價值的政黨,還是個充滿性變態的組織。23

  六個月後,霍夫曼出版了一本名為《鮮為人知的希特勒》(The Hitler Nobody Knows)的攝影集,把元首的形象描寫得更為親民。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巴爾杜.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為這本書寫了序。他寫道,希特勒不僅是領袖,還是一個「偉大的好人」。很少人知道他生活自律簡樸,不斷為更大的利益而努力,「他的工作能力出色非凡」。他沒有惡習,「很少人知道希特勒是禁酒主義者,不抽菸而且吃素。他愛好歷史和建築,求知若渴地大量閱讀,號稱藏書六千本,而且所有書他不是隨便翻翻,而是真的讀了」。希特勒喜歡小孩子,對動物友善以待。書的封面上是悠閒的元首斜躺在阿爾卑斯山的草地上,身邊有一位牧羊人。書中放了一百張真實生活的照片,有嬰兒時期的希特勒、成為藝術家的希特勒、在家的希特勒、工作中的希特勒、休閒時的希特勒、讀書、聊天、徒步旅行的希特勒,以及面帶微笑的希特勒。24

  這本攝影書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出版,當時正值總統大選。八十四歲高齡的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是受人敬重的陸軍元帥,被人說動出來跟希特勒一起競選。在決選的首日,戈培爾發表了一篇題為〈凡人希特勒〉(Adolf Hitler as a Human Being)的文章。通篇都是在加強宣傳那本攝影集的論調。「希特勒本質上是個好人,」戈培爾保證道,他跟「所有人一樣是凡人,是同志們的朋友,是多才多藝、樂於助人的推動者。」他善良又謙虛,這也是為什麼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忠貞不二,他「不僅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個跟你我一樣的人」。當代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評論道:「他的門徒戈培爾成功說服了德國人,把希特勒缺乏的一切特質全都想像出來。」25

  這位美好的人向數百萬人展現自己。戈培爾租下一架飛機,帶著希特勒飛到數十個城市,宣傳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頭版大大地寫著「希特勒統治德國」。觀眾等了好幾個小時,希特勒才終於像個彌賽亞般,搭著飛機從雲端降落,現場掌聲雷動。年輕女孩向他獻花,當地高層向他表達敬意,衝鋒隊的樂隊為他演奏音樂。現場群眾大聲歡呼。26

  選舉海報上,希特勒的臉在深色背景襯托下脫穎而出,標題簡潔有力地只寫了「希特勒」,讓人一眼就認出他。然而,所有的宣傳都未能讓希特勒獲得足夠的支持打贏總統競選。四月的時候,興登堡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了威瑪共和的總統。幾個月後舉行了全國性選舉。希特勒一直保持著行程滿檔的狀態。終於,他那筋疲力竭的飛行之旅有了回報。一九三二年七月,納粹黨以百分之三十七.三的得票率成為最重要政黨。

  儘管如此,興登堡拒絕任命希特勒擔任德國總理,這個職位相當於政府首腦。希特勒嚥不下這口氣,憤怒地拒絕加入執政內閣。他周遊全國各地,到處譴責柏林的「反動派」。不過,他並沒有得到接納,反而漸漸被人遺忘。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新選舉中,更識貨的選民反而只給了該黨不到三分之一的選票。一份報紙評論道:「光環消失了……魔力不再。」另一份報紙則稱他為「在十一月之霧中的殞落彗星」。黨員們大所失望,數以萬計的黨員紛紛離開。27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這與其說是選舉過程的結果,不如說是興登堡在幕後主導的一系列骯髒政治交易的結果。上了年紀的興登堡雖不信任希特勒,但更加憎恨他的對手。當威瑪共和的最後一任總理施萊徹爾(Kurt von Schleicher)提議用一位實際上的獨裁者統治德國,藉此打破議會僵局時,興登堡轉而任命了希特勒。

  幾週後,國會大廈遭人縱火。希特勒趁機宣稱,此一事件是共產主義者的陰謀。興登堡不相信議會制度能夠抑止來自左翼的威脅,因此被說服通過了一項暫停基本權利的法令。

  於是恐怖主義和政治宣傳同時出現,成千上萬的「褐衫軍」開始追捕他們的反對者。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施塔斯富特(Stassfurt)的社會民主黨市長被槍殺。無數個其他反對黨領袖被恐嚇、毆打,或在送往監獄的路程中遊街示眾。然而,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選舉中,納粹黨依然未能贏得絕對多數,僅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三.九的選票。同月,授權法案通過,接下來四年希特勒的權力不再有限制。28

  更大的恐怖浪潮接踵而至。五月時工會遭解散,六月時其他所有政黨也被解散了。暴力不僅針對政治對手或社會邊緣人,而是所有納粹的對手都無一倖免。僅僅在一九三三年,就有大約十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數百人在拘留期間死亡。雖然許多人後來都被釋放了,但仍起到了寒蟬效應,恐懼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9

  在希特勒成為總理的那一刻,一些市政當局開始向其輸誠,以他們元首的名字重新命名街道、廣場、大道、學校、體育館或橋梁。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漢諾威(Hanover)市中心變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Adolf Hitler Square)。三天後,斯圖加特(Stuttgart)某條從夏洛特廣場(Charlottenplatz)直通威廉宮(Wilhelm Palais)的中央大道,被命名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Adolf Hitler Street)。此外,同一座城市的某所學校被稱為阿道夫.希特勒中學(Adolf Hitler School)。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地方當局為紀念元首的生日,重新命名了總理府。幾年之內,即使是最小的村莊也有阿道夫.希特勒街,許多地方都有阿道夫.希特勒廣場。30

  人們還寫信向元首致敬。二月十八日,松德斯豪森(Sondershausen)一家咖啡和蛋糕店老闆韋伯先生,請求將他的公司取名為「德國總理希特勒」(Reich’s Chancellor A. Hitler),元首斷然拒絕。幾天後,又有一名玫瑰育種家提議將一個新品種命名為「阿道夫.希特勒」,而柏林一位工程師寫信來,要求將一台風力機取名為「阿道夫.希特勒之塔」。一位來自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仰慕者為他的女兒受洗命為希特勒琳(Hitlerine),另外像阿道芬(Adolfine)、希特莉卡(Hitlerike)與希勒琳(Hilerine)也是很受歡迎的名字。31

  但是從來沒有人建造希特勒的雕像。與大多數其他獨裁者不同,元首堅持雕像和紀念碑市給過去的偉大歷史人物建的,他可是未來的領導者。32

  每間辦公室都掛有一幅元首的畫像,在政府機關以外的地方,畫像需求量也在飆升。有些企業請求允許使用他的名字或人像輪廓來銷售肥皂、雪茄和糖果。其他廠商則連通報都省了,直接生產字形狀的糖果和香腸。為了保護這些國家象徵的「神聖性和價值」,戈培爾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通過了一條法律,未經黨批准,禁止傳播任何的元首肖像。33

  希特勒當時只是總理,卻把總統襯在隔壁。希特勒善用了自己的困境,利用興登堡的光環,讓自己走入偉大的德國領導人之列。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兩人偕同出現在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的陽台上,在戈培爾精心設計的火炬遊行中,迎接了約六萬名褐衫軍。兩個月後,波茨坦(Potsdam)國會大廈的開幕儀式上,希特勒恭敬地向興登堡鞠躬,接受他的祝福。每家電影院都在播映這段過程。34

  到了一九三四年,負責做苦力的褐衫軍開始有越來越多人疾呼要求編入正規軍,但保守的將軍們認為他們是暴徒。希特勒不願與軍方對立,他甚至擔心衝鋒隊參謀長羅姆變得過於強大。六月三十日發生長刀之夜,他命令他的精銳黨衛軍清洗了衝鋒隊,前後逮捕、槍殺了羅姆和其他數十名高層,數千人被捕入獄。仍握有軍隊控制權的總統興登堡,還向希特勒表達祝賀。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老元帥逝世。一個小時後,元首集總統、總理、三軍統帥於一身。原本該向總統宣誓忠誠的士兵,如今都改成向希特勒效忠。35

  希特勒一直以來都將自己精心塑造成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現在他希望透過公民投票來尋求認同。八月十九日,市民要投票表決,決定是否將兩個職位合併在一起。一連串的宣傳攻勢發動,各地掛滿了希特勒的海報,海報上只有一個字:「YES」。在BMW的工廠所在地巴伐利亞,一位觀察家指出:「每個公告欄上都有希特勒,每個櫥窗裡都有希特勒,事實上從每個窗戶看出去都能看到希特勒。希特勒的視線從每一輛電車、火車、汽車的窗戶穿進來。」「褐衫軍」在大清洗後仍以小規模的形式維繫組織,他們在一些地方免費發放肖像,要求在顯眼的地方展出。要是誰沒聽命行事,幾個小時後就會被他們處理掉。他們也會發旗子,命人懸掛在窗戶上。德勒斯登(Dresden)市中心的居民曾收到指示,規定他們應該展示正確數量的字旗。36

  選舉結果出爐,有百分之九十的選民支持納粹,只有五百萬人有勇氣投廢票或反對票。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 )在日記上透露:「三分之一的人出於恐懼而投下贊同票,三分之一的人神智不清,三分之一的人既恐懼又神智不清。」37

  公民投票之後,納粹黨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集會。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這個集會一直都在巴伐利亞邦的小城市紐倫堡(Nuremberg)舉行,那裡的建築歷史可以追溯到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時期,所謂的第一帝國(the First Reich)。這些年來,集會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沒有一次比得過那一年的第六次集會,史稱「團結與力量的集會」(Rally of Unity and Strength),集會人數高達七十萬人。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在開幕式上說:「這場大會,是國家社會主義完全統治之下召開的第一場大會。希特勒是德國至高無上且唯一的領導人,『元首』就是國家法律。」這場集會的重點就是讚美元首。納粹御用建築師史佩爾(Albert Speer)建造了一個巨大的球場,看台周圍共有一百五十二盞探照燈,垂直的光束射入夜空,「神聖之光」圍繞著元首。元首向著身穿制服的廣大追隨者發表演講,一言一行都讓這些追隨者如痴如醉。赫斯說道:「黨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國,正如德國就是希特勒!」38

  在一九二四年出獄之後,希特勒就已讓黨開始奉行他的指導原則。對希特勒的信仰,是最至關重要的事,他的直覺、願景和純粹的意志力是納粹黨向前發展的驅動力。希特勒主義的核心主體就是希特勒本人。《我的奮鬥》一書寫道,人們在崇拜一個天才時,會釋放自己內在的力量。只有猶太人譴責這種崇敬偉人的方式是在搞「個人崇拜」。如今全體人民都被要求團結起來崇拜個人。39

  個人崇拜讓其他黨內的人都不能出頭。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公民投票結束的十天後,納粹黨下達一份通知,要求將戈林(Göring)、戈培爾以及其他領導高層的畫像全都從黨辦公地點取下。一年後,追隨者們聚集在紐倫堡參加新一屆集會時,赫斯提出的口號被縮短成「希特勒是德國,正如德國是希特勒」。40

  高高在上的形象可以帶來許多優勢。大多數人都對褐衫軍的凶狠殘暴深惡痛絕,其實樂見長刀之夜的發生,但因為戈培爾嚴格控制著報紙,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大屠殺的規模。許多人都認為他們的總理是一個勇敢的人,他把他的國家置於昔日的同志之上,以閃電般的速度打擊那些對國家造成威脅的有權勢者。不過這場清洗行動也顯示出,納粹運動內部存在著相互衝突的勢力。希特勒似乎是唯一一個能夠團結各種各樣、有時甚至是對立的內部各黨派系。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們之間的競爭,他們所有人卻都必須服從於他。當事情出錯時,一般人會指責他的下屬,而非元首本人,於是元首的光環就更堅不可摧了。41





  國會大廈縱火案兩週後,戈培爾搬進了歐登宮(Ordenspalais),這座十八世紀的宮殿,坐落在總理府對面的威廉大街上。戈培爾身為帝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努力不懈地推動元首的個人崇拜。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希特勒即將四十四歲,戈培爾向全國發表演說。他說,許多仰慕者爭相加入黨的行列,但數百萬名信徒只從遠處見過元首。而少數熟悉他的人,也拜倒在他的人格魅力之下。「認識他的時間越長,」戈培爾繼續說道,「就越欽佩他,且越願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業中。」在接下來十年裡,戈培爾都會在元首的生日前夕舉行年度演講,讚美這位領導人。而元首的生日也成為重大節日,總是有遊行和公眾慶祝活動。42

  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都在一黨專政國家的控制之下。從教育系統到當地的俱樂部,納粹黨接管或完全取代了所有組織,達到「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目標,全都統一服膺於納粹的觀點。戈培爾監控整個新聞界,每家報紙都在報導相同的訊息,並總是只刊出對元首的溢美之辭。

  元首的話語隨處可聞。他的重要談話發表在各大報紙上,並由納粹黨的印刷廠印製成冊發放給數百萬人。自一九三七年開始,每週都有成千上萬的海報和語錄出現在黨的辦公室和公共建築中。報紙上還會特別下標,專門刊登每週格言,通常都是一些希特勒曾說過的話。43

  《我的奮鬥》的銷量一路長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不來梅(Bremen)舉辦德國圖書週,黨員兼文學評論家威爾.維斯珀(Will Vesper)宣稱,《我的奮鬥》是「每個德國人都必須擁有的國家社會主義和新德國聖經」。到了年底,這本書已售出一百萬冊;四年後,銷量超過了四百萬冊。柏林一家報紙大肆宣傳:「一本書征服了整個國家!」它還成了新婚夫婦的禮物,後來連前線的士兵也會免費拿到。44

  市面上也出現了這本納粹聖經的節錄版。一九三四年,〈國家和種族〉(Nation and Race)那一章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兩年後分發給各學校。元首的語錄集開始流行起來,像是《元首語錄》(Words of the Führer)以及《希特勒語錄》(Hitler’s Words)。但是幾年後,希特勒介入要求禁止這些出版物,理由是:它們簡化了他的思想。他堅持他的話必須全部從頭讀到尾。45

  元首的聲音也無處不在。希特勒在成為總理後的第一天,就透過廣播發表了演說。然而效果並不佳,一些聽眾甚至抱怨他的語氣嚴厲,而且「不像德國人」。希特勒努力改進他的廣播說話技巧,他終究是個經驗老練的演說家。他說道:「我認為,聲音比圖像更有說服力,我們永遠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東西。」46

  一九三三年三月大選前夕,希特勒的聲音再次響起。戈培爾得意洋洋地說:「這首讚美詩迴盪在所有德國的廣播。四千萬名德國人站在帝國的廣場、街道上,或坐在酒館裡、家裡的擴音器旁,意識到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正在發生。」47

  「收音機全都歸我管,」戈培爾興奮地說,並且很快就批准了一項計畫,用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出數百萬台廉價收音機。「所有的德國人都用人民的收音機聽元首講話!」這句話成了一句口號,到了一九四一年,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訂閱廣播節目。然而,即使是沒有收音機的人,也無法不聽見救世主的聲音。城市豎立起喇叭桿,小城鎮則安裝了移動喇叭。一九三六年三月,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訪問德勒斯登時,碰巧聽到了希特勒的演講。「我先是去了一家開門的商店,接著去銀行,然後又去了另一家店,一路上都在播放演講,整整一個鐘頭都擺脫不了。」48

  在成為總理之前,希特勒幾乎從未出現在新聞短片中。戈培爾覺得這可能是利用新技術宣傳的機會。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一個攝影團隊和助手在柏林體育宮(Berliner Sportpalast)拍攝了希特勒長達三十三分鐘的演講。但這部電影沒有拍出希特勒與他的聽眾團結在一起的感覺,讓戈培爾開始擔心,而且雖然希特勒固定在每週的新聞短片中出現,但每次的露臉時間都很短暫。49

  希特勒決定介入,他委託萊妮.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來製作《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這是一部關於一九三四年紐倫堡黨集會的紀錄片,風格鋪張奢華。里芬斯塔爾利用移動攝影機、空拍鏡頭和同步音源的方式,製作了一部宣傳的大師之作。這個凶殘政權才剛剛進行了血腥清洗,但影片呈現出來的卻是幾近宗教性的盛大場面,現場忠誠的群眾與他們的救世主,以一種神祕的連結合而為一。片中的巨星就是希特勒,在影片開頭的那一幕,他像神一樣乘著飛機從雲端降落。《意志的勝利》曾在德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獲獎。隨後她拍攝了更多的電影,包括一部名為《自由之日》(Day of Freedom: Our Armed Forces)的宣傳片,以及一部關於一九三六年柏林夏季奧運會的紀錄片。所有這些電影都有舉行試映會,限黨內菁英入場,然後在全國各地的劇院放映,並隨著移動電影院被帶到鄉村去。50

  戈培爾試圖網羅霍夫曼,但這位御用攝影師決心維持「在商言商」的關係。他的生意興隆,在各大城市都有商店。由於元首的肖像受法律保護,所以這位御用攝影師實際上壟斷了市場。他以肖像、明信片、海報和月曆的形式銷售照片。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鮮為人知的希特勒》,銷量約四十萬冊,隨後又出版了一系列同樣成功的圖畫書,像是《圍繞希特勒的青年》(Youth around Hitler)、《希特勒在義大利》(Hitler in Italy)、《希特勒在西岸》(With Hitler in the West),以及《元首的面容》(The Face of the Führer)。這些書的形式各異,從硬殼的精裝書,到前線士兵容易塞進口袋的迷你書都有。51

  許多畫家、雕刻家、攝影師、印刷人員,甚至郵局都跟霍夫曼的工作室進貨。一九三七年,希特勒讓他負責一年一度的大德國藝術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他的觸角伸得更遠了。每年都有幾十幅描繪希特勒的藝術作品擺滿所有展間,其中許多是從霍夫曼的照片複製而來的。52

  戈培爾確實控制了宣傳,但並不包括中小學和大學。他原本期待坐上文化部部長的位子,後來卻是由伯納.魯斯特(Bernhard Rust)上任,這讓他大所失望。希特勒很喜歡搞分而治之,鼓勵下屬彼此競爭,或刻意同時交付好幾個人同一個任務,藉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希特勒成了最終的仲裁者,他時常將手下降級,逼他們不斷跟彼此競爭,搶著超越對方。

  魯斯特是一個狂熱的納粹分子,他讓孩子上學的第一天就開始被灌輸要崇拜領袖。一九三三年底開始規定要向希特勒敬禮。每間教室裡都掛著希特勒的肖像。學校回收了舊課本,還將某一些丟進巨大的篝火中燒掉,新課本則反覆強調:愛你的領袖,服從你的黨。他們不再讀歌德的詩,而是改成背誦漢斯.塞茨(Hans H. Seitz)的詩〈我的元首〉:「我看見了你;我會想著你的模樣;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在你身旁。」53

  在濃縮版的傳記中,孩子們聽到的故事是,某個人原本沒沒無名,後來卻拯救了他的人民。安妮瑪麗.史提勒(Annemarie Stiehler)在她的著作《寫給德國兒童的希特勒故事》(The Story of Adolf Hitler Told to German Children)中寫道:「只要德國人還活在世上,他們就會永遠感念希特勒,他在世界大戰期間從無名戰士,一路奮鬥成為元首,在最迫切的時候,將德國拯救出來。」在一些學校,孩子們每天為元首祈禱:「親愛的上帝,我向祢禱告;請讓我成為一個虔誠的孩子;請祢每天都保佑希特勒;別讓他遭遇任何意外;在我們陷入困境時祢派遣他來;願上帝保佑他。」54

  鮑爾.耶尼里希(Paul Jennrich)一九三三年出版《我們的希特勒》(Our Hitler),他在書中告誡年輕讀者「覺醒起來,跟隨他吧!」年輕人加入了由席拉赫掌管的希特勒青年團,它是唯一一個准許存在的青年組織,一九三四年後,成員迅速增加;三年後,它已成為強制所有德國人參加的組織。他們向元首承諾了愛與忠誠,他們以元首的名義歌唱、遊行、祈禱:「希特勒,你是我們偉大的元首,你的名字讓敵人聞之喪膽。」55

  無論大人小孩,都被告知「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德國勞工陣線(German Labour Front)領導人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是希特勒堅定的追隨者。他在一九三六年紐倫堡集會上喊出了這個口號。全國各地開始流行起來,寫在許多橫幅、海報和報紙上。56





  戈培爾、里芬斯塔爾、霍夫曼、魯斯特、席拉赫、萊伊,所有人夜以繼日地宣傳他們的領袖。但是個人崇拜最偉大塑造者一直是希特勒本人,他是主演人,也是舞台總監,他既是演說家,也是公關。他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形象。一九三二年後,他在遊行和集會上向數百萬民眾致意,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一位與人民很親近的領袖,但他也同樣熱衷於在世界舞台上,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重要人物。

  他一搬進總理府之後,就聘請了一名室內設計師來作一番改造。希特勒很討厭這棟老建築,認為它過度宏偉,象徵這個國家的政治衰敗。隔牆被拆除,讓房間光線變得充足、空氣流通,木質地板也被拆掉,改成乾淨明快的俐落風格。民主聖殿被拆除,一個新的接待大廳建造起來,天花板上鑲嵌著納粹字馬賽克,牆上掛著青銅燈。這個神把整座屋子改造成他要的樣子。57

  幾年後,希特勒最喜歡的建築師史佩爾收到了一張空白支票,準備用來建造一座新總理府,這座巨大的建築將占據整個沃斯大街(Voßstraβe)的北側。希特勒視拋光大理石的主廊道如珍寶,它的長度是凡爾賽宮鏡廳長度的兩倍:「從入口走到接待大廳這段漫長的距離,將讓人們領略到德意志國的權力與宏偉!」他的辦公室有四百平方公尺,每當看到客人必須穿過整片寬廣的空間才能抵達他的辦公桌時,都讓這位元首感到樂不可支。58

  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也重新裝修了一番。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連門把手也沒遺漏。他的室內設計師格迪.特羅斯特(Gerdy Troost)把書籍和藝術品都擺在顯眼的位置,營造出一種布爾喬亞的低調奢華。一位訪客形容,「我們宛如置身格拉斯哥的公園台(Park Terrace)」,所有的設計都是為了讓人有安心的熟悉感和安穩的氛圍。59

  然而,身為一個有教養、值得信賴的政治家,希特勒的主要舞台既不在柏林,也不在慕尼黑。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巴伐利亞山區的上薩爾茲堡(Obersalzberg)買了一間小木屋,重新裝修後擴建成他的行館貝格霍夫山莊(Berghof)。這一帶阿爾卑斯山度假區在當地被稱為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負責改造希特勒住所和辦公室的特羅斯特,用大量的編織物、豪華的掛毯和現代家具,裝飾了寬敞的大廳和臥房。貝格霍夫山莊的中心是大禮堂(the Great Hall),這一個小型體育館大小的接待室,大廳上方是一扇可以升降的巨大窗戶,可以一覽白雪覆蓋的山色全景。希特勒常在這裡舉行聚會,每一個環節的精心設計在在讓客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在浩大的空間中感到目眩神迷,接著對那片全德國最大的玻璃窗感到佩服不已,宛如整個山峰景色就近在眼前,毫無阻隔。家具都沿牆擺放,空間的正中央都保持淨空。超大尺寸的沙發很深,讓訪客不得不窩著、斜倚,或坐在邊緣。希特勒則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他的氣勢主控全場。60

  屋外,希特勒擺姿勢給霍夫曼拍照,像是從陽台餵鹿、跟狗玩耍、和孩子們打招呼。很快地,就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祝福者和遊客趕來,希望一睹元首的風采。一位來自法蘭克福的女士回憶道:「離元首這麼近,就像做了一場美妙的夢。」到了一九三六年,該地禁止外人造訪,但一些知名人士還是不先通知就來訪,又過了兩年,就連這些人也被禁止進入了。61

  屋裡,希特勒接待了源源不絕的達官顯貴,有國王和大使,也有宗教領袖和國務卿。許多人都是精心篩選出來的支持者,大多數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六年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訪德,他回國後宣稱,希特勒是「德國的華盛頓」和「天生的領袖」。溫莎公爵與公爵夫人(The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也曾到此留影。62

  然而,貝格霍夫山莊也為希特勒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可以好好恐嚇潛在對手。當庫爾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前來商討自己國家的命運時,希特勒便安排自己手下中看起來最殘暴的將領們坐在他背後。希特勒沒完沒了地怒罵整整兩個小時,那群將領則用威嚇的眼神瞪著這位奧地利總理。63

  希特勒畢竟不是墨索里尼,後者曾經成功騙過了一些偉大的領袖。與其說希特勒很迷人,不如說他最擅長的是讓人卸下心防,讓那些第一次跟他見面的人對他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希特勒是偽裝大師,他將自己的個性隱藏在他精心建構的形象背後,讓自己看起來謙虛、善良、單純。他很懂如何理解和反映群眾的情緒,同時也知道如何辨認拜訪者的來意,他會調整自己的語氣和舉止來隱藏自己的意圖,淡化他散發的威脅感。一九三二年,美國記者桃樂絲.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出版了《遇見希特勒》(I Saw Hitler),經過長時間的採訪,她將希特勒描繪成「面目模糊的不具體」人物,而且是那種只會打擊「最弱勢敵人」的「典型小卒仔」,希特勒讀了反倒相當開心。但這位記者也跟其他人一樣低估了眼前的這個小卒仔,所有人都沒有料想到他的能耐,以及他即將幹的事。64

  希特勒坐擁第三帝國的兩個權力中心總理府和貝格霍夫山莊,他開始追求《我的奮鬥》中提出的願景,不過他的做法比較多是依賴自己的直覺,機會來臨時就抓住,而不是堅守什麼明確的計畫。德國一九三三年十月退出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三月重新實行徵兵制,軍隊人數增至許可人數的六倍,這完全違反了《凡爾賽條約》。儘管希特勒承諾維持和平,但他還是帶領國家做好戰爭的準備。一九三六年三月,他首次在國際冒險一搏,派他的軍隊進入萊茵蘭(Rhineland)的非軍事區。他的軍事顧問曾警告這件事有風險,他的軍隊要嚴格遵守,一旦遇到任何法國的抵抗就要馬上撤退。然而,除了國際聯盟薄弱的譴責之外,什麼事也沒發生。希特勒打趣道:「我根本像夢遊者,沿著上帝為我安排的道路行走。」如今他開始相信自己是絕對正確的。65

  在萊茵蘭的政變重擊了希特勒的反對者。兩週後在一場公投的包裝下,元首和他的人民上演了一場精心策畫的團結大戲,這讓反對者更加孤立。一波恐怖浪潮早已削弱了對黨的批評力量,人民因為一點小違規就被送進監獄。一位名叫羅伯特.索特(Robert Sauter)的普通市民,曾質疑報紙的可信度,結果被監禁五個月。住在路德維希港(Ludwigshaven)的居民保羅.格洛凡尼亞(Paul Glowania),只是在自己家中表達對該政權的懷疑,被人偷聽舉報而判監禁一年。一九三六年曾在德國旅行數月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說:「德國沉默、緊張、壓抑,只能低聲私語,不再有公眾的聲音、反對的意見,也沒有任何討論。」66

  宣傳機器加上恐怖統治,讓其他人都對納粹黨投下贊成票。即使是一個一千五百人的小鎮,在柵欄上或屋子前,到處都張貼著海報,包括希特勒的巨幅肖像。在布雷斯勞(Breslau)*,每一個商店櫥窗都被要求設置一個希特勒專區,拒絕的店主會被威脅送去集中營待一天。在其他地方,褐衫軍會一一造訪每家每戶,告訴住戶必須貼出多少張海報。不過仍會有人抵抗不從,例如將希特勒的畫像塗滿顏料,或趁半夜時撕毀海報。公投的結果出爐,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投了贊成票。一九三六年九月,希特勒在黨內集會上對欣喜若狂的支持群眾說道:「你們在數百萬人中找到了我,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蹟;而我找到了你們,這是德國的巨大福氣。」67

  希特勒現在有了民意的支持,他想要擴大第三帝國的版圖。但為了能夠發動戰爭,他認為經濟必須自給自足。早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就限制了出口,實施價格管制,建立糧倉,消費採定量配給。一九三六年戈林被任命為「四年計畫」的負責人,竭盡努力在一九四○年前實現經濟獨立,結果卻導致全國陷入缺貨問題。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柏林報導稱,由於肉類、奶油、水果和油面臨短缺,慍怒的人們在食品店前大排長龍。國家開始進口一些日常用品的替代品,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木漿製成的衣服、煤製汽油、煤和石灰製成的橡膠。對成本敏感的人都會好奇,有多少錢是浪費在宣傳上,更不用說為了建造這位「為人民服務的人」的山莊到底砸了幾百萬元。68

  現代獨裁者很愛玩一個老把戲: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但現在的效果卻越來越差,因為所有遊行和集會看起來都一模一樣,演講也是老調重彈。一位評論家甚至直接說:「人民已不再相信希特勒的神奇魔力。」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人認為,這個國家之所以能掙脫凡爾賽枷鎖,全是希特勒的功勞。希特勒讓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重回應有的地位,也讓他們的軍隊恢復了昔日的光榮。69

  更重要的是,只要搞個人崇拜,就不用擔心這個體系漏氣。人們只會指責黨,而不會責怪他們的領袖。他們越失望,就越覺得希特勒其實只是被下屬故意蒙在鼓裡而已,希特勒只是想把最好的給他的人民。大家都在說,「要是希特勒知道的話」。70

  希特勒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命運之手指引的夢遊者,他很清楚自己必須讓所有人看到他的光芒仍在閃耀。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又再次冒險一搏。早在一九一八年奧匈帝國垮台以前,就有人呼籲奧地利和德國應該統一成一個更大的德國。《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奧合併,並將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從奧地利劃出來給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威脅奧地利總理要任命納粹支持者擔任維也納的重要職位。總理舒施尼格回國後,卻計畫舉行奧地利獨立公投。希特勒聞之勃然大怒,對他下達最後通牒,並在三月十二日舉兵入侵。那一天,希特勒親自乘著車隊穿過邊界,受到群眾熱烈歡迎。奧地利成了納粹德國的附庸「東省」(Ostmark)。

  當時國際社會幾乎沒什麼反對聲浪,讓希特勒開始打蘇台德地區的算盤。但希特勒就像許多賭徒一樣舉棋不定,在自信和自疑之間不斷擺盪。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在年度政黨大會上大聲威脅著要發動戰爭。幾天之內,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到訪上薩爾茲堡,希特勒在貝格霍夫門前的台階上迎接他。三個小時的談話進行到一半,希特勒突然像換了個人般,從想法變幻莫測、威脅著要發動戰爭的自大狂,轉變成一個非常理性的談判夥伴。希特勒保證不會對捷克斯洛伐克動用武力,張伯倫同意轉讓蘇台德地區,並在兩週後簽署了《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他看起來很不怎麼樣,」首相這麼跟他姊姊說道,「但他言出必行。」張伯倫一離開貝格霍夫,希特勒就高興地拍手。他不費一槍一彈,就占領了蘇台德地區。71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克蘭普勒描述,「為慶祝偉大德國的創造者五十歲生日,連續兩天充滿了飛揚的旗幟、盛大的慶典和報紙特刊,以及無窮無盡的造神」,戈培爾花了好幾個禮拜籌備慶祝活動,他在四月十九日向全國廣播,要求所有德國人跟他一起虔誠地向全能的上帝禱告:「願上天實現德國人民最深切的願望,願元首在未來的歲月中也永遠健康有活力。」不久之後,各黨派的高層都到總理府致上祝福。晚上九點時,元首出現在人群中。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從威廉大街一路到夏洛滕堡的希特勒廣場,希特勒還在那裡新闢一段同樣也叫凱旋大道的全新東西向大街。十線道的大街上每隔二十公尺就立起一個圓柱,整個晚上都燈火通明,一束束強光打亮圓柱頂上鍍金的字符號和帝國老鷹,在黑色的夜空襯托下脫穎而出。72

  生日禮物堆滿總理府的好幾間房間,在半夜的時候一一被拆開。許多禮物都來自他身邊的人。建造凱旋大道的元首御用建築師史佩爾,預計在柏林興建凱旋門(Arch of Triumph),他在其中一間沙龍搞了一座四公尺高的巨大模型。長桌上還堆了一些小型青銅模、白色大理石裸像以及一些舊畫。人民也獻上了禮物,例如農夫送來他們的農產品,一群來自西發利亞(Westphalia)的婦女為元首的士兵編織了六千雙襪子,還有人烤了一個長達兩公尺的生日蛋糕。73

  真正的慶祝活動在第二天上演。昔日的下士如今以皇帝之姿檢閱著他強大的戰爭機器,讓整個世界都很吃驚。他穿著平日那一套褐色制服,但卻坐在小舞台上覆著紅色長絨毛的寶座上,頂上的遮陽棚裝飾著老鷹和鐵十字架。坦克、大砲部隊、裝甲車隊和上萬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列隊在凱旋大道上遊行向元首致意,一百六十二架戰鬥機以密集隊形飛越頭頂。74

  凱旋大道將首都切成兩半,但同時也將希特勒與整個國家的帝國歷史連結在一起。史佩爾設計的這條大道,是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的延伸,而菩提樹下大街正是當年拿破崙戰爭之後普魯士建造的凱旋大道。凱旋大道是一項宏偉計畫的一部分,柏林將改造成一個千年帝國的首都,一座名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的閃耀城市,媲美埃及、巴比倫和古羅馬。這項計畫以元首本人構想的原始草圖為基礎,包含一個可容納十八萬人、雄偉的「人民大廳」,而凱旋門到時候會有一百一十七公尺那麼高。史佩爾後來說,希特勒要求他蓋出「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來讚揚他、榮耀他」。75

  戈培爾忍不住讚嘆:「舉國上下空前絕後地在為元首慶賀。」六年前這個國家還分崩離析,現在似乎奇蹟般地被希特勒統一了。德國記者兼歷史學家哈夫納對納粹政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計算出全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希特勒的追隨者。76

  克蘭普勒對此持保留態度,他說:「那時候全國八千萬人都被媒體綁架,每個人都害怕說話,怎麼能怪他們?」希特勒在他慕尼黑的老地盤特雷莎草地廣場(Theresienwiese)發表演說,原本預計會有五十萬人到場,但最後來的頂多二十萬人。「他們站在那裡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一個旁觀者表示。大多數的人都是從鄰近的公司和工廠被強行帶到會場。史佩爾自己也記得,一九三九年那時候雖然也是有人很熱衷,但歡呼的群眾完全都是被操控好的。77

  「希特勒的五十大壽慶生方式如此奢華鋪張,人們可能會真的相信他的聲望在高漲。然而那些真正認識老百姓的人很清楚,可能不完全如此,很多都只是表象而已。」一則批評政權的匿名評論如此寫道。在慶典舉行的前兩週,人們不斷收到通知要求裝飾自己家,不遵守的人就等著被處罰。甚至連教堂都收到宣傳部的具體指示,如何在這個偉大日子裡敲響鐘聲。78

  無論人民是否像戈培爾宣稱的那樣崇拜元首,他們始終都生活在對戰爭的恐懼之中。當奧地利和平地被併入帝國時,即使是狂熱的追隨者也鬆了一口氣,但他們並不相信《慕尼黑協定》。張伯倫一回到倫敦就受到熱烈歡迎,他手裡拿著一張在風中飄動的薄紙,自信地宣告:「這為我們的時代帶來和平。」歐洲其他地方也有人熱烈歡呼,但並不包括德國。德國人民認為這只是在裝樣子,他們小小聲地說:「大家都不懂希特勒。」79

  張伯倫原本深信希特勒只是想要吞併蘇台德地區,但事實上,元首希望消滅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行動了,德國、匈牙利、波蘭入侵並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禮拜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捎了封訊息,要求希特勒保證不會攻擊歐洲其他國家。張伯倫本人就曾宣稱,如果波蘭的獨立受到威脅,英國會出手干預。慶生會的時候,儘管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充滿力量也很團結,但其實籠罩著一層厚厚的恐懼。80

  幾個月後,眾人越來越擔心戰爭爆發,希特勒與史達林簽署了一項同盟協議,為國際社會投下震撼彈。主要的敵人現在成為盟友了,這意味著戰線只有一條。但是希特勒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以為有了蘇聯在背後撐腰,法國和英國就不敢干涉波蘭。這是一場豪賭,但希特勒很相信自己一直以來都有正確的直覺。他樹立了一個命中注定之人的形象,並且對此深信不疑。他駁回了跟他不一樣的意見,包括自己的將軍。戈林曾諫言不需要這樣孤注一擲,希特勒卻回答:「我這輩子每次要賭都是要賭上全部身家。」德國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西部,蘇聯則於九月十七日入侵波蘭東部。81

  九月三日,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戰,所有人都震驚不已。霍夫曼說,這場宣戰激起的並不是如一九一四那年的狂熱,而是「極度的絕望」(abysmal despondency)。「這一天,沒有人表達出興奮之情、沒有人歡呼、沒有人扔擲鮮花、沒有人對戰爭一頭熱,也沒有人對戰爭表現出歇斯底里,」夏伊勒在柏林觀察道,「甚至沒有人怪罪法國和英國。」82

  連希特勒也大吃一驚。霍夫曼發現他「癱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臉上流露的盡是懷疑和懊惱」。但他很快又振作起來,因為關於在波蘭迅速推進軍事行動的報告開始源源不斷地傳來。83

  軍隊入侵後在一週內就抵達了華沙,但柏林的街頭上並沒有人在狂歡。夏伊勒在日記中寫道:「在搭地鐵去電台的路上,我發現大家對這條重大新聞異常地冷淡。」隨著法國和英國的船實施經濟封鎖,幾乎所有商品都受到影響,棉花、錫、石油和橡膠的進口減少了一半,越來越多東西採定量配給,人們只好聽天由命。許多商店,像是糖果店、魚販、雜貨店的櫥窗,原本放的是定量配給的商品,逐漸改放元首的照片、國旗布條,還有勝利的綠色。為了資助戰事,所得稅增加了高達百分之五十。84

  到了十月的時候,甚至連橡膠套鞋也只夠提供給百分之五的人口。冬天氣溫驟降到攝氏零度以下,一半的人口在嚴寒中受凍,沒有煤炭可用。萊伊透過電台宣讀了一份耶誕宣言:「元首永遠是正確的。服從元首!」85

  希特勒一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生日那天,不再有教堂的鐘聲響起,因為許多教堂的大鐘都被熔掉去製造子彈了。儘管幾週前占領丹麥和挪威的軍事行動告捷,仍只有七十五位民眾來致上生日祝福,他們站在總理府外等著一睹元首的風采。86

  希特勒意識到他無法打破經濟封鎖。他再次賭上一切,趁著他的部隊還有足夠補給品時,企圖爭取勝利。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國軍隊進軍荷蘭、比利時、法國。德軍輕鬆地以坦克從側翼包抄法國的防禦工事,在六月十四日時抵達巴黎。四天後,德法在國際臥鋪車公司的車廂中簽下休戰協定,那個車廂正好跟法國統帥馬歇爾.斐迪南.佛區(Marshal Ferdinand Foch)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向德國代表提出休戰條件的時候是同一個車廂。

  六個禮拜前傳出要入侵法國的消息時,許多人的反應都很冷淡。夏伊勒評論道:「我見過的大多數德國人,都陷入抑鬱之中。」現在他們都在為希特勒歡呼,稱他是「新歐洲的創造者」(Creator of a New Europe)。希特勒親自監督了勝利閱兵儀式的編排,他堅持認為閱兵「反映了」他的軍隊取得「歷史性的勝利」。當他乘坐的火車緩緩駛進火車站時,在現場已等待了好幾個小時的群眾雀躍地歡呼起來。元首流下了眼淚,激動到說不出話。在他返回總理府的路上,人們擠得水洩不通。「街道上覆滿鮮花,看起來像是五顏六色的地毯,」戈培爾寫道,「整個城市充滿了喜悅。」87

  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所有人都在慶祝休戰。人們一方面為先前對戰爭的懼怕鬆了一口氣,一方面又非常欣喜希特勒實現了計畫。看來,上帝之手又一次指引元首走向勝利。88

  希特勒在國會大廈發表了一場富有說服力的演說,向英國遞上橄欖枝。這場演說是他最好的一次表演,對英宣戰其實無可避免,他算計著藉此團結渴望和平的人民。他擺動身體,變換聲調,細細斟酌每個用字遣詞,兩眼炯炯有神,說到反諷之處就轉動他的頭,搭配各種手勢,他一方面一副充滿自信的征服者姿態,但同時又巧妙地呈現出他是人民忠誠的僕人,給人一種創造和平的真誠形象。「他可以完全不動聲色地說謊。」夏伊勒說道。這場演說有一部分是演給他的將領們看的,他們一起坐在第一個陽台上。他手一揮,將十二名將軍全升格為元帥。戈林則晉升最高軍階的帝國元帥(Reich Marshal)。89

  英國拒絕求和。令他們驚愕的是,許多老百姓現在都意識到,戰爭不會很快結束。不列顛戰役(The Battle of Britain)隨後爆發,但是帝國元帥戈林未能成功將英國炸到投降。希特勒採取了另一個計畫,一個他自從寫了《我的奮鬥》後就一直放在心上的計畫,那就是征服俄國。德國非常仰賴史達林的石油和糧食供應。蘇聯看起來很虛弱,他們的軍隊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冬天入侵芬蘭失敗後損失慘重。希特勒相信他可以很快取得勝利。一九四一年六月,他再賭了一次,背叛他的盟友,大約三百萬名士兵越過了俄羅斯邊境。

  德軍很快就陷入了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日本襲擊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後,希特勒對美國宣戰,在他的想像中,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大國。他顯然低估了美國生產小麥、煤炭、鋼鐵和人力的實力。令所有人聞之喪膽的雙線戰事,如今成了現實。元首對自己的天才太過有自信,無視軍隊最高指揮部的聲音,執意干預戰爭的每一個方面。他一再拒絕從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這個以他勁敵為名的城市撤軍。數十萬名德國士兵死於這場戰史上最血腥的戰役,剩餘的德意志國防軍於一九四三年二月投降。90

  戰場遠在天邊,多年來德國人民聽到的消息都說,希特勒是閃電戰大師。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宮發表演講,他告訴人民,全面戰爭現在是不可避免的。無線電廣播轉播了他的講話內容,各家報紙也紛紛轉載。91

  希特勒從眾人的視線消失。為了平息外界說他健康每下愈況的謠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做了簡短的發言。這是一場非常匆促的沉悶演出,有些聽眾甚至以為這是找別人模仿出來的。他的手顫抖得越來越嚴重,這無疑是他不願公開露面的原因之一。他的祕書說,他相信鋼鐵般的意志可以戰勝一切,但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手。92

  在希特勒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生日的前夕,戈培爾在他的年度演講中解釋道,有才能的人不需要在世界舞台的鎂光燈下展示自己。在無止境的工作日和無眠的夜裡,希特勒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勞心勞力,背負著最沉重的負擔,面對最大的痛苦。93

  一些人嘲笑戈培爾,其他人則相當震驚。許多人意識到史達林格勒是一個轉折點,德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針對當權政府的嚴厲批評開始出現,不過大家都很清楚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刑事處分。大家也很清楚,如果犯了重大的戰略錯誤,那麼應該為此負責的只有某個人了,而這個人不把一切都毀滅掉,是不會罷休的。94

  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墨索里尼下台,越來越多人開始公開地批評當權政府。人們收聽外國電台,渴望更了解一直進犯的敵軍。越來越少人行希特勒式敬禮。納粹黨衛軍安全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黨員不再配戴黨徽」。被扔出權力核心的外交官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l)表示,越來越常聽到有人說:「真希望首先踏進柏林的是英國人,而非俄羅斯人。」95

  全面戰爭帶來了更嚴格的配給制,老百姓被迫縮衣節食。不過他們的狀況仍比其他國家的人好多了。波蘭被入侵的時候,猶太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族群也開始遭到有計畫的殺害。一九四一年,納粹在占領的波蘭境內建立了種族滅絕營,很快地,來自歐洲各地的數百萬名猶太人被關在密封的貨運列車上,送往毒氣室銷毀。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分類、標記,然後送往德國資助戰爭。

  紙和紙板也實行配給,霍夫曼的攝影生意卻不受影響,因為國家認為元首的照片是「戰略上不可缺少的」東西。每個月大約有四噸的紙指定要供給他的公司。96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包圍的噩夢現在成了現實,兩支強大的軍隊以巨大的鉗形攻勢向德國挺進。希特勒依然深信自己的天才,一直扯他將軍們的後腿,並且痴迷地研究地圖,但由於一直沒有傳出捷報,他越來越懷疑周遭的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幾位軍事將領試圖刺殺他。他們在普魯士的戰地指揮所「狼穴」引爆公事包炸彈,企圖炸死元首。希特勒受到輕傷逃過一劫。這更堅定了他的信念,認為自己是命定之人,若他繼續戰鬥,將會出現某個奇蹟的武器,或者命運突然改變,在最後一刻拯救他和他的人民。

  那時他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霍夫曼形容他,是「一個昔日自己的顫抖影子,一艘燒焦的廢船,所有生命、熱血、火焰老早消失殆盡」。他頭髮花白,駝著背,步履蹣跚。史佩爾說,連他隨從的紀律都開始鬆懈。當他進入房間時,即使是他在貝格霍夫最忠誠的追隨者也依然坐著繼續講話,有些人在椅子上睡著,另一些人無拘無束地大聲說話。97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俄國人占領了城門,收音機傳來元首的宣言。希特勒預言,戰爭的命運之輪將出現轉機。他遭到各界的嘲笑,甚至黨內人士也對他冷嘲熱諷,其中有人諷刺地說:「又來一個領袖的預言。」士兵們公開說他是「自大狂」。隨著遠處前線的砲火隆隆,老百姓開始從公共建築上取下字符號,並且對政府高層固執不投降感到憤怒。其他人把元首的照片從客廳拿走,一位老太太甚至說道:「我把他火化了。」98

  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希特勒躲進了新總理府的地堡。這成了他「逃離現實的最後一站」,史佩爾寫道。但他仍然下令繼續戰鬥,決心為這個不值得他戰鬥的國家帶來死亡和毀滅。99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六歲生日,敵軍的第一枚砲彈擊中柏林,砲火終究是無情的,兩天後宣傳部就成了廢墟,只剩下一個白色的建築立面。資深可靠的同伴開始棄船逃逸,包含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戈林。四月三十日,希特勒飲彈自盡。他聽說墨索里尼死得很不體面,為避免自己受到任何褻瀆,他下令將自己的遺體焚化。一天前,他與長久以來的情婦愛娃.布勞恩(Eva Braun)才剛結婚。兩人的屍體後來雙雙被拖出地堡,淋上汽油點燃。

  隨後,最堅定的納粹分子出現了一波自殺潮,包括整個戈培爾家族、希姆萊、魯斯特和萊伊。數以千計的老百姓也自殺了。蘇聯紅軍(Red Army)一抵達,一位新教牧師就報告說:「所有虔誠的教徒家庭都自殺了,有些人溺死、有些人割腕或是在家裡自焚。」不過元首的死,並沒有讓太多人感到悲痛,也沒有焦慮的信徒流露出傷心的樣子。「很奇怪,」在聽到廣播宣布希特勒死亡後,漢堡一位婦女說,「竟然沒有人在哭,甚至沒有人看起來很悲傷。」一位年輕人一直以來都很好奇自己的同胞在聽到領導人去世時會作何反應,在聽到電台廣播之後,竟發現大家都「宛如歲月靜好那樣漠不關心」。克蘭普勒觀察道,第三帝國一夜之間就消失了,幾乎沒有人記得。100

  希特勒一死,整個反抗勢力就瓦解了。蘇聯紅軍對此大感意外,他們原本以為會遭遇他們國內發生過的那種激烈黨內鬥爭,沒想到這裡的人民是那麼的溫順。他們還很驚訝,竟有如此多的人將紅色的納粹字旗幟攔腰剪斷,做成共產黨旗。在柏林,敬禮的口號改成了「史達林萬歲!」101





* 譯注:二戰前為德國城市,二戰後劃給波蘭。





第三章





STALIN





「在莫斯科什麼沒有,列寧最多,」一九二四年,在這位共產主義革命家和國家元首過世幾個月後,法國記者亨利.貝侯(Henri Béraud)觀察道,「比如列寧海報、列寧畫像、列寧馬賽克、燒焦的列寧烙畫、列寧油氈、列寧墨水瓶、列寧桌墊。有專門店在販賣他的半身像,從青銅、大理石、石頭、瓷器到雪花石膏,各種材質、各種尺寸、各種價格應有盡有。更別提還有列寧的照片,比如正式的肖像照、生動的快拍以及新聞影片。」貝侯大膽地說,列寧可能是僅次於墨索里尼,全世界照片最多的國家元首。01

  甚至列寧人還沒進棺材,他的同志們就已經開始悼念他了。一九一八年八月,列寧剛走出莫斯科一家名字叫「鐮刀與鎚子」(Hammer and Sickle)的工廠,幻想破滅的革命家芬妮.卡普蘭(Fanny Kaplan)走上前向他開了幾槍。其中一顆子彈打中他的頸部,另外一顆射穿他的左肩。儘管傷勢極為嚴重,他還是倖存了下來。他的醫生表示:「只有那些命中注定的人才有辦法從這樣的重傷中大難不死。」不久卻開始出現寫給這位偉大領袖的悼詞,還被印製發行了數十萬份。紅軍的創始人和指揮官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讚揚他是「人類歷史上新時代」的「大自然傑作」,是「革命思想的體現」。黨報《真理報》(Pravda)編輯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寫道,他「幾乎具有預言能力」,是「世界革命的天才領袖」。02

  列寧恢復健康後,這些悼辭才得以止住,但當他的健康狀況最終迫使他在一九二二年於公眾場合缺席時,個人崇拜又捲土重來。跟法西斯和納粹一樣,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並沒有什麼計畫或綱領,而是由一位精心挑選的領袖組織起來的。引領了這場革命的是列寧的意志和遠見,還有最重要的是他的直覺,而非半世紀前馬克思所提出的共產主義原則。列寧是革命的化身。如果他無法再親自領導,那他的追隨者就必須借助他的名號,或是聲稱自己從他的革命精神中獲得啟發。03

  列寧的神格化也取代了民意。即使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們最受歡迎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黨也只贏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選票。他們以暴力奪取權力,而且獲得的權力越大,就越殘暴。卡普蘭的暗殺行動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紅色恐怖(Red Terror)。當權政府有系統地針對整個群體發動攻擊,像是罷工的工廠工人,以及逃離紅軍的農民。革命後,數千名神父修女被指為階級敵人而遭殺害,有些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有些人被閹割,有些人被活埋,有些人被扔進滾燙的焦油鍋裡。整個皇室家族都被槍殺或刺死,他們的屍體被支解、焚燒,最後扔進一個大坑。如果說暴力讓許多老百姓退避三舍,那麼不管是抽象的「階級鬥爭」,還是大部分農村地區的文盲連念都不知道怎麼念的外國用語「無產階級專政」,更是無法贏得他們的認同。然而,將領袖當成聖人來崇拜,至少相當成功地讓人誤以為這個國家和七千萬人民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繫。04

  列寧並沒有指定繼任者,但因為托洛斯基曾反對他提倡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為了約束托洛斯基,便在一九二二年時親自挑選了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擔任總書記。這個政策有效地扭轉了十月革命後實行的強制集體化,當時工廠工人必須依據法令進行生產,他們的貨物都被國家沒收。

  這個被稱作戰時共產主義的體制,讓經濟淪為了一片廢墟。新經濟政策轉回市場,允許個人經營小型企業。停止強制徵收糧食,取而代之的是對農產品徵稅。托洛斯基認為新經濟是對資本家和富農的屈服,要求國家在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當上總書記的史達林獲得了巨大的權力,儘管他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他不是一個厲害的演說家,說話帶著濃重的喬治亞口音,聽起來很蹩腳。他總抓不準節奏,演說的時候也幾乎不伴隨任何動作。而且跟許多他的同事不同,他並沒有在國外流亡多年的革命者光環。他書寫很流利,但不是一個傑出的理論家,無法詳細論述共產主義學說。史達林卻善用了這些缺點,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謙虛的僕人,致力於促進更大的利益,跟其他不斷地追求鎂光燈的人形成對比。

  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務實的實踐家,而非革命的倡議者。大家都說他有非凡的組織能力、工作能力和堅強的意志,他的對手則經常把他貶為很普通的行政官員,像托洛斯基曾說他是「我們黨內的傑出庸才」。然而,史達林其實是個狡猾、肆無忌憚的操縱高手,他利用別人的弱點把他們變成心甘情願的幫凶;他還是個天才的戰略思想家,政治觸覺敏銳。和希特勒一樣,他關心身邊的人,無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他都會記住他們的名字與交談過的話;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時機。05

  隨著列寧漸漸康復,史達林成了他的中間人,利用新獲得的權力,慢慢拉近與領袖的距離。但他們的關係並不穩定,一九二三年兩人鬧翻了。身體狀況不佳的列寧口述了一系列的紀錄,後來被稱為《列寧遺囑》(Lenin’s Testament)。這份文件表明,史達林性情粗暴,應該將他從總書記的位子撤換下來。

  活著的列寧是威脅,死去的列寧則成了資產。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去世,那一刻起,史達林下定決心要成為他最忠實的學生。他是核心圈裡第一個進入列寧臥室的人,他戲劇化地雙手捧起死者的頭貼近自己胸膛,慎重地吻著列寧的臉頰和嘴唇。06

  列寧的木乃伊遺體被放在紅場(Red Square)一個玻璃棺裡好幾個禮拜,那裡的寒冬讓他的遺體完好無缺。下一步該如何處理,黨內卻是意見分歧。俄羅斯有將聖人製成木乃伊的悠久傳統。基輔的洞穴修道院(Monastery of Caves),是隱居的僧侶在十月革命前常常禱告的地方。地下墓穴裡排列著幾十個聖徒,他們的臉被燻黑,瘦弱的雙手放在滿是灰塵的破舊衣服上。將革命領袖製成木乃伊其實帶有宗教色彩,這與列寧妻子在內幾位領導者的無神論觀點衝突。但是在總書記的支持下,時任葬禮委員會主席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意見勝出。數百萬人來到靈柩前瞻仰,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列寧都要繼續奉獻給勞工階級的人民。07

  幾個月後春天一到,一群科學家就把列寧的屍體帶走,開始實驗用化學物質防止屍體腐爛。一九二四年八月,列寧再次出現,他那白色大理石般的遺體被放在一個專屬陵墓中展出。貝侯說,大排長龍的崇拜者慕名而來,他們很有耐性、貧窮又迷信,就跟那些「在鍍金的聖像和燃燒著黃色火焰的蠟燭前低聲祈禱」的人一模一樣。08

  列寧的遺體到手後,史達林開始主張自己擁有列寧言論的所有權。他把列寧研究所(Lenin Institute)納進自己的羽翼下,監督所有重要的列寧文獻出版。不過,列寧的文集並沒有一套既定的學說。史達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列寧主義的講稿,題名為〈論列寧主義基礎〉(Foundations of Leninism),以此表明自己是列寧遺產的保衛者。他寫道,列寧主義是帝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偉大繼承者。09

  然而,一九二四年五月黨代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審查《列寧遺囑》時,史達林遇到了阻礙。兩位黨內大老——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被托洛斯基的野心搞得心煩意亂,在兩人表態支持史達林之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決定只向委員會代表宣讀文件,而非公諸整個大會。托洛斯基不願在他的奪權之路上表現出分歧,所以並沒有出手干預。臉色慘白的史達林則謙卑地請求免除他的職位,他表現出相當懊悔的樣子,賭中央委員會不敢真的動作。最後是他賭贏了,但內心相當憤恨不平,因為看來他的主子想把他趕出門。10

  在穩定心神之後,史達林開始在自己身邊聚集一些可靠、忠誠的支持者,其中包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卡崗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以及奧茲尼基哲(Sergo Ordzhonikidze)。他利用總書記的職權,將對手的支持者全換成自己的親信。他吩咐私人助理負責搜集資訊,並且幫他處理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史達林的私人祕書列夫.米克利斯(Lev Mekhlis)開始監督史達林公共形象的各種眉角,審查媒體刊登的照片。11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史達林把托洛斯基逼入絕境。史達林以列寧門生的形象示人,托洛斯基卻選錯了策略,他出版自己的文集,自恃跟列寧平起平坐。如此一來不僅讓托洛斯基顯得自大,還留下了文字證據,顯示他曾在許多議題上反對列寧。史達林發表了一篇充滿指控的文章〈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Trotskyism or Leninism?),譴責他的對手是「不斷革命論」(permanent revolution)的擁護者,背離了列寧主義的原則。細心的讀者看得出來,這個標題問的是,要選托洛斯基還是選史達林。

  史達林還瞄準了托洛斯基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其他布爾什維克黨員,包括曾幫助史達林挺過《列寧遺囑》風波的中央委員會領袖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都不喜歡轉向市場。史達林逐漸削弱他們的影響力,把他們打為教條主義的左翼分子,他們的思想將導致蘇聯走向滅亡。努力不懈捍衛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的布哈林,從旁助他一臂之力。一九二五年,史達林親自向農民代表發表演說。這些農民拒絕在獲得土地契約之前播種。史達林大手一揮,就承諾了二十年、四十年,甚至是永久的租期。當被問及是否將回歸私人土地所有權時,他回答:「我們可以寫下憲法,當然也可以改變它。」這次演說的報導傳遍世界,全世界都認為史達林是一個冷靜、務實,跟人民打成一片的共產黨領袖。12

  到了一九二六年,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被迫組成聯合反對派來抗衡史達林,而史達林也立即反對他們,並譴責他們組成的派系為黨帶來動盪。由於幾年前就已經禁止組織派系活動,托洛斯基被逐出了中央政治局,他的追隨者少到屈指可數。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一次中央委員會全員到齊的會議上,托洛斯基再次試圖提起《列寧遺囑》。然而到了那時,許多黨代表已經認為史達林是謙虛、有效率又勤奮的列寧捍衛者。相形之下,被邊緣化的托洛斯基顯得傲慢、吵鬧又自私。史達林反駁他,聲稱三年前共產黨已審閱過這份文件,並拒絕了他的辭呈。史達林擊垮了托洛斯基。現場代表們報以熱烈的掌聲。不到一個月,黨驅逐了托洛斯基及他的幾十名追隨者。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洛斯基被流放到哈薩克(Kazakhstan)。一年後,他被逐出蘇聯。13

  就在這位主要對手被流放之際,史達林開始執行托洛斯基的政策。托洛斯基曾警告要對抗農村的「新資產階級」。一九二七年年末,糧食供應下降了三分之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Leningrad)面臨糧食匱乏的威脅,於是史達林派搜刮小隊進入村莊,下令用槍盡其所能地掠奪任何東西。那些反抗的人被當作「富農」(kulak)迫害。所謂「富農」是個貶義詞,字面上的意思是「富有的」農民,但實際指的是任何反對集體化(collectivisation)的人。這拉開了農村戰爭的序幕,經過幾年之後,終於帶來大饑荒。

  黨內那些繼續堅持史達林早期思想的人,包括布哈林在內,都被痛斥為右派。整個黨瀰漫著極度的恐懼,黨員被打成「左翼反動派」或是「右傾者」,一個個被捕入獄,他們的家屋被搜查,親屬被帶走。人們一夜之間消失無蹤。史達林還打擊了經理、工程師和規畫者,甚至有外國人被控蓄意破壞。14

  在這次黨內大肅清期間,一九二八年五一勞動節組織了一場盛大的遊行。一八八六年芝加哥警察朝訴求八小時工時制的罷工者開火,自那之後起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都會慶祝五月一日。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工人們拉著布條和紅旗遊行實屬常見,有時甚至演變成與警察在街頭鬥毆。列寧在政治生涯早期就看到了這類慶祝活動的潛力,他寫道,這些活動可以發展成「偉大的政治示威運動」。一九○一年五月一日前後,史達林本人就曾捲入在祖國喬治亞(Georgia)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發生的一場血腥衝突。15

  一九一八年,列寧將五月一日訂為法定假日。十年後的一九二八年,史達林修改了勞工法,將五月二日也列為假日。慶祝的節目早在幾週前就開始準備了,莫斯科的主要十字路口豎起巨大木頭和紙板架成的立牌,上面描繪著工人、農民和士兵向著未來走去的樣子。五月一日當天,史達林和他主要的副手出現在列寧陵墓的木造城牆旁,向著花車下一群高舉布條歡呼歌唱的人群致意。隆隆作響的坦克、裝甲車、機槍和探照燈組成的龐大遊行隊伍接著駛進會場,頭頂上還有飛機嗡嗡作響。整個排場都是在展現巨大的組織力量,一切都是寫好的腳本,從上到下無不精心策畫,每一句口號也都有法令批准。成千上萬的人就這樣呆等好幾個小時,只為了能夠穿過廣場看領袖一眼。16

  到了一九二九年,史達林已經準備好在蘇聯印上自己的標誌。列寧先一步將俄羅斯變成世界上第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完成了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之後以「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為名,試圖達成的目標:有系統地消滅黨外的一切組織。其他政黨、工會、媒體、教會、行會和協會全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之後,立刻禁止自由選舉,也不再有法治,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正義和鋪天蓋地的古拉格(gulag)體制。

  史達林試圖更進一步永久地改變這個國家的經濟,在短短五年內將一個落後荒蕪的農業國家變成一個工業強國,以極快的速度從無到有建起一座座巨大的工業城市,從國外進口即時可用的工廠、擴建廠房,並開挖新礦坑來滿足煤、鐵和鋼的需求。蘇聯工廠工人一週工作七天,並沒有什麼八小時工時制。農村產出的糧食作物會被拿到國際市場上出售,因為賺取的外匯是工業得以擴張的關鍵。而為了可以榨取更多糧食,農村實行了集體化。村民被趕進國有農場,富農則被排擠在外,大約有三十二萬戶富農家庭被拆散,家庭成員被送往集中營,被迫在礦山工作,或被流放到帝國的邊陲地區。史達林認為,集體化是清除整個富農階級的唯一機會。17

  在史達林的領導下,現在的黨神聖不可侵犯,黨的路線是不容爭辯的奧祕意志。史達林本人成了那位神聖的偉大領袖(vozhd),這個詞以前是列寧的專有名詞。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當史達林與列寧平起平坐之後,大家不再談論馬克思。一名美國記者記錄道:「在紅場,克里姆林宮城牆對面的那些建築物上,展示著列寧和史達林巨大的面容,他們龐大的全身肖像畫則高高地懸掛在劇院廣場(Theatre Square)的鷹架上,一邊是大都會飯店(Metropole Hotel),一邊是莫斯科大飯店(Grand Hotel)。18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祝賀史達林,該黨的喉舌《真理報》稱,接獲「無數通電報」慶賀這位偉大領袖的五十歲生日。在波蘭、匈牙利和義大利,甚至有人從監獄裡偷渡出祝賀的紙條。宣傳機器卻澄清,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全世界數百萬工人在表達對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忠誠。史達林就是黨,是所有工人階級的榜樣,他「鋼鐵般的意志盛裝著熾烈的熱情,對勝利執著的信仰奠基在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上,無產階級者藐視內戰前線的死亡」,他是謹慎的領袖,他的思想「如探照燈般照亮著未來」。19

  其他人的阿諛奉承也花招百出,像是史達林的下屬們為他們的領袖譜寫讚歌,個個樂於卑躬屈膝。身材矮壯、蓄著濃鬍的黨祕書卡崗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稱讚史達林是「列寧最親密、最積極、最忠誠的助手」。奧茲尼基哲(Sergo Ordzhonikidze)則把他的主子描述成列寧真正的、堅定不移的門徒,他有鋼鐵般的意志,將帶領黨邁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勝利。20

  然而,很少人真的見過史達林,最多只有在每年的五一節和十月革命慶祝會時,遠遠地看見他站在紅場的舞台上。那個時候的他看上去幾乎像個雕像,他身材健壯,身穿軍大衣,頭戴一頂軍官大盤帽,擺出一副沉著冷靜的姿勢。他很少出現在新聞短片中,也從不在公共場合說話,收音機裡一次也沒播過他的聲音。他的照片由私人祕書嚴格管控,一切標準化。即使在海報上,史達林也顯得冰冷而遙遠,他象徵著一個以堅定意志推動革命的人。21





  這十年來,史達林從一個不起眼的政委,變成不可質疑的領袖。但他多次被迫與強大的反對勢力作戰。列寧在把最高權力交給史達林後,卻改變了主意,在遺囑中要求他下台,這份遺囑成了史達林日後揮之不去的陰影。天才辯論家和受尊敬的紅軍領袖托洛斯基,也是個難纏的對手,他一次又一次地挑戰史達林。純粹的報復心以及冷酷的算計驅動著史達林不斷前進,但多年來,他也開始心生不平,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這位「心懷怨恨的勝利者」(A victor with a grudge)變得永遠都無法信任周圍的人。22

  雖然史達林已經習慣擺出嚴厲、冷漠、高高在上的樣子,但他很快地開始培養更人性化的另一面。托洛斯基的流亡讓局勢變得更詭譎,史達林像是在看守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獅子。托洛斯基一到國外,就試圖表現得比史達林更像列寧主義者。他開始出版《反對派公報》(Bulletin of the Opposition),以他對政治運作的詳細了解來報導黨領導層內部的爭議。一九三○年他的自傳《我的人生》(My Life)以俄語和英語出版,書中把史達林描繪成一個平庸、忌妒心強、狡猾的人物,祕密策畫的陰謀背叛了革命。托洛斯基重述了《列寧遺囑》:「史達林粗魯、不忠誠,而且很會濫用他從黨機器那獲得的權力。應該要除掉史達林,避免黨分裂。」史達林曾創造了托洛斯基主義這個詞,現在托洛斯基反過來大肆推廣史達林主義。23

  一年前,在史達林五十歲生日之際,他的喬治亞同志阿維爾.耶努吉澤(Avel Enukidze)就講了一些很有人情味的故事,融合一些史達林神話的元素。史達林是一名鞋匠的兒子,一個早熟而有天賦的學生,但也是一個被趕出神學院的年輕叛逆者。他並不愛慕虛榮,擅長用很簡單的話向工人解釋複雜的問題,工人們暱稱他為「索索」(Soso)。他堅守著布爾什維克主義,全心奉獻給革命事業。耶努吉澤稱:「史達林到死都始終如一。」24

  史達林不僅僅是黨的領袖,他還是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實質領導者,他將指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前進的方向。然而與托洛斯基不同的是,他在國內外的形象都一直保持神祕而遙遠。一九三○年十一月,史達林邀請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的新聞記者尤金.萊昂斯(Eugene Lyons)到辦公室見他。萊昂斯經常旅行,曾在蘇聯官方通訊社塔斯社(TASS)的紐約辦事處工作,他是從莫斯科幾十名記者中被精心挑選出來的人。史達林面露微笑地在門口迎接,他帶有一點靦腆的模樣,立刻讓記者放下了心。萊昂斯報導稱,領袖那蓬亂的小鬍子襯得他黝黑的面孔也和藹可親起來。從他輕鬆的舉止、樸素的打扮、沒有任何裝飾的辦公室,到中央委員會總部安靜而有序的走廊,一切都非常的簡樸。史達林仔細傾聽,謹慎回應。「你是獨裁者嗎?」萊昂斯終於問出口了。「不,我不是。」史達林溫和地回答,並且解釋道,黨內的所有決定都是集體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己發號施令。「我喜歡這個男人。」萊昂斯走出來時興高采烈地說,還寫了一篇文〈史達林笑了!〉,由史達林親自編輯。這篇阿諛奉承的文章登上了世界各地主要報紙的頭版,「揭開了低調的克里姆林宮之神祕面紗」。25

  史達林在採訪中插入了一段親密的家庭故事,談及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一週後,休伯特.尼克伯克(Hubert Knickerbocker)採訪了史達林的母親,一位穿著灰色羊毛連身裙的普通婦女。她喜形於色地說:「索索一直是個好男孩!」她非常高興能夠談論到自己最愛的話題。26

  後來越來越多有聲望的知識分子跟進,一直在宣傳史達林善良、簡樸、謙遜的形象,說他儘管手握著巨大權力,但並不是獨裁者。一年後,社會主義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莫斯科受到了儀隊列隊歡迎,當局還為他辦了一場慶祝七十五歲的生日宴會。他走訪全國各地,參觀了模範學校、監獄和農場,遇到的村民和工人都非常認真地讚揚黨和他們的領袖。他親身體驗的一切其實都是史達林精心布置的。兩個小時後,這位愛爾蘭劇作家認為,這位獨裁者是一個「可愛又幽默的傢伙」,並宣稱,「他沒有惡意,也沒有騙人」。蕭伯納畢生都崇拜這位暴君,直到一九五○年他死於病榻,壁爐架上還掛著他偶像的畫像。27

  寫過拿破崙和俾斯麥傳記的著名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亦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與史達林見過面,同樣也被史達林的簡樸打動,認為他雖然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卻「絲毫不因此感到自滿」。但關於這位簡樸之人如何勉為其難接受數百萬人崇拜的故事,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大概是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他一九一八年搬到莫斯科,並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一九二七年,他第一次見到史達林的時候,就完全被迷住了。巴比塞寫了一篇頌揚的文章,被翻譯刊登在《真理報》。一九三二年他們又再次見面,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文化和宣傳部仔細調查了巴比塞。巴比塞在巴黎成立世界反戰及反法西斯委員會。一九三三年十月,巴比塞收到史達林寄來巴黎的三十八萬五千法郎,相當於今日的三十三萬美元。法國文學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也曾會見過史達林,套句他的話來說,那些「寫作方向正確」的作家都可以發大財。28

  史達林為他的作者提供傳記所需的資料,而他在宣傳機器中的手下負責監督每一個細節。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的《史達林:這個男人眼中的新世界》(Stalin: A New World Seen through One Man)一書中,巴比塞把史達林描繪成一位新的救世主,一個在紅場上的每場遊行中都有數百萬人高呼其名的超人。然而,即使身邊有這麼多人崇拜他,他仍然保持謙遜,把每一次的勝利都歸功於他的老師列寧。他的薪水只有區區五百盧布,家裡只有三扇窗戶。他的大兒子睡在餐廳的沙發上,小兒子則睡在壁龕裡。他只有一位祕書,相比之下,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僱用了三十二名祕書。即使在私人生活中,這個「坦率又聰明的人」依然是個「簡樸之人」。29

  從巴比塞到蕭伯納,這些外國名人幫史達林解決了他個人崇拜的核心矛盾:蘇聯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而非個人專政。在共產主義的論辯中,只有法西斯獨裁者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宣稱過他們的話高於法律,他們的人民就是服從於他們意志的子民。因此,即使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都充斥著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但說他是獨裁者可萬萬不行。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人們不顧他的意願,拚命頌讚他、要求要見他,而他只能百般無奈地在紅場遊行時在數百萬人前拋頭露面。30

  他的形象在各方各面都與他的對手成對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總是在他們的追隨者面前叫嚷、咆哮,史達林在黨集會上則是非常低調,坐在擁擠的最末排位子不發一言地靜靜觀察。他們很愛向人民發表看法,史達林則傾聽人民。他們隨著情緒起舞,史達林則理性地仔細斟酌每一個用詞。史達林的話很少,所以大家都很珍視他,並向他學習。正如路德維希所言,他的安靜仍傳達著力量,他的「沉默是一種不可承受之重」,隱隱蘊含著一絲威懾。31

  巴比塞說,雖說史達林可能只有一名祕書,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他五十歲生日之後,他利用整個黨機器來助長自己的派系,各種海報、肖像畫、書籍、半身像數量開始激增。一九三○年夏天,第十六次共產黨黨代表大會上,史達林講了七個小時的話,這場大會變成了向史達林效忠的表白大會,如今,無論是在國會內部、報紙上還是廣播中,讚揚成了義務。32

  農村正在執行一場殘酷的集體化運動,一九三二年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列寧和史達林的雕像更是隨處可見。在烏克蘭、烏拉山、窩瓦河、哈薩克和西伯利亞部分地區,估計有六百萬人餓死,因為大量的糧食、牛奶、雞蛋和肉類都被賣到國外,為五年計畫提供資金。當地的人民即便只能吃草、啃樹皮,仍要為他們的領袖歡呼。33





  一九三○年,史達林在第十六屆國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猛烈又持久的掌聲變得越來越冗長」。四年後,第十七屆國會更誇張了,速記員記錄著「震天響的鼓掌聲」,還有人狂吼「我們親愛的史達林萬歲!」這次大會被譽為「勝利者的會議」(Congress of Victors),所有代表一同慶祝集體化農業和快速工業化的成功。但是背地裡,成員們對史達林的做法頗有怨言。有些人雖然公開地讚揚他,但其實很擔心他的野心。甚至有謠言說,反對他繼續在任的票太多了,以致他得銷毀一部分的選票。34

  但史達林對這一切都不做反應,他很有耐心,總是在逆境面前表現出一種無所畏懼、刻意忍讓的樣子。一九三四年年末,一名刺客槍殺了列寧格勒的黨書記基洛夫(Sergey Kirov)之後,史達林開始採取極端措施。這也標誌著「大整肅」(Great Terror)的開端,曾經違抗過史達林的黨員都被逮捕了。一九三六年八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第一批遭受作秀公審的人,他們最後被判有罪並處以死刑。陸續還有其他人遭殃,包含布哈林和另外二十名被告,他們被控是「右派和托洛斯基派」的人。超過一百五十萬名老百姓被祕密警察誘捕、審問、拷打,而且常常很草率地就予以處決。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是這場運動的高峰,每天平均有一千人被處死刑,他們都被指控為階級的敵人、破壞分子、反動派或投機分子,其中有一些人是被自己的鄰居或親戚舉報出來的。35

  在大清洗的過程中,各種個人崇拜更盛行了起來。一九三四年,史達林不是唯一一個受到下屬讚揚的人,到了一九二○年代末期,幾乎每一位領導人,甚至是當地企業的董事,都命令他們的工人在公共假日的時候歡天喜地高舉他們的畫像。有些領導人成了小史達林,在自己的地盤模仿著他們的主子,製作可以讓自己名傳後世的肖像畫和雕像,身邊圍繞著歌頌他們的馬屁精。伊凡.魯緬采夫(Ivan Rumiantsev)就是個例子,他自己就是一個馬屁精,一九三四年曾讚揚史達林為天才。他自視為西部地區的史達林,逼迫一百三十四座集體農場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九三七年春天,魯緬采夫被指控為間諜遭到槍殺。36

  有時候政治局的委員會以他們的名字命名整個城市。除了史達林格勒,還有莫洛托夫(Molotov),或是奧茲尼基哲(Ordzhonikidze)。等到哪個領導人失寵了,城市的名字就會被草率修改掉,比如像是命運多舛的城市托洛斯克(Trotsk),以及季諾維斯克(Zinovevsk)。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只剩下一個人能與史達林的名字相提並論,那個人就是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他是蘇聯名義上的主席,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六年的國家元首。他的職位純粹是象徵性的,但他的表現令人欽佩,盡忠職守地簽署史達林的每一項法令。即便自己的妻子因為稱史達林為「暴君和虐待狂」而被逮捕,他也完全無動於衷。37

  一九三四年六月,「勝利者的會議」開完三個月後,史達林開始監督國家宣傳機器的方方面面。他的形象變得更是無所不在。有一個美國訪客發現,「在莫斯科新地鐵站工地周圍的大型廣告牌上、喀山(Kazan)的公共建築外牆上、店裡的神聖角落(Red Corner)、警衛室和監獄的牆上、商店、克里姆林宮、大教堂、戲院,總之就是各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型的肖像畫。38

  史達林在忙著簽署死刑執行令和主導作秀公審的空檔,接見一些作家、畫家、雕塑家和劇作家。史達林將「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風格強加在整個藝術界,將藝術的個人特質抹滅殆盡。藝術必須吹捧革命。童話故事因為不屬於無產階級而被禁止,孩子們只能讀跟牽引機和煤礦有關的書。委員會審查文本和圖像時必須符合蘇聯的意識形態,一位歷史學家將蘇維埃的這種文化稱之為「鏡廳」(hall of mirrors)。既然史達林是革命的化身,是他們中最光芒耀眼的人,「工人們會在史達林斯克市的史達林廣場上的史達林工廠的史達林文化之家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寫信給史達林,也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了」。39

  以這位偉大領袖為名的城市有五個,史達林斯克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四個為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史達林納巴德(Stalinabad)、史達林諾(Stalino),以及史達林納葛斯克(Stalinagorsk)。還有一些大型公園、工廠、鐵路、運河也以他為名。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從白海一直開鑿到波羅的海列寧格勒的史達林運河(Stalin Canal),全程都是由囚犯施工建造而成,於一九三三年開通。材質最硬的鋼鐵被稱為「史達林鋼」(stalinite)。萊昂斯寫道:「每一份印出來的專欄、每一塊廣告牌、每一台收音機,你都可以聽到他的名字。他的形象無所不在,在草坪上用鮮花拼出來的字裡、在路旁的電燈上,或是在郵票上;幾乎每家店都可以買到熟石膏和青銅做的史達林半身像、畫著粗糙史達林畫像的茶杯,以及石版印刷與照片明信片。」40

  政府宣傳海報的數量從一九三四年的兩百四十張減少到一九三七年的七十張,但隨著人們開始越來越關注領袖,印量又增加了。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普通人的圖片,但一定會跟領袖有關,例如抬頭凝視著領袖、舉著領袖的畫像遊行、正在研究領袖的文本、向領袖敬禮、歌頌領袖,並追隨著領袖邁向烏托邦的未來。41

  無所不在的史達林,開始懂得露出慈祥的微笑了。畢竟「勝利者的會議」在一九三四年就宣布實現社會主義,而史達林本人在一年後也宣稱「生活變得更快樂了」。面帶微笑的史達林有時被崇拜他的人群包圍,有時接受了興高采烈的孩子們獻上的鮮花。其中一張照片被印製了上百萬份,照片中的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從一位名叫潔莉亞.馬克伊佐娃(Gelia Markizova)的小女孩手中接過鮮花(小女孩的爸爸後來被視為人民的敵人而遭槍殺)。史達林是霜爺爺(Grandfather Frost),俄羅斯的耶誕老人,他和藹微笑地看著孩子們慶祝新年,世上的所有一切似乎都是史達林送的禮物。比如說公共汽車、拖拉機、學校、房屋、集體農場,全都是他賜予的,他是一切萬物的最終分配者。即使是成年人也是他的孩子,史達林就是父親,或更確切地說是「小父親」(batiushka),這是人民對那些關心臣民福祉的沙皇的暱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作秀公審最激烈的時候通過了蘇聯新憲法,又稱為「史達林憲法」(Stalin’s Constitution)。42

  每一個新的表達方式,都是上面的人設計的。一九三五年,年輕作家亞歷山大.阿夫登科(Aleksandr Avdeenko)演講結束時,向蘇聯致謝。後來史達林的私人祕書列夫.米克利斯(Lev Mekhlis)來找他,建議他應該要感謝史達林。幾個月後,蘇聯廣播上播放著阿夫登科在巴黎的世界作家大會上的發言,每句話的結尾都加了「感謝史達林!」以及「感謝史達林,這是我的榮幸!」阿夫登科的事業蒸蒸日上,後來連續三次獲得史達林獎。43

  至於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作家,則被送進了全國鋪天蓋地的集中營系統古拉格。一九三四年,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奧西普.曼德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因向密友背誦了諷刺領袖的詩而被捕入獄,幾年後死於中轉營。其他還有一些詩人、哲學家、劇作家,都直接被槍斃了。

  照理來說,人們越是崇拜領袖,大眾文化就應該會有越多相關作品,所以勞工族群創作了一大堆的詩作和歌曲。一位來自蘇聯達吉斯坦的婦女如此奉承道:「山谷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天空。可是啊,史達林,天空再高,也無法高於你的思想。星星和月亮都無法與太陽爭光,但在你閃亮的心靈面前,就連太陽也變得蒼白無光。」集體農場裡的農民賽迪克.克瓦其亞(Seidik Kvarchia)創作了一首史達林之歌:「這個男人迎敵無數,他救助孤兒、寡婦和老人;所有敵人在他面前都會嚇得發抖。」44

  儘管政府精心的設計讓人民不可思議地自動自發發揮創造力,但到了一九三九年,一切創作還是被同一套說法取而代之。官方報紙、演說家和詩人全都唱著同一首讚詩,讚揚這位「無與倫比的天才」、「偉大而受人愛戴的史達林」,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領袖和激勵者」,「偉大而光榮的史達林,是世界革命的領袖和傑出的理論家」。人民知道在公共集會上什麼時候該拍手,也知道在公共場合什麼時候要提到他的名字。重複才是關鍵,而不是創新,意思是過多的